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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先生的生命与学问[1] 何仁富[2] （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唐君毅研究所 教授） 唐君毅的生命是真正儒者的生命，其于公于私、于己于人，都是他所主张的儒家道德的化身。同时，唐君毅在人生体验与道德提升、人文关怀与人文重建、传统反思与传统继承、哲学批判与思想构建等方面，体现出一种合壁东西、周流融贯、深切细微的独特精神。 关键词：唐君毅 生命垂范 人生体验 思想创造 唐君毅，1909年1月17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廿六日，农历戊申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柏溪镇周坝村老家；1978年2月2日（农历丙辰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卒于香港九龙浸会医院。依旧历计算，享年70岁；若依新历计算，则享年69岁。 唐君毅是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大英百科全书》是这样界定的：“Tang JunYi（T'ANG CHUN—I）（1909，1，17—1978，2，2）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四川宜宾人。1932年於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担任中央大学助教、讲师、教授、哲学系主任；后期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对西方和东方哲学进行了综合和发展，除了以七卷《中国哲学原论》（1966—1975）对中国整个哲学传统予以系统的再解释之外，在两卷本《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1977）中建立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将宇宙万事万物看作都是求超越的过程，生命存在不仅是为存在而存在，乃是为超越自己而存在；心灵的活动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从现实的生活逐渐向上求更高的价值，最后止于天德与人德一致的最高价值世界。他的世界观是继承和发展中国儒家传统的人文主义的世界观。他的这部著作发表后，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可和柏拉图、康德的著作比美，并誉为中国自朱熹、王阳明以来的杰出哲学家。此外，还著有《道德自我之建立》（1944）、《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1953）、《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1958）、《人文精神之重建》（1955）等，共约二十余卷。” 1、生命垂范 唐君毅先生一生的学问是发自生命心灵的不容已之情，他一生至情至性，始终不渝，他的生命直接显发他的学问与思想，在清末民初至新文化运动的近代人物里，能够做到像唐先生般内外合一，躬行实践，没有几个人。 关于唐先生的生命人格，我们可以从对事、对己、对人三方面来看。 对事：忠于自己的文化理想，负责、任劳、烦怨不避，“义所当为，毅然为之”，绝不犹豫，而且锲而不舍。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是涉及中国文化之发扬以及有关新亚教育理想等等，有时虽明知不可为，然总是奋全力以赴不畏缩，亦不妥协。唐君毅获悉身患恶疾之后，态度仍如平常一样，并无恐惧之感，日用行事之间，始终从容不迫、办公、上课亦如常进行。他任新亚研究所所长外，尚担任两门课，一是中国哲学问题研究，一是中国经子导读，每周上课三次，每次两小时，因此每周至少要到研究所三次至四次，有时夜间亦到所里（所内夜间有课）。研究所设在五楼，无电梯设备，唐君毅每次到所均由夫人谢廷光女士陪同沿梯而上，开始尚可一口气直上五楼，以后只能逐楼小息后再继续上，后来，因为气喘的关系，每次上五楼都是用迂回方式，即先上第一楼再沿走廊横走数十步，再上另一层楼，据说这样可以省却一点气力。唐先生每次上课，常常连续两小时不停，中途亦不休息，虽然下课钟响了，他仍然滔滔不绝讲个不停，落堂后，他的衬衫，汗衫完全为汗水湿透。凡有问难、质疑，不管是所内同学或所外人士，他都是循循善诱，反复解说，详加印证，务必使其领悟而后止。研究生的作业，论文，报告，唐师必亲加批改，一而再，再而三，有改至五六次者，不惮其烦，亦从来不表示厌倦，或有怨言。 对己：唐师一生耿介、谦洁、生活淡薄、简朴，除薪俸、稿酬、演讲之车马费及上课之钟点费外，终其一生绝未接受任何金钱方面之馈赠。 对人：唐师性情敦厚，温和，从不疾言厉色；人或有一言可取，一行可法，虽其人不足道，或皆不与者，唐师仍然到处为之揄扬、奖掖。唐师度量宽宏，亦非常人可及。“心胸宽大，气度恢宏，忠恕仁德”。 这里，我们着重看看唐君毅对人的这一方面所践行的基本德行：孝、亲、敬、义、爱、信。 （1）、孝父母 在母亲死前的数十年，唐先生所得薪资，除自养家眷之外，都尽量供养母亲及弟妹。母亲逝世后，仍汇钱与妹弟，二妹至中去信要求勿再汇款。唐先生的答复是：“我已无母可养，只希望我妹弟不要太辛苦。” 在陈太夫人逝世前四年，唐先生曾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了九龙尖沙咀重庆大厦E2之单位，以备他日迎母亲侍养，盖以母亲久居重庆，E2与母亲呼自己为“毅儿”同音，想母亲一定喜欢，此可见唐先生的孝心。 唐先生为了文化理想，栖栖皇皇，四处奔走，对父母是很想念的。在父母逝世时，唐先生感到如天崩地裂，嚎哭倒下，那种发自自然的真情，要控制也控制不了。1931年，唐先生23岁，正在南京读书，因奔过继的大伯母丧，回到宜宾，才知道父亲已去世（大概母亲妹弟怕唐先生受不了，待他回乡后才告知，以免途中出事），唐先生嚎啕大哭，未及走到灵堂，已瘫痪不能走动，哀恸之情，无以复加。 母亲逝世时，唐先生56岁。1964年2月27日，唐先生出席友人晚宴，忽接家中电话谓苏州来电报，唐先生当时即有不祥之预感。及回到家中，见牟宗三先生已在场，二妹至中自苏州来电报谓：“母逝，命勿归。”唐先生频呼，“宗三兄，我是罪人，我要回家，我要见母亲！”牟先生亦无言相慰。唐先生不时搥胸顿足，嚎啕大哭。唐先生于沙田慈航净苑为母设灵位，居丧九日，与灵位相守。居丧后，又于家中设母像位，晨昏定省，上香致祭。（我在2000年到香港唐先生居所中母像仍在，只是又多了谢廷光女士设的唐先生像）。 父母之丧，使唐先生之对中国传统性情之教的深义有更多的感悟。并于慈航净苑中加设父亲及岳父母之灵位，以便于拜祭。 （2）、亲弟妹 唐先生平素对弟妹甚爱护，母亲逝世，更增骨肉之情，更多关念弟妹之子女，以弟妹之子女亦是源于母亲的骨血，故思在余生多有所裨益于弟妹及其子女，以安母亲在天之灵。 迪风公逝世后，唐先生便要以23岁之龄负起全家之责任，越二年，在南京大学初任助教，便把80元的月薪的3/4汇返母亲与妹弟。如前所述，在母亲死前，数十年来，所得薪资，除自养家眷之外，都尽量供养母亲及弟妹，就是在新亚桂林街时代，月薪微薄也不例外。 1940年10月到重庆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后，唐先生常常希望与母亲同住，又希望为二妹至中及六妹宁孺提供较好的读书环境，因而舍去坚固漂亮，且地势高敞而有地板的单人宿舍，却登记中大柏树村宿舍（大概是家庭宿舍）。柏树村宿舍地势低而潮湿，是没有铺地板的简陋平房，唐先生则为母亲及至中二妹的房子聘请木工铺地板，又屡次亲自去磁器店添制各种用品，自己的房子却仍然十分潮湿。 唐君毅先生在父亲过世后，除尽父职负起母亲及弟妹之经济，亦时常紧张弟妹的教育，有空时则对弟妹多加指导。大概是由于对弟妹之深心爱护，以致过份担心，遇上弟妹要走较崎岖遥远的路途，便生怕弟妹发生意外，连梦中也生惊恐。 （3）、敬长贤 对于父执及年长辈的，唐先生都礼敬有加。 1949年移居香港后，凡遇节日，唐先生即祭祀祖先；过年时，除同事往还外，对于长辈如钱穆先生、李璜先生、吴俊升先生等，无论如何忙，也一定往拜年。在酬酢场合中，有年长或父执在，总谦辞上座。李璜先生即记述，“在应酬场中，君毅与我同席时不少。每有我在，君毅辄辞上座，称，幼椿先生系其父执，不能踰越。” 1976年，新亚书院以图书馆命名为钱穆图书馆，唐先生事后获悉，认为不用钱先生之号而用其名，有欠恭敬，乃将此意通知当时新亚书院校长全汉升。 方东美先生是唐先生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唐先生每次到台，都加以探访。到了唐先生学术有成，誉满学林时，书信往来间，乃称方东美先生为师，以“生”自称。1977年唐先生第二次赴台治疗癌病，入医院检查，知道方东美先生亦因癌疾入住同一医院，唐先生随即往问候，并送上白药与抗癌灵。不幸方先生先病逝，唐先生作挽吊唁曰：“从夫子问学五十年，每忆论道玄言，宛若由天而降；与维摩同病逾半载，永怀流光慧日，为何弃我先沉。” 唐先生虽与方先生学术方向不一样，观点也有异，然此挽辞可见唐先生对方先生推崇备至，而自居谦下。及后唐先生又写一文有关方先生之著述，以对一些不合事实之纪念文字，加以澄清。 唐先生对于前辈梁漱溟、欧阳竟无、熊十力诸先生，都是十分敬重的。对梁、欧阳二先生之人格及真诚，几十年来感念不已。 唐先生十七岁在北京大学念书时，梁漱溟先生也在北大教书，以办文化事业需经费，作公开演讲五次，每次收费一元，没有钱的学生可以写信给他要票子，唐先生去了两次，因受激进学生的压力，第三次便不去听了，梁先生以为唐先生没有钱，便着人带五元大洋给他。唐先生自感是因受了激进的年轻朋友之威胁不敢去，觉得有对不起梁先生的地方，甚感念前辈对后辈关怀爱护之情。在逝世前一天还向夫人提起此事。 欧阳竟无与熊十力二先生都曾向唐先生说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入室弟子，都为唐先生所拒。唐先生仍在国内时，在父亲去世后，有空便常向这些前辈先生探望及问学，也不时到彭云生、蒙文通、杨叔明等父执辈家里问候和请教。 唐先生不止对前辈敬重，对前辈之德之诚感念不已，对远方他国的圣哲贤智如甘地，如爱恩斯坦之逝世，亦悲痛万分。周辅成先生记述：“一次与唐先生在往支那内学院之路上，由想起欧阳竟无先生的逝世，便告诉唐先生报载印度的甘地去世了。唐先生听后，忽然脚步停下来，大叫一声“呀！”脸上变色，用脚向地重重地击了几下，立刻双眼泪如雨下，口里不断叹“他死了！他死了吗？