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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先生逝世，至今日已经七七四十九天了。去年秋天，唐先生服用中药的情况还很好，所以香港新亚方面发起为唐先生七十大庆印一本祝寿论文集，约我写稿。寒假期间我开始动笔，写了一笔《中国近千年来学派的分合与流衍》，一月底完稿，二月一日寄往香港，不料第二天唐先生便与世长辞。第三天报纸的消息很简短，我没有看到，到了下午，台大师大有几位同学来到我家，告知这个不幸的消息。次日晚上收到鹅湖的限时信，说要唐先生逝世出纪念专号，希望我写篇文章。就在过年那三天中，写成一篇介绍唐先生著作的文字，已在鹅湖三月号发表。 三月七日，我应约参加了台北《书评书目》杂志社纪念唐先生的座谈会，我也讲到唐先生的著作。三月十一日，唐先生的灵柩，由唐夫人和女公子，还有新亚早期的学生，护送来台安葬。十二日在台大法学院礼堂开追悼会，我和友人周群振先生合送一幅挽联，辞云：“蜀江蔚哲思，悲智宏发，重振人文争世运；岭海流教泽，德慧孔昭，更弘圣学卜天心。”十三日发引观音山行安葬礼。这三天的仪式我都参加了。唐先生的长眠之地，俯瞰淡水河，面对七星山，视界开廓，有山有水，形势景观都很好。在那里可以看到华冈，使我们觉得唐先生离我们很近。 那天在松山机场迎灵，台大哲学学社的社长，约我作一次纪念唐先生的演讲，我说我台北台中来回上课，恐怕没有时间，当时没有说定。上周，本校哲学学社的同学又要我作一次演讲，淡淡唐先生的生平与学术。对于这个题目，我并不是很合式的发言人。那末谁最合式呢？我想应该是唐先生的门人弟子。而最有资格讲话的，则是唐先生生平最相知的朋友牟宗三先生。但牟先生还在香港，就是四月底回到台大讲习，我想他也未必愿意来讲这个题目。因为唐先生的逝世，牟先生非常伤痛。好在他有一篇哀悼文字在鹅湖发表，我们可以去看那篇文章。牟先生不讲，唐先生的门人弟子也不能来讲，所以我就答应了这一次的讲习。 我认识唐先生虽已二十多年，但只有唐先生每次来台湾时才有向他当面请益的机会。平常就只有通信和看他的文章，读他的书。此外，我在牟先生那里也听到一些有关唐先生的性情和为人。下面就依据我个人所知道的，分为三点来讲。第一是唐先生的家世、生平与师友，第二是唐先生著作的三个阶段，第三是唐先生在文化学术上特出的表现和贡献。 一、唐先生的家世、生平、与师友 唐先生是四川宜宾人，祖籍则是广东五华的客家，自六世祖迁入四川，到唐先生父亲这一代开始正式读书。他父亲迪风先生，是清代最后一科的秀才，但从他的性情看，他是一位圣门狂者型的人物。迪风老先生是唯识学大师欧阳竟无的学生。但他初见欧阳大师第一句话便说：弟子不愿学佛，愿学儒。对一位佛学大师说这样的话，便正是狂者性情的当下流露。迪风先生曾在四川各中学、大学教书，留存的著作有《孟子大义》。唐先生的母亲陈太夫人是一位贤母，也是一位女诗人，有《思复堂遗诗》五卷。这两部书，在前几年都由唐先生印出来了。唐先生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都留在大陆。唐夫人谢方回女士，擅长琴书，学养也很深纯。女公子安仁，在美国修习文学博士。唐先生的女婿王清瑞博士，是本省台南人。 唐先生民国前四年戊申腊月生，换算阳历则是公元一九0九年春天。他在成都重庆读小学中学。十七岁到北平读大学，一度入中俄大学，后入北京大学，因而认识了梁漱溟先生，以后便对梁先生执弟子礼。唐先生在北平的时间不长，第二年便休学，又过了一年，十九岁，入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方东美先生，还有宗白华先生，都是唐先生在中大读书时的老师。那时候，北京大学有二位先生也在中大作过短期讲学，一位是佛教史专家汤用彤先生，一位就是熊十力先生。唐先生对熊先生也执弟子之礼。中大毕业之后，曾留校做过助教。后来回四川，在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书。