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论新亚教育
唐君毅论新亚教育
杨永明 李玉芳
[摘 要] 唐君毅先生在新亚书院执教期间，对新亚书院的办学缘起及旨趣，对教育的理想与目的，对教育的内容与要求等，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中有些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也不无启迪作用，值得借鉴。
[关键词] 唐君毅 新亚书院 教育目的 教育内容 教育理想
唐君毅先生（1909—1978）一生主要以教育为业。1932年于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便在成都蜀华、天府中学任教；1933年因友人许思玄推荐返中央大学任助教；1937年转华西大学任讲师； 1940年受宗白华先生邀请回中央大学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47年到江南大学任教务长；1949年春应广州华侨大学之聘前往任教，此时因大陆解放在即，便与钱穆等迁居香港。随后与钱穆、张丕介等先生一起创办了亚洲文商夜学校，后改为全日制，更名为新亚书院，任教务长兼哲学系主任；1963年新亚书院与崇基、联合三所私立学院合并组成香港中文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和哲学讲座教授；1974年从中文大学退休后又与牟宗三、徐复观等在新亚书院原址恢复新亚研究所任所长，并创办新亚中学，致力于基础教育。唐君毅先生中晚年亲手创建并一直关注着新亚书院的发展，可以说，新亚书院寄托着唐君毅先生的理想与抱负。本文拟就唐君毅先生在新亚的教育思想作一浅析，敬请方家指正。
一、论新亚书院的办学缘起及旨趣
新亚书院是钱穆、唐君毅、张丕介诸先生流亡香港后，“想对中国之文化与教育，负一点存亡继绝，返本开新之责任”[1]，历经各种艰难困苦，正如在新亚校歌中所唱的“手空空，无一物”的条件下创建起来的。它的诞生寄托着创办者们的文化理想。正如梅贻宝先生后来回忆所说：“当年创校之初，僻居桂林街卑陋的校舍，钱校长与数位教授及少数学生，宿舍与教室混用，校务与生活无分，物质条件极端简陋，但他们以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孜孜不倦，弦歌不辍。教授志不在获取薪酬，学生也不以考取文凭为目的，师生一家，共同为理想而努力。”[2]
新亚书院的教育文化理想是什么呢？按照唐君毅的解释，新亚即新亚洲，而亚洲是介于中国和世界之间的一个概念，“新亚书院的同人，正是要在中国的国情与世界学术文化的潮流之中间，尝试建立一教育文化的理想而加以实践。”[3]457页而这种教育文化的理想“不外一方希望以日新又日新之精神，去化腐臭为神奇，予一切有价值者皆发现其千古常新之性质。一方再求与世界其他一切新知新学相配合，以望有所贡献于真正的新中国、新亚洲、新世界。”[3]459页唐君毅认定“人类如果莫有原自亚洲之伟大宗教精神与中国之儒家道家所培养出之各种德性，如仁爱、慈悲、谦让等，人类定然毁灭。”[3]459页只有古老的亚洲和中国获得新生，而后中国、亚洲、世界人类才真能得救，因为“中国文化之一贯精神，是生心动念，皆从全体人类着眼。”[3]458页而中国与亚洲的新生，“尚不止是充量的接受殴美之近代文明之谓。”[3]458页换言之，除了接受欧美近代文明之外，“中国人与亚洲人必须对其历史文化中之有价值者，能化旧为新，求其以通古今之变”。[3]458页这种文化理想为什么要以书院的形式去实现呢？这是因为创办者们对我国宋明以来书院制度情有独钟。唐君毅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认为“书院教育不失为一良好之办学方式”，[4]67页在抗战结束后，唐君毅一度准备与程兆熊等恢复宋代朱熹陆九渊曾在那里讲过学的鹅湖书院并得到钱穆、牟宗三等先生的支持和认可，后因种种原因而未果。其实抗日战争时期，马一浮就在四川乐山创办过复性书院，产生过较大影响。