……” （4）、义朋友 唐先生待友真挚尽义，得到朋友信任。 唐先生少年的一个朋友游鸿如一生传奇，思想由左倾以至于求证道求佛法，年28岁便病逝，逝世前托其夫人致信唐先生，说唐先生最了解他，请唐先生在其死后为他念《金刚经》半月。唐先生接信后，除悲伤外，为亡友念《金刚经》半月。 周辅成先生与唐先生虽不是同学，但大家因共同的兴趣（都是念哲学的）和理想，在大学时代已通信认识。抗日战争时期，唐周二先生均在成都，二人生活贫困。一天，周辅成先生忽然接获一出版社以高稿费邀约写一本“哲学大纲”的书，周先生当然答应了，后来才知道这本书原是约唐先生写的，但唐先生却把贫困中赚钱的机会让给了周辅成先生。 唐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学任哲学系系主任时，欲荐好友许思园与牟宗三二先生任教哲学系，因阻力大，恐不易通过，遂至数夜失眠。及后许、牟二先生与方东美先生相互不慊，唐先生欲化解双方之不满，都向一方称道另一方之长，然而最终不成功，牟、许二先生被中大辞退，唐先生亦请辞，与牟、许二先生应无锡太湖滨新创办之江南大学教授之聘。唐先生此举，是既要对好友支持，也是要对当时的哲学系负责，因牟、许二位是唐先生所推荐的。 唐先生重义轻财，初出道在中央大学任哲学系助教时，月薪80元，如前所述，3/4已汇作母亲及弟妹家用，余下1/4，除自己生活所资外，还招待堂叔子和表弟在自己处居住食用半年以上，宁可把自己仅有之皮袍典当作补贴。 唐先生平日所余下的薪金，到农历年底必以分赠有困难的亲友及其后辈，唐先生从不告人。据李璜先生所述，某年近农历年除夕，一老友之子有远行而乏路费，当时李璜先生任教珠海书院，钟点费的入息微薄，于是挈友之子往找唐先生，唐先生惜他来迟，因所余的钱已分配亲友，并请夫人取出万余港币之分配名单，尚仅余500元赠友人之子，并留午饭，且对其远行奖励一番，嘱其问候乃父，唐先生仁者之心怀，使李璜先生深心佩服。 在港时，唐先生家中雇有佣人金妈，金妈为唐先生工作，一做便二十多年，像家人一样。金妈信佛，想拜一位观音菩萨。一次在佛教文化艺术协会，唐先生便为金妈向晓云法师要一尊观音像，离去时，晓云法师大概忘了将观音像给唐先生带回。到下次晓云法师与唐先生见面，唐先生便很珍重的再提起为金妈要观音像之事。可见唐先生并不因为是佣人的事而轻慢。 （5）、爱晚辈 对于学生，唐先生是爱护备至，多方扶掖鼓励的。 新亚书院早年的学生，多是1949年后自大陆到港的青年，大部份都是孤身在外，唐先生在节日，尤其是每年农历除夕，便邀请他们到家中吃团年饭，使他们在节日也多少有家的温暖。新亚书院的学生增多后，便只好轮番每年邀请不同系的学生。 唐先生对出外留学的学生，每年都会寄予贺年卡，并加以策励。在唐先生逝世前，接近农历新年，唐先生寄出的策励是：“努力崇明德，时时爱景光”。唐先生对他人的来信，总有信必覆；对学生，对仰慕他的青年读者的来信，也不例外，且必加以鼓励。能够帮助学生的，唐先生都会尽力协助帮助。例如新亚学生雷金好和邹慧玲，因所住新亚临时女生宿舍喧闹嘈吵，便兴起到郊外隐静的慈航净苑暂住读书的念头，请唐先生帮忙，结果唐先生不单止帮了忙，而且还一家人连同程兆熊、李国钧二位先生一起送他们到慈航净苑，并逗留至黄昏才离去，两位同学整个暑期亦得以在宁静的环境中看书、诵诗渡过。 在文革时曾当红卫兵的翟志成，73年领了新亚研究所的奖学金在所中攻读，到了74年，由于香港的物价飞涨，仅够吃饭的奖学金已变得不足够了。当时徐复观先生提出唐先生亲自决定批准免去了他74/75年度的全年学费，而那时候，正是因中文大学改制，新亚研究所退出中文大学，研究所经济最困难的时候。 学生毕业后，只要能力许可，唐先生都尽力支持协助学生取得适当的工作岗位，使学生在生活上得以安顿，能专心做学问和教学。比如学生李武功，毕业后闲赋在家，那时中文大学初成立，唐先生是首任哲学讲座教授，大学要派一位文员保管文书和打字，唐先生却不要文员，要求校方准聘李同学替此职位，并为他抄写文稿。 （6）、信天下 唐先生在自己的生命人格中躬行践履各种美德，正是这种躬行践履，也使他受到了更多长者的尊重、朋友的信任，学生的敬仰。 母亲陈太夫人逝世时，于慈航净苑设灵堂致祭，当时新亚书院赵冰，钱宾四，沈燕谋，赵鹤琴诸老先生，皆年在七十左右，唐先生谊属后辈，各老先生致挽联花圈，惟以同事之雅，竟以伯母称陈太夫人，视唐先生如兄弟同辈，此称呼之微，足以显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亦足见唐先生之德高，受各人尊重而显扬父母。 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Mr.T.De Bary)教授把一次由美国学术团体联合委员会所资助的国际宋明儒学会议的论文集献给唐先生，当时参加是次会议的还有日本崎闇斋学派的传人冈田武彦，日本汉学界元老吉川幸次郎，唐先生还是大家心目中众望所归的长者。1973年，唐先生曾到瑞士苏黎世与欧洲当代存在主义大师、年届80的马塞尔对谈，当时差不多可说是日本学界祭酒、代表京都哲学的西谷启治也参加了交谈，唐先生是被推崇为中土硕儒。西谷启治曾亲自向杜维明教授推崇唐先生的学养和洞识是当今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唐君毅先生至情至性，对朋友重义，也因此甚得友朋之信任，不少视唐先生为知己。在少年时代，重庆的几个少年朋友，人生的遭遇发展与思想变化，各人不同，也有政治观点的相异，却保持了珍贵之友情，都十分信任唐先生，有烦恼困难都与唐先生诉说。