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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与其「文明哲学」的打造 歐崇敬 孔子是儒學、儒門的開宗大師，亦是對周代人文精神重塑、反省夏商周三代約二千年文明的歷史省察者。孔子的儒學重構了周代人文精神，並完成以周文為基礎的第一個中國倫理學體系，同時將一切周代文化提升到人文精神的高度境地，也是第一個由魯學氛圍下產生的自覺性極高的哲學省察者；由於孔子的教學與政香港王中王网站治活動使得中國文化中的人文意識被廣泛地傳播，同時亦使得倫理政治教育普及於民間，這是其最宏偉的貢獻。 自孔子起「儒者」的地位轉化為知識分子，而不僅是「禮」的司成者，是而戰國起孔子即被歷史定位為儒門及儒學的創始者。孔子同時是由魯學的基礎而教授六藝、刪定六經，成為周文明的總整理者，其弟子並記其言行為於《論語》一書。生於魯國Ｂ．Ｃ．五五一Ｂ．Ｃ．四七九，字仲尼的孔子，先祖為宋國貴族，其一生除講學、教育、著述外，最重要地是「周遊列國」推行其學說，並培養了許多政治文化上具有貢獻的學生門人。孔子最關鍵的主張與學說是：「周禮的維護」與「仁學」的建構。透過而這兩個基本架構，孔子為中國打造了一套屬於儒家的「文明哲學」，而不同於墨、法、黃老等三家的文明哲學。這套文明哲學與黃老、法家三者成為支配中國文明政治發展的關鍵性思考。其文明哲學的關鍵特質是有效地架構了一套貫穿：倫理學、社會存有學、哲學人類學、人格理論並連接於「天命」、「道」之存有學內涵的架構學說，這就使得有周代人文精神中能張開一廣大豐富的空間加以發揮。 孔子為魯學中的第一位哲學家、第一位自覺理論地產出者是無疑的。自老子與孔子的時代起，中國文明進入一個哲學創造轉化與文明秩序重建的時代。在孔子處，「禮」成為人文自覺的產物，周「禮」成為人的自覺秩序、文化秩序之必要條件。是以，孔子亦是一個「周禮人文主義」的主張者，這意味著孔子的「人文主義」是有其特定意識型態色彩的。周禮的人文精神乃包括一套「人生、價值、倫理、社會存有」的整體觀念，孔子能將這一切的基礎導向於人的內在，而以「仁」一詞來融攝則是其於哲學上的重要創造。 於是，我們可以說孔子的「仁學與禮學」為整個中國的文明哲學建構了一種文化或人文上的「儒門典範」；並且將這種典範提昇到了自覺層次，自我修養、人格完成的倫理學、社會存有學的境界。總承上述，用「文明哲學」、「社會存有學」、「哲學人類學」、「倫理學」、「聖人成德的人格理論」五者來範指孔子所架構的學問規模是較貼近孔子畢生之哲學成就的。 單就上述的架構來看，我們可以看到孔子的儒學架構雖然不妨礙科學發展，卻難以自發地產出科學技術或科學理論；並且儒學一旦與法家的管理技術思想結合就可能出現過度強調倫理層面、權力意志屈從的性格，這是孔子「文明哲學」裡最大的缺陷。我們可以看到儒學中的確缺乏對天文、物理、化學、醫藥、人體、器物的研究，這些研究後來在稷下黃老道家發展後，皆被消融在道家的體系，以致於《道藏》乃被稱魯迅為中國文明的精華所在，並且是較於《大正藏》與儒家都富含科學內容的部書。 這一點充明地說明「魯學」的內涵由於太多的「禮學」內容，形成過度地人文化內涵，以致於「魯學」的第一位偉大哲學家孔子所成就的儒學架構是一個僅止於「社會存有學、哲學人類學、倫理學、人格學」等面向的文化社會哲學範疇。並且具有一種鞏固既有的周君主權力意志傾向的哲學，是乃亦使得儒學可以變形為荀子之後的李斯與韓非，亦或是變形為「禮教吃人」的現象；甚至形成宋元明清的新儒學運用乃以排斥佛老的姿態出現，而不是形成兼融並畜的宏偉新哲學氣象。 這都不得不說是「魯學文化」與「孔子文明哲學」本身就具有極大的缺陷所致。因為一個文明的內涵必然包含多元，有任何部分的缺乏都會使一個文明中斷、瓦解。孔子「文明哲學」中固然高舉了人文意識與自覺意識、憂患意識理性精神等，而此亦皆是知識分子必需具備的條件；但除此之外、科學精神、純粹存有學內涵，以及各種屬於身體、萬物、器物的認知方法及技術卻十分缺乏。同時，在儒學的價值體系下甚且會將這些技術與知識貶低或棄而不顧，這是何以新儒學與統治階層緊密結合後，中國科技文明終遠遠落後於西方，也是何以在兩漢到明代之間許多偉大的科學發明皆不能在中國社會或朝廷中形成研究傳統和主流的原因。 科學與技術的研究長期二千多年成為失意文人或士人閒暇方才從事的志業。