新亚书院的办学旨趣在其招生简章中有概括的说明：“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本此旨趣，一切教育方针，务使学者切实瞭知为学、做人同属一事。在私的方面，应知一切学问知识，全以如何对国家社会人类前途有切实之贡献为目标。惟有人文主义的教育，可以药近来教育风气专门为谋个人职业而求智识，以及博士式、学究式的为智识而求智识之狭义的目标之流弊。”[4]72页可见，新亚书院的办学宗旨与现代大学教育是不完全相同的，而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新亚书院之所以有这样的见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之一切学问事业，都须是为中国之国家民族求出路，进而为全人类文化谋前途。如果连这一点良心都莫有，直是禽兽不如。”[5]473页所以新亚书院要求学生对于社会、国家、人类都要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中国人“不能忘掉自己国家民族的忧患，我们之一切学问一切事业，总要直接间接多多少少要求有助于此忧患之解除。”[6]470页而百年来国脉民命之不绝如缕，人类世界之乱源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问题，因此新亚书院又要求每一位同学都要有一种文化意识，即“自觉是参加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大流中，是中国历史文化大流中的一分子”[7]85页，自觉地把自己的生命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结合起来。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真要承继宋明书院讲学的精神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除非大家改变现行教育观念，否则仅靠少数人是无能为力的。“盖宋明书院之教育，是不注重学生的出路的。跟随朱子或王阳明的学生最主要的是先要立定志愿，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是超职业的。”[8]500页但新亚书院一开始就面临着种种两难的矛盾：一方面要承继中国之民族文化传统，一方面要顺应社会时代发展的潮流；一方面要有为往圣继绝学的宏大理想，一方面又要立足于香港社会的现实；一方面要给学生以社会需要的知识技能以谋取正当职业，一方面又要学生不要忘掉内心的理想与抱负。有鉴于此，唐君毅与钱穆等曾有在新亚书院分别实施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的设想：“第一种方式是施之于那些理想高的，对学问有兴趣而不甚重视职业问题的同学；第二种方式是专为那些被职业问题逼迫得紧，或他自己对职业问题特别重视的同学而设。此二者，一方面是理想的、人文的、较尊重传统的；一方面是现实的、职业的、更求适应现代的。”[8]501页但这样分类的教育制度，因实行起来有相当大的难度，也只是设想而已，似不曾实施。事实上，新亚书院不能不为学生的前途和生计着想，虽有上承宋明书院讲学精神的理想，但也不得不考虑新亚书院所在地香港社会的需要。后来，新亚书院与崇基、联合两所私立学院联合组建香港中文大学，从根本上讲就是从为学生谋出路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为新亚书院所发的文凭不为香港社会所承认，学生毕业后谋生比较困难。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新亚书院所标榜的办学旨趣较之当时一般的大学确实多了一层理想色彩的事实。
二、论新亚书院的教育理想与内容
唐君毅执教新亚书院，对新亚书院的教育理想和教育内容都明确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并尽可能地在教学实践中加以实施。其中，唐君毅论述较多、影响较大的有如下一些内容：
1、 以人格为中心补课程中心之弊，强调通识教育
唐君毅有感于现代大学教育以各种专门学术为中心，意在把学生培植为分门别类的专家，公开声称新亚书院的教育宗旨“是想以人格中心来补课程中心之弊”，让学校里每一位教授都成一人格中心，“以供诸位同学在为学与作人上之效法”，从而“期望每一来学者都成为一人物”。[5]475页他说：“现代大学教育分科，实在分得太多，故新亚书院希望不要因为分科的关系，而把学问世界割裂，弄得支离破碎；即是要使各种课程，相互连系。一人研究任何一种学问，有核心，也有外围。”[9]604页自新亚书院成立以来，唐君毅任教务长之职十多年，一直坚持这样的教育理想，希望新亚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除了学习本专业的知识外，对他系的课程也要学习一些，文科学生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理科学生也要有一些人文素养。这一教育思想直接体现在课程设置上。新亚书院“各院系除设有专门课程外，仍设有各院系同学之共同必修课程”，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初踏入大学的同学“不致把自己之学问基础打得太窄”。