如陈先元青年早逝，病危不久人世前给唐先生二信，说在人世间觉得一切都可以舍，但对于唐先生的友情，却连说“难舍难舍”。如曾参加共产党青年团的游鸿如，既把本欲寄给某小姐的二千字情信也寄了给唐先生看；复于武汉事件时，由武汉逃至南京，住在唐先生处，他也在年青得病早逝，在逝前去信唐先生，请唐先生于他死后念《金刚经》半月。如前所述，唐先生也照友人所嘱，为念《金刚经》半月。 1940年，唐先生得友人李长之先生的引介，初访牟宗三先生，二人神交已久，自此便常相往还，论学不辍，彼此成莫逆之交。牟先生曾说过：“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兄也。”李长之先生后与柯柏熏女士结婚，新婚后由于夫妻性情不同，时有矛盾，也分别向唐先生倾诉，唐先生屡次为调停劝解，不时直指双方错误，致二人终于和好如初。可见二人对唐先生的信任。 读哲学的人，头脑时常在观念中打转，也最易生观念执障，唐先生似完全没有这些执障，与人交往，总是生命与生命的照面。因此尊敬唐先生，与唐先生亲切往还的不止是中国人，也有日本人，欧美人；不止是儒学者，也有佛教徒、基督教徒。唐先生逝世，在九龙世界殡仪馆举行大殓，吊祭者有新闻界、文化界、教育界及各界人士二千余人，社团数十。后归葬台湾，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追悼会，出席悼念的有五百多位学术文化界人士，当时台湾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先生亲临吊唁，并赠“痛怀硕学”之挽额。钱宾四先生与唐师母及唐先生女儿安仁小姐相见时，也不禁洒泪。2003年3月，我到北京拜访了93岁高龄的北京大学教授周辅成先生，先生告诉我，就唐先生的学问而言，不能说他就是最好的，没有人超过他，但就他的生命人格而言，在相当历史时期，都不会有人超过他！ 2、学问流芳 唐先生留在人间的，是他的精神志业，人格型范，和哲学思想，还有较具体的，就是他的著作。唐君毅毕生从事于弘扬中华文化，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发表论文三百余篇，撰写出版《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哲学概论》、《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中国哲学原论》、《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等专著20余部，国内外学术界评曰：“先生著述之丰，在当代学人当中，可谓无出其右者。”“其著述内容广博，体大精深，长于辨析，善于综摄，弛骋于东西哲学之中，而一归于中国圣贤义理之学。” 他会通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统，融贯三教，创造性地建构了“性”“道”一元、“体”“相”“用”多面撑开的庞大的文化哲学系统和完整的哲学体系，即使在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家群体中也是鲜见的。台湾学生书局先后编印出版《唐君毅纪念集》、《唐君毅教授纪念论文集》和30卷本《唐君毅全集》。 就唐先生众多著述而言，大体可以按照历史和逻辑一致的原则分为三个纵向的阶段，同时也是三个横向的方面，即人生之体验、文化之承续（开展）、思想之创造。 （1）、人生体验 属于此类的著作主要有早期的《人生之路》三步曲：《人生之体验》（1944）、《道德自我之建立》（1944）、《心物与人生》以及到香港以后撰写出版的《人生之体验续编》，另外还有《爱情之福音》、《智慧与道德》、《青年与学问》、《病里乾坤》等。这些著述基本收集在《唐君毅全集》的1、2、3卷。 唐先生最早印行的书，是1943年正中书局出版的《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集》。在此书印行之际，正是唐先生的思想有一进境之时，回视该书，看似内容丰富，而实多似是而非之论，所以唐先生愿以1944年由中华书局印行的《人生之体验》为自己出版之第一本书。此书颇带文学性，多譬喻象征之辞。主旨是在启导人向内在的自我，以求人生之智慧。具有向内而向上之精神的青年，必能因读此书而引发深心的感动。 《道德自我之建立》亦由商务印书馆于同年出版。这部书的文笔，特显朴实而单纯。若与前书相比较，则前书的内容大体本于悟会，观照欣趣的意味较多，后书的内容则多本于察识，而鞭辟策励的意味较重。因为前书是唐先生依于他个人的性情，流露而出的对于人生之兴感；而后一书则为求建立其道德自我，而对道德生活所作的反省之表述。 在此二书中，唐先生不取西方一般人生哲学道德哲学的方式，所以并不把人生问题道德问题，化为一纯思辩之物。但在唐先生自觉地流露表述中，亦自然而加上了许多思想上的盘桓，因而此二书之写作方式，与东方先哲直陈真理以论人生道德的书亦有所不同。而是用思想去照明我们自己具体的人生之存在，以展露它所欲决定的理想与生活行为之方向，以及在决定方向时所感到的困惑疑谜，进而面对此困惑疑谜而求加以消化。这种思索，和第二次大战以后在欧洲盛行的存在哲学者所说的存在的思索，却相类合。 与上述二书相连的另一部书，是《心物与人生》。此书本当与前二书同时出版。但唐先生觉得，真要讲哲学以直透本原，则当直接由知识论到形上学到宇宙论，或者由道德文化反溯其形上根据，再讲宇宙。而从自然界之物质、生命、讲到心灵、知识、人生文化、虽然亦是一条路，但却是最纡曲的路；所以暂将此书停止出版。