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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徽宗赐道画 《志》卷17（楼观部篇）记载崇宁五年（1106）于茅山修成元符万宁宫，其曰：“元符万宁宫在积金山陶隐居道靖故基，刘先生混康庵居骑上。先生以道遇哲宗，诏以所居为元符观。崇宁五年落成，徽宗御题额曰元符万宁宫”（《道藏》5-624上）。《志》卷11《上清品》“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传”记载元符观落成后，徽宗亲笔提额曰元符万宁宫，并赐印、剑及“御制诗颂书画”（《道藏》5-605中）。 《志》卷26《录金石篇》收录宣德郎充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司勾当公事鲍慎辞于大观元年（1107）撰《茅山元符观颂碑》，记载徽宗赐玉印、念朱、扇及御书《度人经》、《清静经》、《六甲神符经》等在元符宫落成之前（《道藏》5-664下）、同卷收录大观元年资政殿大学是金紫光禄大夫醴泉观使兼侍读上柱国南阳郡开国公蔡卞奉敕撰《茅山元符万寿宫记》。卞为蔡京之弟，王安石之婿、卞言元符宫落成前，“皇帝又为书《道藏》经数卷及亲画老子像赐之”（《道藏》5-667下）。同卷收录大观二年（1108）蔡卞奉敕撰《茅山华阳先生解化之碑》。此时卞为观文殿学士、卞言元符观将成，刘混康请求朝见以亲自谢恩，徽宗召见，“赐御书画，于是增改观名曰元符万宁宫”（《道藏》5-669上）。鲍慎辞和蔡卞所记。距元符万宁宫落成仅一两年时间，显然比经后人整理而成的《楼观部篇》和“刘混康传”更为准确。徽宗赐物当在元符万宁宫将建成之前。 所赐物品，几处记载小有出入。大概是因为均未将赐物全部列出，而是各选主要几种概述，选择和称名不尽相同所致。综合来看，可以肯定徽宗曾赐刘混康书画，其中包括老子像。茅山二十代宗师，元符万宁宫主持笪净之于大观元年在《茅山元符万寿宫记》后题跋，赞颂徽宗所画老子像曰：“圣笔神画，妙绝古人”（《道藏》5-668上） 《志》卷4《诰副墨》辑大观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宋徽宗诰曰：“御笔画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各一本，可与去岁所画太上老君，共（供）三清、潜神供养”。（《道藏》5-568下）。这里所说的去岁所画太上老君像，当指崇宁五年所赐那一幅。徽宗要求刘混康将自己画的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像供奉在三清殿、潜神庵中。三清殿当在崇禧观中，潜神庵在元符万宁宫中。《志》卷17《楼观部篇》“元符万宁宫”条介绍元符万宁宫修成之后，潜神庵仍为刘混康所居，为元符万宁宫的一部分，位于最后（《道藏》5-624上）。《茅山华阳先生解化之碑》记载元符万宁宫建成，徽宗“诏赐所居庵以潜神为名”（《道藏》5-669中）。 大观元年十一月六日徽宗诰曰：“三茅君圣像画毕，止伺先生到阙，专得面付”（《道藏》5-569下）。皇帝赏赐，既有酬功扬善、教化臣民之苦心，也含常示皇恩、广结民心之深意、即是礼仪答谢、感情交流之细行，也是内政外交、政经分配之重举，故而是一种经常性的政务行为、由于一切属于皇帝，所以皇帝的赏赐包括一切，从爵禄名号道种种特权，从土地山川道金银财宝，从生死姓名道诗乐书画，无所不有。赏赐物中，以御制诗乐书画最能展示皇帝个人的文化素质和风格。在中国历代皇帝中，赏赐御制诗词歌赋和书法题字者比比皆是，惟独赏赐乐和画者比较少见。 宋王朝一直处于中国内部几个政权并存而互相攻伐的时代，并长期处于军事上挨打受辱的地位，其政治、经济地位根本无法与军事强大、外交威严汉唐盛世相提并论。