为此，“学校特别要求每一同学必须修习本院系课程以外的若干他系课程，使同学不致陷于只有通识不具专才，或具专才没有通识之弊害。”唐先生特别要求同学们在选修他系课程时要“根据自己的兴趣、长处及才性之所近，认真考虑，慎加选择”，在第一学年结束时，同学还可申请转入自己才性所好的系就读。当然，当同学们在作出这种决定时，一定要慎重，最好先征求师友们的意见，因为旁观者清，这样可以避免一时冲动而作出错误决策。“从三四年级起，每一同学一定要有一个辅系。在选某一系为辅系时，又必须先选修该系的某些基本课程”[10]517-518页。为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和激发学生研究学问的热情，唐君毅还亲自主持了文化讲座，聘请名流学者来学校作公开讲演，该讲座自1950年冬开始，连续几年共举办139次。后来唐君毅还主持过月讲和“人学”会，定期举行讲演和讨论。
当新亚书院并入香港中文大学后，这些教育理想遇到了挑战，因为“中大设哲学部的人不希望学生懂文学、史学，不要历史系同学读文学、哲学。”[11]584页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唐君毅仍然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教育理想，坚持要求新亚研究所不归并入中大研究部而单独存在以力图多少保持中国传统学者的治学方式，使培养出的学生对中国人文学问有一个通识。唐君毅认定“人文学术有一性质，就是关心到人的本身，人本身的事情就是密切关系着的；行为表现就是历史，情感纪录下来便是文学，思想道理表现出来就是哲学。简单来说，人就是思想、情感、行为这三方面”。[11]582页如果要了解一个人，从这三方面去了解一定比从其中某一方面去了解更高一层。比如要了解陶渊明，可以从他的思想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的文学作品，也可以从他的传记了解他的思想。初看起来，要“从三方面来了解一个人，似乎困难，其实更容易，对一个人的思想、行为、情感照应地了解；比把它割裂了解更方便，故学哲学的人应有文学、历史知识，这根在人的存在有其统一基础。”唐君毅认为，自然科学可以分别研究，而人文科学与之则不完全一样，但“现在趋势是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化，看来似乎是分得更精细，其实却把人文科学分割，读文学的成文学专家，读历史的成历史专家。”[11]583页为避免这种弊端，唐君毅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念，他说：“我认为要形成一整个的人格，最需要的是通识的培养。中国从前的理想学者，是对文史哲及社会与自然，都有相当的知识者。我认为只有这种学者，才能成为真正的教育家及社会政治之领导人物。”[12]但是现代教育制度不同于传统书院教育，不是把个人作为整体性的人看待，而是以各种专门之学术为重心，其发展方向“总是事实上在向培植分门别类之专家，以供社会文化之各方面之需要之目标而趋。”[13]524页当然唐君毅并不是食古不化者，他看到了古今教育这一重大差别，因此他并不反对学者成为一专家，相反他要求有志于在大学毕业后继续研究学问者，必须先以成为一专家自勉，只不过他强调学者“要为一专家，亦必须有广博之通识为基础”[13]524页而已。
唐君毅关于通识教育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不无借鉴意义。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教育就是典型的分科教育，不说在大学，就是在中学也进行了分科，使得文科学生缺乏自然科学的基础，理科学生缺乏必要的人文修养；到了大学，分科更加细密，学生大多只具专才而无通识。
2、 求学与做人的辨证统一
关于求学与做人的关系,新亚书院有一以贯之的认识，在其学规中开宗明义写到：“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的最高旨趣在做人”[14]。这里把求学与做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新亚书院的教育特色。为什么新亚书院要把求学与做人这二者联系在一起讲呢？这无疑是基于新亚书院创办者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的深切体会而得出的共同认识。新亚书院的校长钱穆就明确指出：“中国文化之最重要、最特殊处乃在其能着重学做人，在其能看出人的理想和境界可以日新月异地上进。这种向上和前进，乃是人格的表现。”[15]这种人格只能是向上和前进的而不能停滞不前乃至倒退的，换言之，一个人的学问可以停滞不前或倒退，但做人就绝不能退步，人格只能进不能退，并且这种人格的进步只有自己一人可知，不能为别人所知。这也就是“古之学者为己”的道理。将求学与做人并重对于纠正我们今天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的只注重学生智育的培养而忽视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这样的弊端也不无警醒作用。