后来，唐先生又发觉一般青年学生所易于感到的哲学问题，仍然是如何从自然宇宙去看人的生命心灵之地位与价值，并依此以决定其人生文化之理想。人如此去想问题，一方面自易获得一般科学知识与流行的哲学见解作凭借，一方面亦易于引生各自的意见而停在一些肤浅混乱的谈论上。而唐先生此书，是采对话体的论辩方式，以一根思想线索贯穿其中，正可使人对自然宇宙之认识，由物、到生命，再到心灵，以及心之求真理，而步步深入，以渐次上达于高明。只要人能耐心依序而观，并综贯前后文之理想，自能去蔽而得其要谛。乃决定增加几篇论《人生与人文》的文，一桥梁，一道路，而不是一依止之所。因为这是唐先生青壮年的作品，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他的思想亦还有进一步的开扩和升进。 60年代在香港，唐先生又陆续写成《人生之体验续篇》。《人生之体验》是基于对人生之向上性的肯定，以求超拔于现实烦恼之外；而此续篇，则更正视了人生之艰难、罪恶、悲剧等方面。这人生负面之事物，既无可躲闪逃避，乃通过曲折盘桓之思想，一一加以剖析与陈述。这方面的照察之微、体验之深、以及感受之切，可说举世罕有其匹。唐先生之意，当然是致望于读此书者，正视人生之艰难与成德之不易，警惕人生上达之层层阻疑，而动心忍性以斩彼葛藤，将此人生负面之事物一一加以转化，以归于人生之正道。但天下人并不皆有唐先生之悲智与心力，气性较弱而志不坚卓者，或易为此书纡郁沉重之氛围所压，而在无可奈何的感叹中减失其刚锐之气，这是读唐先生此书者，首应惕励而善自珍重的。 （2）、文化承续 唐先生以其毕生精力从事于保卫中国文化和阐扬中国哲学的工作，可分两方面来说，一是著书立说以延续中国文化生命，二是躬行实践从事阐扬中国文化启发后人之工作，后者见之于他从创办新亚书院以至与新亚研究所相终始的百折不挠的努力。 属于此类的著作主要是唐先生到香港后的前一、二十年发表的，如《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下卷）、《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上下卷）等。这些著作集中收集在《唐君毅全集》的第4—10卷。而《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一书则收于全集第20卷。 唐先生对人生之体验，主要还是立足于自我的内在体验和感悟，对于“我”以外的人文世界还较少涉及。在《道德自我之建立》书中，唐先生虽已谈到人伦关系与客观社会文化理想，但那只是在个人求建立道德自我，而提起其自己的向上心情之气氛下，而谈到这些。此向上心情气氛，如充满其量而言，当然亦可说是涵天盖地而至大无外。因而一切人伦关系客观的社会文化理想，亦都可以为它所笼罩。但这种向上的心情，毕竟只是属于个人的。而由于当时闭幕式未真正涉世或入世，所以对人伦关系与客观社会政治文化之理想的严肃性庄严性，亦认识不深。直到抗战胜利回南京，唐先生乃感到家、国、天下之观念的重要性。后来又到江南大学担任教务行政，乃由人与人的共同事业中，体悟到社会组织之重要，而开始撰述《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一书，以为社会文化建立首先理性之基础。 在这部书里，由第一阶段主观的道德生活的反省，进而注意到社会文化的重要，于是便看出各种社会文化的活动——如像家庭、教育、经济、政治、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宗教信仰，乃至于军事体育的活动，都有道德理性贯注运行于其中。换句话说，道德理性乃是一切社会文化的基础。而现实中的各种社会文化活动，也都不自觉或超自觉地表现了一种道德的价值。所以整个人文世界都可以统摄于道德理性的主宰之下。这表示人类一切文化活动，皆统属于道德理性（道德自我）自为道德自我之分殊的表现。人在各种不同的文化活动中，其自觉之目的，固不必在于道德之实践，而常只在于一文化活动之完成或一特殊的文化价值之实现。譬如艺术求美，经济求财利，政治求权利之安排等等。但一切文化活动之所以能够存在，则皆依于一道德自我为之支持。因而，一切文化活动，亦皆不自觉或超自觉地表现一道德价值。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活动是多、是末，是成就现实之文明的。人若不能自觉各种文化活动所形成的社会文化之诸领域，实皆统属于人之道德自我，而舍本以逐末，废一而索多；则只见现实文明之千差万别，而不能反溯其所以形成的精神理想，以见其贯通。人若徒知客观社会超越个人，而不知客观社会亦内在于人之道德自我；则人文世界将日益趋于分裂与离散，人的人格精神亦将日趋于外在化、世俗化。所以此书之目的，一方面是推扩我们所谓道德自我的涵义，以说明人文世界之成立；一方面则统摄人文世界于道德理性的主宰之下。唐先生认为，中国文化过去的缺点，是在于人文世界未曾分殊的撑开；而西方现代文化的缺点，则在于人文世界尽量撑开而沦于分裂。中国将来之文化，应更由本以成末，而现代西方文化，则应由末而返本。这亦就是为中西文化理想之会通，建立一理论基础。在此书中，唐先生已提出一文化哲学系统。同时亦对自然主义、唯物主义、功利主义之文化观，予以彻底之否定，以保人文世界之长存而不坠。（此书于1952年全部完稿，而延至1958年始由友联出版社印行。） 唐先生从事著书立说以延续中国文化生命，最初之努力在肯定中国文化之价值，以及疏解百年来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冲击后所产生之思想及观念上之冲突。