但宋朝确实文化大国，学术与艺术空前繁荣，辉煌的成就远远高出汉唐之上。文昌与武弱的这种反差。他虽然在政治上是位昏君，军事上是位被俘之君，文化上却是一位高雅之君。南唐李后主可谓与宋徽宗同一类型的前辈。 徽宗热爱绘画艺术。他广集绘画作品，命文臣编辑《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他将画院的地位排列于书院、琴院和棋院之上，亲掌翰林图画院，赐画院的画家佩戴金紫鱼袋，使他们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他设立画学，用科举办法选拔画家。他重视宗教绘画，“宣和画学”将绘画分为六科，列于首位者即佛道科。他不仅致力于提倡、组织绘画研究、创作和培育绘画人才的工作，而且亲自作画，成就高。他的绘画技巧得吴元瑜亲传，继承崔白风格，以精工逼真著称。他传世作品甚多，如《雪江归棹图》、《御鹰图》、《听琴图》、《柳鸦芦雁图》、《芙蓉锦鸡图》、《摹张萱號国夫人游春图》、《摹张萱捣练图》等。但他常令画院高手捉刀代笔，故有一些他题字、押印的作品，绘画并非他的真迹、上述传世作品中，也有三幅被怀疑为代笔之作。《宋史•徽宗本纪》仅记载徽宗于“（宣和元年五月）壬申，班御制《九星二十八宿朝元冠服图》”（《宋史》2-404），而《茅山志》却记载徽宗还创作了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和三茅真君等道神像。《茅山志》和《宋史》所载宋徽宗御笔道像，是否出自徽宗亲笔，不得而知。即使有代笔之作，也无碍于徽宗的画家地位。徽宗赏赐御制道画，表现出他多才多艺的一面。 值得玩味的是，徽宗赐画的同时，指示刘混康将这些道画供奉于三清殿和潜神庵。在封建社会，一般人均以获得皇帝的赏赐为顶荣耀的事，并把皇帝赏赐的物品视为无价之宝，妥为珍藏，甚至供奉起来。宋代时，佛道画的功能已从供奉为主，转为供赏玩为主，在世俗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北宋创作过道画的著名画家有武宗元、孙知微、徐知常、李得柔、颜德谦等、徐、李为道士。武宗元等画家创作的文人道画大概没有几幅被挂到宫观的大殿里去。但宋徽宗赏赐的道画却另当别论。因是御赐，又是道画，刘混康大概不敢轻慢圣上，以赏玩之物待之，必然恭恭敬敬地供奉于妥当之处，何况圣谕又要求这样作。 宋徽宗可能不甚了解刘混康的心理，但他显然清楚当时的佛道画多用于赏玩的风习。宋徽宗大概有所担心，故特地指示刘混康将道画供奉起来。由此可以看出，宋徽宗的这几幅道教神像画，是专门为了让茅山供奉而绘制的，不是供赏玩的。也可以说，宋徽宗是为了崇和传播道教精心绘制（或令人代笔）道像画的。宋徽宗自称道君皇帝，优宠刘混康、林灵素等道士，组织编篡《道藏》，亲自注释道经，亲自参加大型经忏活动，命官员听道士讲经，命佛教改宗道教。他是中国历史上以尊崇道教而著名的几位皇帝之一。他向茅山颁赐御制道画、也表现了他对道教的虔诚。 由于赐受双方分别为皇帝和宗教领袖，徽宗赐画这样的小事也便具有政治意义，体现着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也可以反过来认识，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有许多时候是通过皇帝和宗教领袖间，通过政教两界人物间打交道来体现和完成的，往往显示出丰富多彩的个人风格，宋徽宗在对茅山道的交往中就发挥了自己的绘画特长和作为道君皇帝的优势。 五、 茅山酆都 《志》卷17《楼观部篇》“紫阳观”条曰：“建炎（1127-1130）中，河北博州道人王若宁者，来山独居丁公山东岩下。夜梦神人指岩穴曰：‘此酆都考训之所。