唐君毅在他的教育实践中一直努力践行新亚书院这一教育思想。他明确指出：“教学生如何做人是办学的第一义，传授知识与鼓励学术的研究是第二义；说到学校的课程的编排与学生们考试成绩的问题是第三义。”[16]唐君毅认为，教育的目的就在于造就一个一个的人才或人物。这样的人才或人物也就是指“‘能作事，可作事，能属于一团体；而在其不属某团体，不作某事时，仍然是一顶天立地的自由独立的人格’者”。[17]565页这也就是传统所谓的“士”。新亚书院的教育就在于要求学生求为“士”、学为“士”。新亚书院的存在与其未来教育上的希望就在于应当“培养出更多之这样‘无所凭仗、而独立奋斗，并亦能共同作事，以开创更多之教育事业或其他事业’之‘士’，并希望其中能出若干‘国士’、‘天下士’”[17]567页那么怎样才能成为这样的“国士”或“天下士”呢？唐君毅明确指出：“我们做人，一定要懂得孔子孟子所谓义与命的道理。义是我之所当为，是求诸己的，可求而必得的；命是外在环境中的遭遇，是求而不必得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乃至一个团体不能因外在环境的改变而背叛自己原来的理想。换言之，无论在何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新亚书院都不能放弃自己所肩负的“复兴民族文化、沟通世界文化之艰巨任务”，不能放弃我们对于“民族国家及世界人类所当尽之职责。”[10]520页因此，唐君毅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反复申论新亚书院的教育理想“是要同学们做一个人，这‘一个人’，不止是做一个香港人，而是做一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甚至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世界人。”[18]506页这也就是要求新亚书院的学生不要仅仅满足于学得一些谋生的技能以适应香港社会的需要，不要自暴自弃，不要自限而心量狭小、目光短浅，而要心量宽弘、眼光远大，时刻不忘承继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使命，要立志复兴民族文化并沟通世界文化，为人类和平事业服务。也就是说，“人要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人才或人物，一方面故要回头各注意其自己，一方面亦要认识我每个人之自己都不是一孤零零之自己；我们之自己总同时是一团体或‘一类事物’或一‘总体事物’中之一分子”。[19]532页只有这样，一方面努力追求学业与人格的进步，另一方面正视自己所处之地位，勇敢地担负起自己应尽之职责，一个人才能真正成为一人才或人物。
唐君毅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与他对教育的目的的认识相一致的。唐君毅对教育目的有过较多的论述，他说：
“教育的目标原在造就一个一个的人才或人物。”[19]531页
“教育之最高目的不在成就教者，而在期望每一来学者都成为一人物。”[5]475页
“教育之目标，除了训练青年人有一技之长外，同时亦当使青年作一堂正有为之人，……教育的目标，则除了满足政府需要外，更应当注重社会问题的所在，而求满足社会的需要。”[20]
“依新亚书院原来的教育宗旨，却是希望同学们，都成一精神不断生长、进步的人格与人物，而不只以得一职业、社会地位、成家立业自足；更当随时以学问之功力，补天生资质之所不足，以自求其精神之生长进步。”[21]
由以上论述可知，唐君毅对教育目的的认识与中国儒家传统重在道德教育以使学者修身进德而最终达于贤圣之境的教育目的是相通的。新亚书院教育之所以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标榜人的“尊严”，要求每位学生都要有这样的自觉，其原因就正如孙国栋先生后来所说的那样：“惟其能自觉到这一点，然后能自爱自重，于是他的眼光自然放高，胸襟自然放大，感情思虑自然超出了他一己小我而关心大群，进而自主自立，不盲从，不依附，不为物欲所蔽、不为他人所奴役。”[7]85页也只有这样的人才配称唐君毅所谓的“人才”或“人物”，而对这样的“人才”或“人物”的培养也即是中国传统所谓对“士”的教育与要求。