抗战时期，一度在重庆教育部担任编审。同时和周辅成先生创办《理想与文化》杂志。 那时候，唐先生父亲的老师欧阳竟无先生七十岁了。他忽然要唐先生进内学院，长期做他的弟子。唐先生不肯，欧阳大师大怒，怒稍息，又以悲恻苍凉的声音说道：七十年来，我在黄泉道上独来独往，只是想多有几个路上同行的人。唐先生听了这几句话，大为感动，而俯身下拜，欧阳大师也下拜。但唐先生仍然没有做欧阳大师的弟子。这是表示，接受一个生命上的老师是一件极其郑重的事情。敬他的为人而不能契接他的学问和慧命，就不能轻易居弟子列。这是自重自尊，也是对于对方的一种尊重。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唐先生那强毅真挚的性情。 后来，唐先生回到中央大学教书，抗战胜利，又随中央迁回南京。这段时间，他和牟先生同在中央大哲学系。唐先生同辈的朋友当然很多。但在性情、学问、思想上能相知相契，而且能相资相益的，就是牟先生。当时，中大哲学第的系主任采取一年轮任的办法，唐先生一年期满，三十年就轮到牟先生担任，因为顾及学生的课业，在课程上作了一个权宜性的调配，竟招致某资深教授的误解，并因此而受到排挤。唐先生挺身而出为牟先生仗义抱不平但没有结果。于是唐先生决定与牟先生共进退，在三十六年秋天离开中大到无锡新创的江南大学做教务长，牟先生则同时接到金陵大学和江南大学两校的聘书。这件事上，唐先生在为了“正是非”，为了对朋友作道义上的支持，不惜离开母校，实充分地表现了一种情义深重的古风。他以“性情”对“意气”，为师友风义作了一次庄严的见证。在这里，我再说一件事，三年前唐先生来台大讲学，台北某大学一位研究生，想就熊先生的新唯识论做博士论文，唐先生和他谈了几句之后，就劝他不要写这个题目。有一天我去看唐先生，唐先生提起这件事，他说：“如果对儒家的学问和大乘佛学没有真切的了解，就不能把握到新唯识论的理路；如果对熊先生的生命人格和哲学思想没有相应的契会和敬意，就更无法了解新唯识论的地位和价值。如今只想拿熊先生的书作材料，拿来随意排比，做成自己的论文，唐先生加重语气地说，这怎么可以？唐先生这种导师、尊学、尊道的真诚，正是今天学术界最欠缺的。现在一般知识分子，大体只停在“知识”的层次，还没有进入“学问”的领域，所以不懂这个道理。虽然也都会说“尊师重道”，那只是人云亦云，口头上说说而已。 三十八年，大陆沦陷，唐先生流亡到香港。为了延续民族文化的生命，弘扬文化理想，他和钱穆先生、张丕介先生创办了新亚书院。没有钱，没有校舍，借别人的教室晚上上课。他们动心忍性，表现艰苦卓绝的精神，终于获得国内外人士的饮佩，而且得到美国耶鲁大学教育基金的捐助合作，才有了现在九龙农圃道的新亚校舍。在耶鲁大学合作前一年招进来的学生毕业之时，唐先生正在国外，特别写了一封信给他们，大意说，大家要记住耶鲁大学给我们的捐助，我们也要立志，将来对耶鲁乃至对美国作经济上和文化学术上的还报。这封信当时发表在人生杂志上，我和几位朋友看了，非常感动。近百年来，中国一直受西方的侵略，使我们港币是伤。但我们也一直受利西方文化学术上的好处，所以也满身是债。满身是伤，我们可以咬紧牙关撑下去；但满身是债，是会使我们挺不起腰不起头的。我们岂能永远满身是债？目前，我们也许没有能力还报西方，可是，如果连还债的心愿志气都没有，我们将有什么脸面说自己是黄帝子孙，是有光荣悠久的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所以，唐先生嘱咐新亚学生的话，是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应该永铭在心，不可忘怀的。 到五十二年，香港成立中文大学，这是由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起来的。在当时，新亚是否要参加中文大学，曾经引起内部的争论。一般的教授希望参加以提高待遇，学生也希望参加，因为官立大学毕业，在香港易于找到工作。