但后来他又发现中国固有哲学之传统，由于西方思想之冲击已被斩断，要肯定中国文化之价值，须先对中国固有哲学加以疏释，使国人就自己哲学传统重加体认，始能肯定自己文化之价值，于是他在晚年又从事于疏释中国固有哲学方面的著述，卷帙浩大。 1949年，唐先生流亡到香港。瞻望故乡，临风陨涕，乃发愤撰成《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于1953年正中书局出版。此书引申中国哲学之智能以论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被认为是五四以来通论中国文化的最佳之作。首四章纵论中国文化之历史发展，包含中西文化之精神形成之外缘、中国文化与宗教之起源、中国哲学之原始精神、孔子以后的中国学术文化之精神。第五章至第八章，分论中国先哲之自然宇宙观、心性观，以及人性道德理想。第九章至十四章，则横论中国文化之各方面，分为中国人间世界、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文学精神、中国之人格世界、中国之宗教精神与形上信仰：悠久世界。最后三章则专论中西文化之融摄问题，以解除近百年来中西文化问题之纠结，而昭示中国未来文化之远景。 唐先生此书，对于具体的历史社会之事实，所论较少。而对中国文化的特殊精神，则力求较清楚的哲学概念加以表达。对于中国文化的精神，唐先生不取中国无宗教之说，而认为中国的哲学与道德政教之精神，皆直接由原始敬天的精神而开出。所以中国文化并无宗教，而是宗教融摄于人文。中国文化精神之神髓，唯在充量地依据内在于人的“仁心”，以超越地涵盖自然与人生，同时普遍化此“仁心”以通观自然与人生之一切，并实现此“仁心”于自然与人生，而达于人文之充分化成。此“仁心”即是天心，“仁心”是其内在义，天心是说其超越义；实则合内外、通天人，故最后必归于：见天心（仁心）、自然、人性、人伦、人文、人格之一贯。到此方是论中国文化精神之究竟义。 自唐先生到香港之六七年中，面对中华文化之厄运，情志激昂，悲智宏发，充分地披露了他对文化学术之热忱。继《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之后，又有《人文精神之重建》（1955年）与《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1958年）两部大作出版。这是从客观的社会文化观点，以通论当世所谓：民主、自由、和平、悠久、科学、社会生活、社会道德以及宗教精神等等之问题。他认为中国之人文精神，与西方科学思想可有冲突之处，化除此冲突之道，在于了解科学理智之发展，植基于人类之“仁”心；是以中国人文精神不仅不妨碍科学之发展，反可藉科学之发展以促进人文精神之扩大表现。至于中国人文精神与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之冲突问题，唐先生认为如果我们能确认建立民主制度，系人类道德心灵自己求客观化之表现，则这种冲突便可解消了。再次关于中国文化与外来宗教之冲突问题，唐先生认为中国人文思想本身即包含有宗教精神，例如中国自昔儒者之教中所重之三祭，即为中国人之宗教信仰。是以中国文化不排斥宗教思想，只是不必拘泥于何种宗教形式而已。 这几部切关时代文化与民族国家之前途命运的书，虽不是哲学的专着，但其价值与影响，实较专着更为深远、更为广大。虽然唐先生自己觉得这种即事言理之文，随事宛转，意气激昂，亦于使人心志外驰，往而不返；但同时亦指出，一般学院式的著作，其纯客观的叙述与分析，使一切人之观念思想皆定位化于一个系统之中，这虽亦是学术目的之一种，但平铺陈设在那系统之中的内容，其对理想与向往的引发性，便丧失了。这好比一一之珠虽须定位于盘中，但这些定位之珠，仍须流转于盘，乃能有运动力。因此，一切思想系统中之内容，亦仍须再以“生命”贯注其中，加以活转，乃能内在化主观化，以诱导出根于道德自我而生发的真实之理想与向往。由此可知，唐先生这几部书的价值，并不是一般哲学的专著所能代替。因为唐先生之所论，与民族文化生命的脉搏以及中国乃至世界人类的前途，皆是密切相关连的。而且这几部书中，随文随页都有唐先生的仁心悲愿与人格精神之流注和映现。 1975年，唐先生辑印《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一书（学生书局出版），这是唐先生历年来身居香港，一面回念中华民族之人文精神，一面放眼看当今之世界，而陆续写成的文章。编印之时，以“发乎情”之部为导言，以“止乎义”之部论人文学术之意义，以“感乎世运时势”之部论世界文化问题与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书中所论虽比较通泛，而实与《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二书同其性质。书后并附录1958年元旦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诸先生联名发表之文化宣言。[3] 唐先生毕生鞠躬尽瘁，以其全部生命贡献于维护中国文化延续文化生命的工作，他不仅从事著书立说以肯定中国文化之价值，疏解中西文化思想上之冲突，以及疏释中国固有哲学思想之涵义，更且身体力行，创办新亚书院，乃至后来之新亚研究所及新亚中学，以期培育后进青年继承中国文化。