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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唐君毅研究室」成立感想之（二） ──中国文化教育增强中国人以至华人之精神系带 中国文化孕育的中国人，从优良一面说，都总是较积极乐观的，总怀着希望。唐先生生前看到台湾政局安定，经济繁荣，便常说：「其实中国社会不必清算斗争，也可致国家于富强。」（《全集》，卷29，页233。）大陆四人帮垮台后，唐先生便对国家前途燃起期望，便尝对新亚的学生说，「不怕，只要能向好的方向变，总有希望，一旦中共政权变得开放，你们大可回大陆教书，提倡人文精神。」（同上）闻大陆成功发射人造卫星，也面有喜色地说：「只要政治安定，科学是容易赶上人家的。」（同上）在逝世前一天，因闻中国大陆恢复孔子的名誉，唐先生感到欢欣雀跃，立刻致电学生赵潜，请他把自己的近着分别各寄一套给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的图书馆——唐先生曾就读的母校。（《全集》，卷三十，页604，页377）事实上，只要大陆稍见开放合理，花果飘零的炎黄子孙，都怀抱希望，或是希望工程，或是关怀行动，或是工商业家回国捐资兴学，或是报章社论婉转进言，或是谔谔之士严词批评，背后都是一股希望，总期望飘零之花果灵根自植，以至花繁枝茂，再建兴盛家园，使百年受尽屈辱之中国再次屹立于世。不能说这么多的人都是为了靠拢权力（争座位的只是少数），笔者认为是受了中国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总有一种不忘本，爱乡土爱国家之情。 中华文化是具有凝聚力的，是两岸三地中国人统一的基础，以至是海外华人不忘寻根溯源爱念祖乡情怀之本源。（所以在外国出生受教育的第三、四代华人，这种情怀便没有了。）也只有站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才显得是合理而正大的。制造台湾分裂确是不得人心的。台湾曾分裂出去被日本人统治了五十年，正正是过去中国的积弱受到列强以至蕞尔岛国日本的欺凌所致。假若中国大陆因人治而不走开放改革进步之路，极左回潮，则台湾之走向独立，大陆不是没有责任。如果大陆继续进步，政治上逐渐走向开放与民主，台湾既无理由独立，也使台湾在现实上更难独立。因台湾人心对大陆更小排拒。所以，在笔者看来，武力统一是下下之策，战争固然阻滞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悲痛，若战争惨烈，将使台湾人心在很长的世代里与大陆割离。在中国文化中，自有「以大事小」的智能可资借鉴。 唐君毅先生一生为保存和发扬中国文化而努力。早年唐先生的发扬中国文化运动是寂寞的，只有少数人在讲。现在中国大陆能肯定孔子，重视中华文化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若唐先生在生，肯定会十分高兴，中国文化确可加强两岸三地人的精神系带。现在我们来讲中国文化，固然没有早年唐先生的寂寞与艰难，甚至在某些人看来讲中国文化便变成了依附权力，若本来要讲的也不讲了，笔者认为这是因噎废食，只要理性地讲，越多人讲越是好事（讲当然也可以包括理性地批评在内）。 笔者认为，在中国大陆，在自觉的层面肯定中国文化的价值的人以至领导层，还是少数。恐怕持否定态度的人更多。所以若对中国文化的价值有自觉肯定（无论肯定多少）的人都不讲了，或如唐君毅先生这种对中国文化有深广认识体验与研究及有深情的人都不被重视，久而久之，中国人即丧失成为中国人的特性。中国若再走下坡，稍见积弱，人们便更会说，中国为甚么不可以分成七个国家，以至更多国家。所以，光肯定还是不够，还须在教育上札根，加强中国文化的基本课程与研究。中国大陆重视，其它地区的华人亦自然会重视，则世界上中国人以至华人的精神系带便会增强。 固然，对加强中国文化教育持保留及怀疑态度的也大有人在，所根据的理由大概有三方面，一种是惧怕大陆政权利用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进行另一种一元文化的独裁统治。这种保留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反映了问题的核心不在是否应该重视中国文化的教育，而是在于应该如何进行中国文化的教育。在笔者看来，任何国家重视自家文化的教育是正常而合理的，那有英国政府不重视英国文化的教育、德国政府不重视德国文化教育的道理。所以中国政府重视中国文化的教育是很正常而合理，也是应有之义，或许应怕的是怕中国政府仍不知真重视；只要在重视自己文化传统教育的同时，不去压制其它的学问、其它的文化的教育，容许对自家文化作理性的批评，便可以了。重视自己的文化教育与一元独裁并无必然的关系。