但参加进去，就要受到香港政府的控制，文化理想就不容易维持。唐先生为这件事非常痛苦。最后为了替学生现实的出路着想，终于忍痛参加。参加之后，唐先生又力争中文大学要采联合制，使三个书院的教学与行政能够独立，以维护各个书院特有的精神和风格。香港政府虽勉强答应了，但并吞统一三个书院的阴谋阳谋，一直在进行着。尤其对新亚，更是极尽挑剔刁难之能事。因为联合书院的董事，多半是香港绅士，所谓高等华人，他们都听香港政府的。崇基是教会学校，只要方便传教，香港政府对于教学与行政上的措施主张，他们无所谓。只有新亚代表中国文化的理想和立场，所以处境最艰苦。而最可悲可欢的是，那些二毛子之流，居然在“中文”大学的校政会议上，不说中国话，不用中国文，而一律说英语、用英文，终于气走了新亚校和葡穆先生。后来张丕介先生也为新亚的理想而忧伤成疾，而退休、而去世了。当时，徐复观先生有篇文章，他说新亚是靠钱穆先生的名望，唐君毅先生的名望，唐君毅先生的理想，张丕介先生的顽强精神，而支持的。如今钱穆先生撤走了，张先生去世了，唐先生陷于孤军奋斗，更为吃力了。 后来牟先生由港大转到新亚与唐先生共事，但也只能在精神上和唐先生合力，来支撑这一个文化理想。等到六十三年两位先生同时退休以后，香港政府便露出了它那老帝国主义的面目，并吞统一了三个书院。新亚的董事们愤而辞职，但已经于事无补了。同时，新亚研究所也被中文大学裁撤。唐先生为了维持中国文化的理想，又和牟先生、徐先生等新亚书院的老校舍重新恢复私立的新亚研究所，后来又得到我们教育部经费的资助，才能够维持下来。六十四年唐先生来台大讲学，台湾许多后进、学生围绕着他，这恐怕是唐先生历来最欢畅的一段时间。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了解一个事实，那就是：要讲文化，必须要有自己的国土。离开国土是无法使文化的种子长成大树、开花结果的。但也正因为这样，对于唐先生在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为中国文化理想所作的艰苦奋斗，我们应该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二、唐先生著作的三个阶段 要谈唐先生的学术，不能离开他的著作。我个俯为唐先生的著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阶段之前，以及一二阶段、二三阶段之间，又各有一部过渡性的著作——我这里所谓过渡，是表示学问思想的转进发展，而绝不意谓它不重要。最后，还有一部总结性的书。 唐先生的第一部著作是《中西哲学思想比较论文集》。在这部书印行出版的时候，正是唐先生的思想有一进境之际。这部书虽然内容丰富，但唐先生觉得其中所论有不少是似是而非的，所以不愿意把这部书当做自己出版的第一部书。因此，我们也将此书看做是阶段前的著作。 第一阶段有三部书，那就是《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心物与人生》。这三书也本来有一个总名，叫做《人生之路》。后来分成三册出版。前二部书，是唐先生顺着他自己的性情，根据他向内而向上的要求，以开发人生的智能，建立道德的自我，决定人生的方向。所以里面讲的话，都是纯恳真挚，而很难感动人、启发人的。尤其《道德自我之建立》这部书所表现的那种超拔向上的道德的劲力，以及所流露的真诚恻怛的襟怀，更可以使我们接触到唐先生纯厚的道德心灵。第三部《心物与人生》，是以对话的论辩方式，从物质到生命，从生命到心灵，再到心之求真理，一层层，一步步，引导人透显出人生文化的理想。但唐先生表示，这部书，只是一个桥梁，一个信道，而不是一个依止之所。因为唐先生的思想，还有更进一步的开扩和升进。 由第一阶段这种主观的道德生活的反省，进而注意到社会文化的重要，于是便看出各种社会文化的活动——如像家庭、教育、经济、政治、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宗教信仰，乃至于军事体育的活动，都有道德理性贯注运行于其中。