唐先生可说是现代中国文化不可少的一位挽救文化危亡的巨人。 唐君毅先生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人文主义者。读唐先生的这些书，可以敦笃自己的性情，恢弘自己的志气，提高自己的理想。 （3）、思想创造 由重建人文精神，以挽救中国乃至人类文化的命运，当然还是要重视文化的核心：哲学思想。在这方面，唐先生被认为是建构了自己完整哲学体系的中国自朱熹、王阳明以来的大哲学家。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哲学概论》（2大卷）、《中国哲学原论》中的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共6大卷）、以及穷其毕生而于逝世前才完成的代表著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2大卷）。这些著作集中收集在全集第11—24卷。 《哲学概论》于1960年分两厚册出版。唐先生此书，兼及西方、印度、中国之哲学思想，在撰述的方式上亦颇采取各类型之优长，可以说是最完整博通的一部哲学概论。 1966年，《中国哲学原论》上册，由人生出版社印行，书中分原理、原心为导论编；原名、原辩、原辩与默、原致知格物为名辩与致知编；原道、原太极、原命为天道编。唐先生之意，此三编即可分别代表中国哲学之三方面，而与西方哲学之论《理性的心灵》、《知识》、《形上学》之三方面，约略相当。由此以见中国哲学自有其各方面之义理，亦有其内在之一套问题；它既具有独立自足性，而亦不碍其可旁通于世界之哲学。下册为《原性篇》，本当与上册合印，以篇幅繁多，乃至1968年由新亚研究所单册印行。此书是通贯中国哲学之全史，以论述二千余年人性思想之发展。既明其演生之历，复观其会通之途，以其学者之循序契入，而由平易以渐达于高明、由卑近以渐趋于广大。进而证见中国哲学中之思想，实丰密而多端，而可合成一独立自足的义理世界。 在《原性篇》完成之后，唐先生即罹目疾。历经求医，幸能保住一目之视觉。乃又写成《原道篇》三大册，以论述中国哲学中之“道”的建立及其发展。上自周秦，下迄隋唐，弥纶开合，交光互映，意欲综述其经纬纵横之纲宗条脉，事属非易。唐先生此书之主旨在揭示：中国思想的慧命相续之流，实历千百年而未尝停滞不进，虽然有时昭显而趋正，有时歧出而隐伏，但通观其升进之途程，实有如江河之纳细流，而日趋于浩瀚；在二千余年中，实展现一社会政教“举体俱进，顺流平进”之浩浩荡荡的民族文化生命之大流。而唐先生此书，虽因卷帙之巨，看来只觉其浑沌一片，但读者苟能有会于中国思想之慧命相续，并默存此念于心，以渐次熟习，以渐次领摄，则亦可看出唐先生之论述，虽详略不尽一致，而义理观念却能先后照应，而有一自然之节次贯连其间。这亦或者正是唐先生最所用心措意之所在。 继《原道篇》之后，唐先生又于1975年出版《原教篇》，以论宋明儒学思想之发展。 唐先生于撰写人文丛书及中国哲学原论各种著作完成后，他对于从事著述以肯定中国文化之价值，疏解中西文化思想之冲突以及疏释中国固有哲学思想之心愿，可说已了。但他到晚年，尚完成一部最后的著作。这就是1977年出版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以论述生命存在之三向与心灵之九境，建构了一个囊括东西方物质精神各种文化形式于一体的庞大哲学体系。 这部书系在解答哲学中形上学与知识论上所发生之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均由西方哲学所引起。西方哲学重在建立思辩的理论系统，而不涉及实践工夫。是以如果哲学的最高境界系实践的道德境界，而人可直接通过实践以到达此境界而论，则这些思辩问题大可不必发生，亦无须加以解答。然而现代的中国，正如唐先生所言，由于受西方思想之冲击，哲学慧命即斩，中国人对自己固有的哲学已失去信心。因此，这些西方哲学中所引起的种种关于形上学及知识论上的问题，正足以扰乱中国人之思想心灵，势须加以处理和解答，此为唐先生撰写此书之动机，此亦可见唐先生为维护中国文化延续中国文化生命用心之良苦。他在此书的自序中尝云：“世间之一切哲学论辩之著，亦是可读可不读，可有可无者也……哲学论辩，皆对哲学问题而有。无问题原不须有答，而其书皆可不读……昔陆象山尝言人之为学，不当艰难自己，艰难他人。吾既艰难自己，不当无故艰难他人。”此可见唐先生撰写此书之用心也。 这是一部总结性的书，唐先生的思想立场，在书中有了一个交代。这部书一方面在于解答形上学与知识论所引生的种种问题，一方面则依生命三向开出心灵九境：生命存在之三向，是指生命心灵之（1）前后向的顺观，以观体为主；（2）内外向的横观，以观相为主；（3）上下的纵观，以观用为主；而此三者实又交互相通，未尝不可合而为一。由此三向开出心灵之九境；初三境为万物散殊境、依类成化境、功能序运境。中三境为感觉互摄境、观照凌虚境、道德实践境。后三境为归向一神境（神教境）、我法二空境（佛教境）、天德流行境（儒教境）。初三境重在客体，都是觉他境；中三境以主摄客，都是自觉境；后三境为超自觉境，超越主客之相对，是“以主为主”的绝对主体境。这种讲法，事实上就是一种判教的工作。至于全书之归趣，则不出于“立三极，开三界、成三祭”。唐先生自谓，数十年来之一切所思，皆可概括于此。所谓“三极”是人极、太极、皇极。“三界”是人性世界、人格世界、人文世界。人性直通于天命与太极；人格之至，是为圣格，此即所以立人极；全幅人文之化成而不以偏蔽全，是即所谓皇极。