可去洞百步居焉’至秦桧歿，夫人王氏纯素诣靖真李宗师，乞拜章，知桧系此酆山狱中。王命其子熺即洞口建太乙殿，以求冥释。所施幡与石记存焉。大元至元癸末岁，奉玺书为观，存古额焉”（《道藏》5-626上）。此则酆都故事述及南宋和元代，盖为彼时人所编，流传于民间。 酆都为我国宗教神话中的冥界之一。汉以前小说有幽都之说。《山海经•海内经》说，北海之内有幽都山。《淮南子•坠形篇》高诱注说，幽都在雁门之北。六朝时期道经称之为罗酆山，又将鬼帝与酆都联系在一起。葛洪《枕中记》说，张衡、杨子云为北方鬼帝，治罗酆山。陶弘景《真灵位业图》说酆都北阴大帝治罗酆山。陶弘景《真诰•阐幽微》说，罗酆山在北方癸地。无论称幽都、罗酆、还是称酆都，无论指实，还是言虚，均将其地理位置放在北方。根据五行与其他事物相配的学说，水主北方，主玄冥，主冬季，主黑色，主潜藏，冥界酆都应位于北方。六朝以后的道经和其它文献，也大都沿袭酆都在北方的神话，有时干脆称为北部。 位于中国西南部重庆市丰都县著名的“酆都鬼城”，由来已久，因地名而起。隋代因平都山下有丰民洲，山与洲名各取一字组合成县名，建置丰都县。其地自三张五斗米道时起，即道教流传之地，居民对道教冥界酆都神话当不陌生4.故而，自建置丰都县后，由于音同字近，出于追求新奇、陶醉恐怖的民众心理，人们很快突破了酆都应在北方的老框框，将丰都县傅会为酆都冥府所在地，可说是无师自通、必然而然之事。今“酆都鬼城”所存碑文记载，这种付会早在唐代即开始为人津津乐道了。宋代的一些笔记小说，如洪迈《夷坚志》和范成大《吴船录》，甚至将丰都县径直记为酆都县。民间信仰、民间文学的势力如此巨大，以至于明代官方索性正式将丰都县改名为酆都县。知道1958年，政府才砍掉“酆”字的右耳朵（邑旁），恢复了最初的县名。 从《茅山志》记载的故事可知，宋元时期位于中国东南部的茅山出现的酆都鬼狱，与地名无关，实因人而起。宋高宗时秦桧两据相位，前后长达十九年，力主和金，诛锄抗金的忠臣良将。尤其是炮制岳飞冤狱，致岳飞赐死狱中，子岳云和旧将张宪杀于都市，天下冤之，闻者流涕。秦桧阴险毒辣。《宋史•秦桧传》曰：“桧阴险如崖，深阻竟叵测。同列论事上前，未尝力辩，但以一二语倾挤之。李光尝与桧争论，言颇侵桧，桧不答。及光言毕，桧徐曰：‘李光无人臣礼。’帝始怒之。凡陷忠良，率用此术”（《宋史》卷473,39-13765）。他掌握了多数皇帝最容不得臣民对己不敬、最容易轻信此类诬陷的秉性，“四两拨千斤”，借刀杀人。这些都使秦桧遗臭万年。于是，在他死后，民众毫不客气地将此君请入酆都鬼狱。明末冯梦龙编《古今小说》卷32收录短篇白话小说《游酆都胡母迪吟诗》，描写秦桧在酆都鬼狱中受冥刑的情景。茅山酆都故事和《游酆都胡母迪吟诗》的故事，都表明民众需要借酆都一泄痛恨秦桧的情绪。 将北方的酆都鬼狱迁至茅山，亦非无缘无故。茅山酆都故事说，秦桧一死，王氏即去酆都洞口求冥释。秦歿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北方国土尚在金政权统治之下，南北方交通阻隔，编故事的人会觉得无法把秦桧的鬼魂押送到北方。可能还担心金政权会搭救秦桧的鬼魂。为了使故事情节周圆，只好将酆都鬼狱移到南方。恰好茅山有北极殿，酆都大帝与北极关系密切。将酆都迁至茅山，似乎也可找到说头。 茅山酆都故事，是民众心理。民众文学改造宗教神学的生动一例。它表明，民众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推动着宗教或快或慢，成显或隐地在不停地走。如果民众和社会都不需要了，那种宗教也就寿终正寝了。 4 参阅王家佑，李远国撰《丰都“鬼城”考》，载《四川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1期。 （作者：四川大学教授 朱越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