换句话说，道德理性乃是一切社会文化的基础。而现实中的各种社会文化活动，也都不自觉或超自觉地表现了一种首先的价值。所以整个人文世界都可以统摄于道德理性的主宰之下。这就是唐先生另一部书《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的一个中心的观念。这部书已经提出了一个文化哲学的系统。由这部理论的书作一个过渡的桥梁，再向前开扩发展，这就进入了第二阶段的著作。 第二阶段有四部书。第一部是《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画中引申中国哲学的智能，来论述中国文化之《精神的价值》，一方面纵论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一方面横论中国文化中的自然宇宙观、心性观、人生道德理想、宗教精神与形上信仰、文学艺术的精神、以及人间世界、人格世界、形上信仰的悠久世界，最后还讨论中西文化融摄会通的问题。这是民国以来，通论中国文化的最佳著作。第二部是《人文精神之重建》，第三部是《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这二部书是从客观的社会文化的观点，来讨论我们当前所遭遇的，有关民主、自由、科学、社会生活、社会道德、以及宗教精神、人类和平、世界悠久等等的问题。在这里，唐先生显示了他的通识，流露了他的仁心悲愿，也贯注了他的人格精神。这几部书都不是哲学专着，但它的价值和影响却超过了哲学专着，而且也不是哲学专着所能代替的。它代表唐先生全幅生命性情的发皇，和思想领域的扩大升进，真已达于“沛然而发，莫之能御”的境地。牟先生曾引庄子天下篇的话“彼其充实不可以已……其余本也，弘大而辟，深宏而肆；其于宗也，可谓调适而上遂矣。”认为这几句话，正可以作为“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和这几部书的写照，同时还告诉青年朋友要细读这几部不朽的著作，以敦笃自己的性情，恢弘自己的志气，提高自己的理想。另外，还有第四部《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这部书虽然三年前才印出来，但同样也是阐扬中国人文精神，进而讨论世界文化问题，所以在性质上可以看做是以上几部书的引申和衍展。（在此阶段还有一书，后面再说）。 由重建人文精神，以挽救中国乃至人类文化的命运，当然还是要重视文化的核心：哲学思想。唐先生那二大册的《哲学概论》，就是兼顾中国、印度、西方三大系的哲学思想而写成的书。由定部书作一个过渡，再回头重新疏导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这就进到第三阶段的著作。 第三阶段的著作，就是《中国哲学原论》中的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唐先生指出，中国哲学自有它各方面的义理，也有它一套内在的问题，一方面它自己形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义理世界，一方面也可以旁通于世界的哲学。在这几本大画里，唐先生是通贯中国哲学演进发展的全部过程，来论述（一）中国人性的思想发展，（一）中国“道”这个观念的建立和发展，以及（三）宋明儒思想的发展。这种大规模的学术思想的疏导工作，只有二个人做出来了，一位是牟先生，一位就是唐先生。两位先生的写作方式和着重点，自然不尽相同。照我个人的了解，牟先生的书，以透显义理的骨干和思想的间架为主，比较着重于同中见其异，以使中国学问的义理纲维和思想系统，得以厘清而确定。这是一种讲哲学系统和讲哲学史的立场和态度。因为要弄清楚各个时代和各家各派思想的分合异同，以及其演变发展的关节，同中观异是必要的。