3、 以道为基础的同事与师生关系
新亚书院既然要求学生把生活与学问打成一片，把为学与做人联系起来，那么相应地就应该有把作人、作事、为学打成一片的老师作模范以供学生效法。为了这样的目的，唐君毅特别希望教师都学习担任点行政工作，办行政工作的人也教点书。如果二者完全分离，“办行政的人，将只是抱事务主义、技术主义的观点，而负责教学的人，亦会全不知行政之艰难。”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将把负责教学的老师作书生看，把负责行政的人当公务员或官僚看。这是很不好的。”[9]606页事实上，“新亚书院向来重视把做人、做事、与做学问三者之精神连在一起，所以在教学及行政工作之间，能有轮替的配合。”[9]609页但是，后来随着分工的越来越细密化和专业化，唐君毅的这种希望越来越难于实现了。值得注意的是，将教学与行政完全分离的后果也正如唐君毅所分析的那样而未得到克服，越来越多不能教学的人在学校办行政，造成教师与行政人员之间的某种隔阂与紧张关系，学生也把为人与为学加以割裂，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从反面说明唐君毅这种主张的价值之所在。
唐君毅之所以有上述主张，是基于他对同事之间是朋友关系的定位而来的。按照儒家伦理思想，唐君毅认为同事与师生关系皆可称为朋友关系。同事既是朋友关系，那么“彼此的待遇就不能太悬殊，”[9]605页只有这样，彼此情义才易相通。而新亚书院正可以说是“全靠中国传统士人之热心教育之美德，同事间之道义师友关系来维持，方得和衷共济。”[22]但新亚书院加入中文大学后，新亚书院这种教育理想也受到了挑战，教师与行政人员的待遇都如同一金字塔，等级众多，差别亦大，同事关系不再是朋友关系而纯成为职位上的关系，当然彼此情义不易相通。虽然唐君毅对这种情况是极力反对的，但无济于事。
同样，唐君毅认为，师生关系依儒家思想来说亦属朋友关系，或是“义如朋友，情如父子兄弟”，它是一种伦理关系，“不是社会政治经济上的职位关系（在师生间，亦不能分为校方、学生方，显然对立起来）。照中国传统，学生称先生为老师，老师是没有职位之等级之分的。”[9]609页学生不能把老师称教授、讲师、博士等职位上的名称，因为它们不能表示师生之间的伦理关系。唐君毅在新亚书院教的一位学生到菲律宾大学作交换生，回来后送唐君毅一张相片，上面写着“君毅教授惠存”，唐君毅为此感到不悦，直到该生改写为“君毅吾师惠存”后才接受。之所以如此，原因有如前述。在唐君毅看来，学生自然应该尊敬先生，但尊师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应该把尊师与重道联系起来，“道即是理想，师之尊，在其有道，能引导同学们向道，故道尤高于师。而一切师友同到道的面前，便立于同一地位，当负同等责任，每人皆可以当仁不让。只有在大家能重道而又能当仁不让时，师友之关系，以大公之道为媒介而联结，而后彼此之感情亦才有坚固之基础，才可以长久。否则一切师友间的感情的关系，必然转成世故的关系，是靠不住的。”[5]475-476页唐君毅对师生关系的这种见解无疑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其“道尤高于师”的论断与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至理名言也是相通的。正是因为如此，唐君毅才主张礼聘教师而不是公开征召教师，才设想在新亚书院中设一个养老尊贤馆，以使老者安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亚书院的教育与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确有较大的差别，它更多地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继承。唐君毅先生与新亚书院的其他创办者们怀抱为中国文化再开新机运的强烈使命感，历尽种种艰辛，坚持自己的教育理想而不改。正如孙国栋先生所说“钱穆先生、唐君毅先生、张丕介先生等几位创办人和当时共事的几位先生，他们对学术文化的卓识，对中国文化信心的坚贞与及使命感的崇高庄严，赋予这所小书院以极丰富的内涵与极活泼的生命。三十年来，这所小书院的声光传播国际，获得国际上爱护中国文化人士的共鸣。这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件极动人的事。”[23]
参 考 文 献
[1] 唐君毅. 新亚书院之原始精神与同学们应自勉之一事 [A] 唐君毅全集 卷九 [M]，台湾学生书局，1991.486.