這一些都不能不說是魯學中的孔子文明哲學之弊。當然，單看前述孔子的幾項貢獻都足稱其為世界少數的偉大哲學家之列；但由於孔子文明哲學中核心成分即是支持周君主的權力意志下的禮樂制度文化思想與專業倫理、秩序典掌上的六藝訓練。這就讓「權力意志」的合法性隨著孔子的文明哲學深藏在中國文明二千五百年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一切華人都會區中皆無有例外地向「權力意志」的合法化屈從。乃至於二十世紀出現毛澤東以馬克思人文精神代替儒家文明哲學則仍然演出相似構造的政治文化現象之歷史情境，這個情況同樣地在香港、台灣、新加坡，甚至是日本、韓國受儒家文明哲學影響深遠的地方一再地出現。 我們不得不說，這一方面可說是孔子後學在戰國到漢初形成強大儒家學派的成功，也不得不說孔子哲學中的理性精神是有盲點的，在面對權力意志之際是只有憂患、歷史意識、倫理性而缺乏一個可以邁向「無何有之鄉」的氣魄，是一種「有待」的理性運用，而不是一種沒有死角的理性批判精神。於是，孔子的文明哲學終會形成中國文明內部的困境；而中國士大夫、知識分子的理性精神，則終究是沒有經過啟蒙運動的片面理性運用，而且是人文與科學二分的理性使用。即使《中庸》、《大學》朱熹哲學中都講求成物、格物，但在孔子文明哲學的體系中仍然由於其科學內涵的缺乏與權力意志的絕對擁護與合法化，終使儒學的理性運用無法周全。 這一點，追本溯源乃可以說是周公的周代禮樂制度設計過於強大，以至產生魯學中會呈現孔子這種只有不完整的人文精神、理性運用與文明哲學。這樣的魯學文明氛圍終至於即使如墨子、孟子、荀子這些具科學精神，學識豐富都會由科學精神中轉向社會存有學的建構或意識哲學、文化哲學的討論發展。自戰國起的大儒者，一旦真誠地信仰了孔子的文明哲學體系，無不以倫理學及社會存有學為要務，無不成為君王權力意志的擁護者。即使如黃宗羲之才亦在稍有民主思想的權力意志批判之當口中轉回到意識哲學的道路上去。 這不得不說，正是因為孔子的歷史地位崇高，其文明哲學的影響力宏大所致。 我們如果從《論語》中所涉及的概念與問題：﹝仁、智、道、德、命、志、天、忠恕、中庸、忠信、禮、樂、文、質、修身、自省、學、思、義、利、權、孝、君子、聖人、言行、進退、生死、鬼神、祭祀、歷史、政治﹞我們即更能確認這種人文社會科學的屬性，孔子由於關切周文明的興衰，而以復興周文為志，進而建立為此目的而服務的「文明哲學」，這樣的工作志向裡，會產生什麼理智運用上的偏執是十分明顯的。 不過，孔子將世界的主宰由「天」轉自「人」的道德實踐，以人為主宰，以君子、成德之聖人為人文精神的實踐者及社會存在的真正支柱，這使得中國提前地由神權進入人為主的理性思考世紀，這一點是值得大書特書的。當然，《老子》、《文子》、《莊子．內篇》對此的貢獻亦不容忽視。 中國的宗教在商周交際與春秋前期各有一次重大轉折，一是周人的信仰取代了殷商的尚鬼，二是春秋初期神權的下降，使得魯文化在春秋前期即已向人文化發展。到了春秋中期的士大夫言論發展即又為孔子的人文精神完成進一步的基礎，如子產的「天道遠、人道邇」即是。於是，孔子要出現的歷史舞台就在這些氛圍中逐步形成了。 接著就要看魯文化能不能出現一個總合前人思想而作出「突破性之創造轉化」的人物；這個人物一出現即轉化為「第一個屬於中國哲學世代的語言表現典範」人物：孔子。 孔子將周公作為個人畢生理念上信奉的典範，也把振興周文明與重建周王朝的社會秩序看作終身的志業，通過禮制（昭穆制、宗法制、封建制）的「哲學人類學」式重建，孔子藉「仁學」要對其架構出一套社會存有論，並將之界定為「文明的哲學」。對於孔子而言，這項工作是「返本開新」與社會文化秩序的重建工程；是以孔子更必須從人的自覺意識上入手，以使得周公的「禮樂制」能重現光芒，這時「仁」學就成為「道德主體」架構於「社會存有形式：禮制」，之中的關鍵角色了。 環繞周初先人所建構的「華夏意識」與「天下意識」，孔子的「仁學」與「禮學」配合君子成德理論及六藝之教，孔子顯然認為這可能振衰起弊的良方，這種具有道德理想、倫理精神的「新型態仁與禮學」在春秋晚期並未給孔子實踐其文化工程的機會，反而是孔子提供了後代君王一種具人文精神糖衣的權力意志包裝之文明哲學。 在秦以法家的形說展開，而自漢初起一切朝儀乃至居臣之道的信仰則都被這套文明哲學所鞏固了。