而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之“三祭”，则专为澈幽明、通死生、贯天人而设。三祭之有形者属于宗教，此本是儒家礼教之一端，唐先生则意在本此三祭以开摄未来世界之宗教。而三祭之无形者，即存于人之德性与智能之一念契会中。祭者，契也；故当下具足，不待外求。此三祭之事，志不在祈福，而唯是本乎人义之所当为，以顺吾人之性情，而立人道之至极。（至于一般之宗教），则犹未脱巫道而志在求福，不免使“人道”倒悬于“神道”，而以宗教凌驾于人文世界之上，离越于人文世界之外。 唐君毅先生的思想博大精深。概括唐先生学问之特点，以下几点是值得我们在阅读唐先生著作时认真领悟的： 第一，真切深微的人生体验：对于人生的体验，同时也就包含了对道德的体验。这是道德自我透显出来以后，一方面反观自己，一方面又照察人生全福的内容和整个的过程，所以它是一种内向的反省和向上的提升。这里所显示的，不止是理想主义的情调，而是充分表现出理想主义的精神。由于有人生正面理想的向往，所以也就必然地要转过来照察出那些妨碍理想实现的、人生负面的各种艰难、痛苦、罪恶与悲剧，而要求自己随时随地警惕自觉，动心忍性，以斩断那些人生途程上的葛藤，使人从这烦恼、痛苦、罪恶的深渊中超拔出来，以归于人生的正道。对于人生和道德宗教体验之深微真切，在当今世界上，恐怕很少有人能和唐先生相比。唐先生所开发的人生智慧、人生的理想、人生方向，就好比一面人生的大镜子，我们应该藉这面镜子来时时照察自己，惕励向上，以创造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第二，深厚强烈的文化意识：这方面要表现在第二阶段的著作里，也同时在他后半期的生命过程中，在他为中国文化理想所作的艰苦奋斗中，有具体而感人的证现。唐先生的立身处世、为学做人，以及他的道德意识、价值意识、民族意识、历史意识，还有文化事业的意识，全部融会凝结在他深厚的文化意识中而昭显出来。牟宗三先生在哀悼唐先生的文章里，以他和唐先生交往相处四十年的资格，表彰了唐先生的生命格范。说唐先生是“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文化意识宇宙，是由中国文化传统而开出的宇宙，是由夏商周三代文质损益，再通过孔孟内圣外王成德之教而开辟出来的。像宋明理学大师以及晚明顾、黄、王三大儒，都是这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而唐先生则是现时代这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牟先生的话，说得恰当中肯，而且是极具“知人论世”之卓识的。 第三，周流融贯的会通精神：这种精神同时表现在第二第三两个阶段的著作里。唐先生对于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有极为精深而相应的了解和体会。但他对黑格尔并不作专家式的研究和讲论，而是取其长而去其短，吸收黑氏讲“精神发展”的智能和理路。所以唐先生的著作，也显示出层层推演，连环相生，而又弥纶开合，交光互映的特色。抗战时期，唐先生曾对牟先生说：你的思想是架构型的，我的思想是音乐型的。所谓架构型，其特征在于建立思想观念的骨干，和义理系统的间架。音乐型的特征，则在于思想观念层层的发展，有如交响乐的旋律层层引出而齐奏和鸣。这也等于是说，牟先生思想方式是康德式的，唐先生的思想方式则是黑格尔式的。由精神之层层发展，而引生纵横交错、周流融贯的思想之路道，这就是会通精神的显示。唐先生又曾说到，他愿意使自己的哲学思想，成为一条人人可以往来行走的桥梁或通路。有了唐先生这种宽平坦荡的胸怀，而后乃能善视各种学术思想，而一一安排其位次序列，使之交融会通而相辅相成。在世界文化思想交流激荡的今天，这便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 [1] 本课题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2003年度项目”和“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川教科SA03—160）”。 [2] 何仁富（1966，6—— ），男，四川平昌人，哲学教授，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唐君毅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唐君毅及现代新儒家研究。 [3] 宣言题为《中国文化与世界》，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宣言书。全文分十二节：（1）我们发表此宣言之理由，（2）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之三种动机与道路及其缺点，（3）中国历史文化之精神生命之肯定，（4）中国哲学思想在中国文化中之地位及其与西方哲学之不同，（5）中国文化中之伦理道德与宗教精神，（6）中国心性之学的意义，（7）中国文化史所以长久的理由，（8）中国文化之发展与科学，（9）中国文化之发展与民主建国，（10）我们对中国现代政治史之认识，（11）我们对于西方文化之期望及西方所应学习于东方之智能者，（12）我们对世界学术思想之期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