若中共不能吸取历史教训，只是出于利用中国文化，则中国与中国人的悲哀尚未完结。 另一种怀疑是来自世界主义的观点，认为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应该有全球性全人类性的眼光，过份强调中国文化的教育，只会增加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狭窄眼光。抱持着全球性全人类的眼光的人，我们是衷心表示尊敬的。作为个人，固然可以有自由决定作一世界公民，以至决定作一他国公民——如美国公民、英国公民等，或向慕他国文化如英国文化，印度文化而决定只终身学习该种文化。但对于任何一国政府，作为一个政府，是不可以和不应该代替群体里的每一个人作决定，跨过了群体所属之历史文化，以要求国民先作一世界公民，或先向往他国文化。此意唐先生牟先生以前亦多次说过。 唐君毅先生几十年前已指出，我们不能空头的说世界文化，而是只能在世界各种主要文化的融通基础上说建立世界文化。要讲世界文化，也要先从认识自己本国的文化开始。正如要博爱世人，也要先从爱自己的家人亲人开始，然后扩而充之，以至于「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也是儒家由近而远的切实主张。如果对自己的亲人也不能产生爱，而却说能博爱世人，这是不合理不可思议的。所以，重要的，其核心精神是扩而充之。若不能扩而充之，便会产生家族主义，地方主义，狭隘国家民族主义，但这不是儒家或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或精神。事实上，中国文化从开始就是重视天下观念，故国家之观念并不强，只是近百年来因受西方列强欺凌，知识分子才意识到国家的重要，对建立富强国家要求的逼切。唐先生及其它新儒家并非没有全人类的观点及意识到世界文化之建立的问题，只是他们谈论得以比较少。对唐先生而言，逼切的是使更多国人恢复对自己文化的信心，对于世界文化之建立，唐先生并不是以为中国文化取代世界文化，他只是认为中国文化将是组成世界文化的重要部分，世界文化其它部分应该包括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西方希腊的理想主义传统等。唐先生与钱穆先生、张丕介先生等创办新亚书院，宗旨既要发扬中国文化，为什么不叫做「新华书院」或「新华夏书院」，而用了「新亚」之名，就是表示新亚洲之意。唐先生亦尝提出由联合国来召开世界学术文化会议，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等。（《全集》，卷十，页146，152）他们的眼光，当然不是狭窄的民族主义者所可比拟的。发扬中国文化并不必然就是狭隘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 第三种情况，可以说是国内外社会的普遍情况仍不利于中国文化的教育的。在中国国内，受左的思潮影响的人是看不见中国文化的价值的，而肯定的又往往是因领导人肯定而一窝蜂，感情用事而义理扎根不深。在国外以至世界范围上说，当今时代是功利主义，实效主义与感官主义主宰的时代，当前的时代是价值偏向，只重视功利实效与感觉的价值，对中国文化中所体验之价值并不重视。中国文化精神中也非全不重视功利与实效，只是除了功利与实效之外，更重视仁、义、理等的「目的价值」。功利与实效也不是不重要，只是世界的事情就确如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若事事只讲求功利与实效，所培养成的人将是眼光短浅，事事计较，人将缺乏深度与宏大的眼光，表面看起来像很有能力，但却单向片面，变得目的价值迷失，久而久之，功利与实效偏向心态将导致整体失效，或整体崩溃。中国文化教育的内涵固然是广泛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核心意义，可以说是性情之教，这种教育并不是可以使人立刻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或能够加速一种具体生产，而是在人之素质中建立根基，是为整体人民与民族中种下深厚基础，是一种无用之用，但其用则可谓大矣：可使这个民族代代有贤人才人出，也可使种族相融而形成更大的民族；可使人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怀有深情；可使人忘我无私为百姓、为人类的福祉而努力。 科教兴国，重视科学和教育，这肯定是没有错的。不发展科学中国难以兴盛，但只重科学教育还是不够，必须辅以中华文化人文之教育，才可双足并立，才能真使国家兴盛。唐君毅先生也说过中华民族之复兴，必须是民族与文化双足并立的复兴。（《全集》，卷八，页23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