歷史證明，為了權力意志的實踐及鞏固和腐化，華夏大地只好不斷出現所謂的「英雄」與「聖王」來擁有這座由魯文化所形構的文明哲學之權力意志產出的巨大機制，秦始皇、劉邦、曹操、成吉思汗、朱元璋、努爾哈赤、蔣介石、毛澤東等英雄人物當然也就登場了。 而圍繞著權力意志的絕對擁有者，就有了「張良、蕭何、諸葛亮、陳搏、劉伯溫、周恩來」這些支持這套文明哲學，無論是真心或無奈而分屬於道家、儒門的智者。 反省了孔子在中國歷史的巨大地位，以及其與黃老法家鼎足而三的文明哲學；我們在創造轉化的立場中要追問的是：我們怎麼將這套深植於華夏大地的儒家文明哲學意識作一良性的轉化，讓權力意志的包裝漸退，而真正人文與科學共同審視世界的精神出現。 二孔子的哲學架構與其後學發展 《論語》一萬一千七百零五字為孔子哲學的主要文本，其中最關鍵的概念當屬「仁、禮、君子」三者，亦即： 倫理實踐的純粹意識之存有活動； 社會存有學與文化內涵； 人格理論與倫理德目實踐主體的提稱，以及人文自覺意識省察的代表者。 環繞著這三個主要概念，孔子尚言及「天、命、道、德、知、學、行、思、省身、中庸」等向度；在《論語》裡類於君子一詞的理想人格指稱語尚有「仁者、賢者、聖人、大人」等，而以「君子」出現一百零七次為最多，並且君子即可以說是「仁」者的實踐者，也是文化理想、禮樂制度施行的實作者。要成為仁者需「克己復禮」能「推己及人」，忠於人類內在純粹意識的潔淨本性，進而以此而對應於他者表現「恕」道，而君子若可達於仁者的境界則是能呈現「從心所欲、不逾矩」、能「知天命」、「不惑」的內在意識狀態。 而整個孔子哲學架構則應以「仁學」為主軸，通過文獻，我們可以看到「仁學」的架構為： ﹝禮：哲學人類學﹞的基礎。 內在純粹意識的呈現。 人文自覺精神的挺立。 聖人成德之教。 倫理行動上的判斷與實踐。 融合此五者，我們可以說，當「仁」一單詞出現時，我們可以創造轉化地表述為「倫理實踐的內在純粹意識」；在這裡「仁」雖有客觀的「禮制」來相對應，卻不能避免主觀的權力意識介入，亦無法迴避各別詮釋立場不同所造成的矛盾問題。 另一個外延的孔子思想則是「正名」理論，這個理論當然是在哲學人類學與社會存有學的架構中產生的，是一種「禮制」型態文明哲學中才出現的特有產物，「正名」所對準的是政治秩序問題，也是一個禮與制度、倫理學上的問題，更是鞏固權力系統，終極在支持權力意志的理論。 另一方面孔子則通過「直」與「思想」建構人際互動的生活性價值理論，也同時構成為其倫理學體系的環節。綜合上述，孔子的哲學有一重要特色即： 有目的地完成一完整的判斷能力。 完美地自律要求。 完善地人際互動。 合乎制度的社會階層往來之行動構造。 是以孔子乃以內在性原則回答出各種不同之「仁」的相關定義，而未直接言說「仁學」的客觀理論；這當然也是孔子迴避其當時代語言缺乏後設與分析語法而設計的言說方法所致。 而在整個哲學人類學與社會存有學的環節上孔子運用周代的樂制與詩經來作為 文化活動上的彰顯表徵，作《春秋》完成正名理論的落實與具體呈現其歷史意識。 在孔子身後，儒分為八，其中複雜地學派分化活動即在戰國二百多年裡發展著，而最重要的莫過於曾子學派、思孟學派二者。孔子生前即已著名於世的學生們分別自立門戶施教立說；荀子乃把曾子作為子思、孟子的先驅；而就儒學的思想發展：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四者間的確形成了一主幹性的儒學脈胳而影響了整個後來的儒學傳統。就《荀子》、《中庸》、《易傳》則可看作是思孟學派以後，儒門中人面對稷下黃老而產生的體系性及理論性的宏大論述作品，並且可以說是具有融合道家存有學說色彩的理論表現。 而就社會活動的層面而言，儒墨道法並稱顯學，標示著：不僅是學說與理論之獲得重視，更重要的象徵則是儒門的立說者廣佈天下各國，在傳播範圍及傳播戰略上，儒者成功地站上了歷史舞台。這當然得得力於孔子文明哲學的架構與六藝的具備教學內容，才使得數千弟子、門人能廣佈天下有據可論，有本可述，也才能在一個競爭激烈的戰國時代理論需求市場中有機會與道、墨、法家人士一較長短。孔子身後三個最主要的學派：一為與子游、曾子、子思、孟子、相關的思孟學派，另外尚有子貢到齊所開的易學系統，以及荀況所代表的禮樂文化哲學的純正魯學思想。這三系在兩漢以後又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主流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