[2] 梅贻宝. 雅礼精神与新亚精神 [A] 刘国强编. 新亚教育 [C] 香港新亚研究所，1981.82.
[3] 唐君毅. 我所了解之新亚精神 [A] 唐君毅全集 卷九[M]，台湾学生书局，1991.
[4] 唐君毅年谱[A] 唐君毅全集 卷廿九 [M]，台湾学生书局，1991.
[5] 唐君毅. 再说希望、警觉与心愿 [A] 唐君毅全集 卷九 [M]，台湾学生书局，1991.
[6] 唐君毅. 敬告新同学[A] 唐君毅全集 卷九[M]，台湾学生书局，1991.470.
[7] 孙国栋. 新亚简史和新亚精神[A] 刘国强编. 新亚教育 [C] 香港新亚研究所，1981.85.
[8] 唐君毅. 对未来教育方针的展望[A] 唐君毅全集 卷九[M]，台湾学生书局，1991.
[9] 唐君毅. 新亚的过去、现在与将来[A] 唐君毅全集 卷九[M]，台湾学生书局，1991.
[10] 唐君毅. 新亚书院一九六0年度开学典礼讲词[A] 唐君毅全集 卷九[M]，台湾学生书局，1991.
[11] 唐君毅. 新亚研究所之存在意义[A] 唐君毅全集 卷九[ M]，台湾学生书局，1991.
[12] 唐君毅. 忆南京中央大学[A] 唐君毅全集 卷九[M] 台湾学生书局，1991.455-456.
[13] 唐君毅. 告第十届新亚毕业同学[A] 唐君毅全集 卷九[M]，台湾学生书局，1991.
[14] 新亚学规 第1、2条 [A] 收在刘国强编. 新亚教育 [C] 香港新亚研究所，1981.1.
[15] 钱穆. 衡量一间学校的三个标准[A] 刘国强编. 新亚教育 [C] 香港新亚研究所，1981.74.
[16] 唐君毅. 办学的三大义与教学的三大事[A] 唐君毅全集 卷九[M] 台湾学生书局，1991.509.
[17] 唐君毅. 新亚二十周年校庆典礼讲词[A] 唐君毅全集 卷九[M] 台湾学生书局，1991.
[18] 唐君毅. 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A] 唐君毅全集 卷九[M] 台湾学生书局，1991.506.
[19] 唐君毅. 告新亚第十一届毕业同学[A] 唐君毅全集 卷九[M]，台湾学生书局，1991.
[20] 唐君毅. 对香港学生的期望[A] 唐君毅全集 卷九[M] 台湾学生书局，1991.451.
[21] 唐君毅. 敬告新亚廿二届大学部及研究所毕业同学书[A] 唐君毅全集 卷九[M] 台湾学生书局，1991.594.
[22] 唐君毅. 香港之大学教育[A] 唐君毅全集 卷九[M] 台湾学生书局，1991.444.
[23] 孙国栋. 新亚教育.序[A] 刘国强编. 新亚教育 [M] 香港新亚研究所，198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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