牟先生的《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心体与性体》这三部书，就是以同中见其异的态度，来讲明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学、宋明儒学这三个阶段的学术之真义。唐先生的书，则以通观思想的承接与流衍为主，重在异中见其同，藉此以通畅文化慧命之相续，以显示承先启后的文化生命之大流。这是一种重视哲学思想之交光互映和相续流衍的立场。因为要昭显几千年来思想的交会融贯和文化慧命之相续不断，就必须异中观同。唐先生的中国哲学原论导论各篇，就是采取异中见其同的态度，来通贯地讲述从先秦到清代的学术思想。这几大册书，是在唐先生最艰困时期撰写的。一方面在新亚为文化理想作苦斗，一方面遭逢高堂陈太夫人之丧，接着又因眼疾而一目失明，在这样《心力瘁伤》的情形之下，其心情或不免涉于惶急，所以这几部大书写得比较匆忙。但就唐先生自己而言，他是顺着文化意识的张大而心不容已地写下去。唐先生已经尽了他对文化对时代的使命，他可以无所憾了。 去年，唐先生出版了他最后的一部书《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这是一部总结性的书，唐先生的思想立场，在收中已有了一个交代。这部书一方面在于解答形上学与知识论所引生的种种问题，一方面则依生命三向开出心灵九境：初三境为万物散殊境、依类成化境、功能序运境，三者重在客体，都是觉他境；中三境为感觉互摄境、观照凌虚境、道德实践境，三者以主摄客，都是自觉境；后三境为归向一神教境、我法二空的佛教境、天德流行的儒教境，三者皆为超自觉境，超越主客之相对，是“以主为主”的绝对主体境。这种讲法，事实上就是一种判教的工作。判教是最高的学问。当印度佛教传到中国而大为兴盛的时候，为了使大乘、小乘各宗各派的教义和经论文献有一个妥当的分判和安排，于是就有了判教。首先是隋代智者大师所作的天台判教，判为藏、通、别、圆四教。到唐高宗时，又有贤首大师的华严判教，判为小、始、终、顿、圆五教。但这只是佛教内部的判教。而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则是古今中外各种形态的文化、宗教和哲学思想交会激荡的局面，正需要一个新的判教，来别同异、定位序，以建立综摄融通的基础和轨辙。 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就有二位先生不约而同地做了比天台华严更深广的判教工作。这就是唐先生和牟先生。在西方，没有人有能力做这种事，因为他们不了解东方。中国人能做，这是很值得我们感奋而激励的。唐先生是通观文化心灵活动的全部内容而开列上面所说的九境，以分判文化中各种学说思想以及思想几个大教的境界。这是一种广度式的判教。而牟先生所做的，则采取较为精约而集中的方式。是就人类文化心灵最高表现的几个大教来说话。牟先生常说，以前是儒释道三教相摩荡，在今天，则要通过儒、佛、耶的摩荡，以开出人类文化的新途径，才能够消解马列魔道开世界之光明。在《佛性与般若》书中，牟先生会对天台华严的判教略作调整，以天台为准而兼采华严始教终教之意，列为藏教、通教、始别教、终别教、圆教。在《现代与物自身》书中，又开出一个《判教与融通》的路道，指出中国儒释道三教都能显发自由无限心，以消除主客、能所的对立，所以都是圆盈之教。儒为正盈，佛老为偏盈。而西方宗教则是离教。因为主体与客体相隔离，所以是“证所不证能、泯能而归所”的离教。牟先生依于正盈圆教的智能，以融摄康德，并会通偏盈，以建立各大系统综摄统一的轨辙。关此，不拟多说。我有一篇文章介述牟先生近十年来的学思与著作，将在我们哲学系的系刊《华风哲声》发表。 以上我们概略地介绍了唐先生三个阶段的著作，下面再讲一讲唐先生在文化学术上特出的表现和贡献。 三、唐先生在文化学术上特出的表现和贡献 唐先生在文化学术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们不准备具体的列举地讲，而是归约为三点，作一个概括的说明。 第一，真切深微的人生体验：对于人生的体验，同时也就包含了对道德的体验。这是道德自我透显出来以后，一方面反观自己，一方面又照察人生全福的内容和整个的过程，所以它是一种内向的反省和向上的提升。这里所显示的，不止是理想主义的情调，而是充分表现出理想主义的精神。由于有人生正面理想的响往，所以也就必然地要转过来照察出那些妨碍理想实现的、人生负面的各种艰难、痉、罪恶与悲剧，而要求自己随时随地警惕自觉，动心忍性，以斩断那些人生途程上的葛藤，使人从这烦恼、痛苦、罪恶的深渊中超拔出来，以归于人生的正道。这就是上面还没有提一的《人生之体验续篇》，这部书的中心义旨。对于人生和道德宗教体验之深微真切，在当前这个世界上，恐怕很少有人能和唐先生相比。唐先生所开发的人生智能、人生的理想、人生方向，就好比一面人生的大镜子，我们应该藉这面镜子来时时照察自己，惕励向上，以创造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第二，深厚强烈的文化意识：这方面要表现在第二阶段的著作里，也同时在他后半期的生命过程中，在他为中国文化理想所作的艰苦奋斗中，有了具体而感人的证现。唐先生的立身处世、为学做人，以及他的道德意识、价值意识、民族意识、历史意识，还有文化事业的意识，全部融会凝结在他深厚的文化意识中而昭显出来。牟先生在哀悼唐先生的文章里，以他和唐先生交往相处四十年的资格，表彰了唐先生的生命格范。说唐先生是“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文化意识宇宙，是由中国文化传统而开出宇宙，是由夏商周三代文质损益，再通过孔孟内圣外王成德之教而开辟出来的。像宋明理学大学以及晚明顾、黄、王三大儒，都是这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而唐先生则是现时代这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牟先生的话，说得恰当中肯，而且是极具“知人论世”之卓识的。唐先生的生命格范，由他相知最深的老友牟先生表彰出来，我想唐先生在天之灵，也可以得到深切的安慰了。 第三，周流融贯的会通精神：这种精神同时表现在第二第三两个阶段的著作里。唐先生对于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有极为精深而相应的了解和体会。但他对黑格尔并不作专家式的研究和讲论，而是取其长而去其短，吸收黑氏讲“精神发展”的智能和理路。所以唐先生的著作，也显示出层层推演，连环相生，而又弥纶开合，交光互映的特色。抗战时期，唐先生曾对牟先生说：你的思想是架构型的，我的思想是音乐型的。所谓架构型，其特征在于建立思想观念的骨干，和义理系统的间架。音乐型的特征，则在于思想观念层层的发展，有如交响乐的旋律层层引出而齐奏和鸣。这也等于是说，牟先生思想方式是康德式的，唐先生的思想方式则是黑格尔式的。由精神之层层发展，而引生纵横交错、周流融贯的思想之路道，这就是会通精神的显示。唐先生又曾说到，他愿意使自己的哲学思想，成为一条人人可以往来行走的桥梁或通路。有了唐先生这种宽平坦荡的胸怀，而后乃能善视各种学术思想，而一一安排其位次序列，使之交融会通而相辅相成。在世界文化思想交流激荡的今天，这便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 以上所说，只是略举大端，要想进一步了解唐先生学术思想的具体内容，就必须去读他的书，尤其是第二阶段的著作。同时，我们也相信，唐先生的朋友、门人、后学，以及所有对文化学术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会互勉共励，分工合作，来维护光大民族文化的传统，开发民族文化的新生命，以告慰唐先生在天之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