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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对文化应改变之态度 唐君毅 我认为国人近来对文化的几种态度是错误的，若不根本改变，中国文化莫有前途，不能有什么文化建设。然而这几种态度之当改变，似多未为国人所认识。所以我特别把他们提出，略述其应改变的理由，同时标出我们应采取的对文化的正当态度。 一、我们不是为求生存而有文化，乃是为文化而求生存。国人对文化最错误的一种态度，就是把文化只当一种生存的手段，以为我们之所以要文化发达，是因为文化不发达，则我们不能生存于此弱肉强食的世界。这观念是从严几道译《天演论》以来，散布在中国各级的人的心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当然，这种观念之所以如此普遍，有根于中国民族性者，但这观念之变为一般的意识，却自严译《天演论》以来，方是如此。然而这种观念完全是颠倒的。这种观念把文化作为生存的工具，乃对文化一种根本上的亵渎。我并不否认生存是人生第一件事，但是因为它是人生第一件事，所以它是人的生活最低下的一层。我亦不否认人的生存形态可决定他的意识，决定他文化生活的方式，但它亦只能决定文化生活的方式，它并不是文化生活本身。一切都为生存，生存为什么?生存为生存，这不是答案。我们要生存，我们是要取各种自然界的衣食住之物来滋养我们，转化成高一级的生命之工具。我们之所以要生存，我们是要运用我们的精力，发展我们的心灵，去从事高一级的文化生活。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目的，生存只是我们的手段。我们是为求真理求智慧求美求善而生存，并非为生存而求真理智慧求美求善，这是不能反过来的。从一般人目光中看来，反／顷岂不是一样：为生存而求文化发达的结果，何尝不可同样达到人人过高尚文化生活的结果?而且似乎为文化而生存的口号，将使人忽略中国当前民族生存问题的严重，而只去注重虚玄的文化。然而事实却不如此。世界只有把发扬文化当作前提的民族，方更能真正的努力求生存。世界绝无唯一目的只在生存而能使文化发达的民族。这理由是很简单的，因为人类的精神是要向上的，只有上面的东西才能使他向上。只有想到泰山顶上看日出的人，才肯一步一步的上山，而且要踏稳他一步一步的脚步，绝莫有唯一的目的只在立定脚跟的人会不辞劳苦的跋涉岗峦。所以从个人讲，只有把高尚的文化生活作为他的人生目的的人，才更要求他自己的生存，求他民族的生存。从民族讲，亦只有高尚的文化生活的信仰的民族，才更需要争存于世界。因为人类只在有一高尚的文化生活的理想在前召呼他时，他才觉要求生存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义务。不能自尽其求生存之道，不仅是一失败，而且是一种耻辱。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在民族危亡的时候，有许多为民族争生存的英雄、杀身成仁的义士，如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之类。然而我们问他们为什么肯这样努力去为民族求生存，我们读他们的传便可以得着我们的答复。就是他们是受中国文化的陶冶的，他们宝爱他们祖国的文化，他们不忍数千年的文化从兹湮没，他们不忍百千万的同胞受夷狄之教。他们是因为把文化作为人生的最高义；所以他们愿意为之肝脑涂地死而无悔。我们知道近代欧洲的德意志，在百年前尚是一分崩离析的国家，然而—八一四年后，便成一民族意识最坚强的国家，他要世界给予他绝对生存的权利与保证，与奥战，与法战，最后挑起世界大战。在大战失败后，战胜国加之以期必它百年不能翻身的惩罚，然而，才过十余年，德意志整个民族求生存的努力，终于打破一切国际条约的束缚，国内树立最坚固的政权，又在向世界要求索还他大战时失去的土地。先进的国家，嫉妒他，恐惧他；后进的国家，羡慕他，要想学他。然而德意志民族为什么要这样强烈的要求生存的一切权利?历史又可从一方面与我们以答复：就是德国在最是分崩离析的时候，正是他文化最灿烂光辉的时候。在一七七O年到一八二O年五十年之间，德国出了许许多多的诗人哲人科学家：歌德、席勒、席勒格兄弟、诺瓦里、斯来马哈、席林、菲希特、黑格尔、叔本华……他们的文化已经灿烂，但还要后人来发皇。他们的文化已很光辉，但还要凝聚起来照耀世界。所以他们不能不把他们整个的民族团结起来，求绝对生存的保证，然后他们的文化前途，方能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不信，我们试去读菲希特的用以团结德国民族的精神的呼声：《告国人书》、《人之天职论》及黑格尔之《历史哲学》一类的书，我们便可了解德国民族之所以这样努力求他民族的生存，以至优越的生存，是如何根据于他们所怀抱的文化理想，要想实现他们在世界文化史所担负的特殊使命上。所以我们说，为文化生活而求生存的口号足以使人注目在虚玄的文化而忽略民族生存问题的严重这是错了，完全错了。中国现在民族生存问题已到了危急不堪之境，然而许多人仍然醉生梦死，麻木不仁。这自然是因为大家不了解国内经济政治之危机，国际形势的险恶，然而同时亦正因为一般人都失了生存的意义，生存的目的，莫有文化的理想，鼓动他们的生命，因而不感觉一种生命的严肃，觉非力争生存不可。所以我们主张把为生存而求发扬文化的态度改到为发扬文化而求生存的态度，无论从发扬文化的意义上看，从求民族生存的意义上看，都是应当的。 二、功利主义不是估量文化价值的唯一标准。国人对于文化的第二种错误的态度，就是拿功利主义去衡量一切文化的价值，这是紧接着前所述以文化作生存的手段来的。因为以文化作生存的手段，必然以一切文化有无用于我们的生存作估量文化价值的标准。因这就是功利主义的本质。这种文化估价观亦根于中国民族性，因为中国思想自来便注重用的。不过中国从前所谓用，意义还很广，然而现在通常所谓用则意义完全狭到有无利于我们的生存上去了。这亦可以说是受了严几道翻译功利主义的著作，与胡适之等提倡实用主义的影响。这种功利主义的文化估价观，亦是根本上足以毒害中国文化前途的。我的意思分两层：一层是文化不必都有用。在文化中，我们知道有一般文化与纯粹文化二者，一般文化为政治经济法律生产技术之类，这类文化对于我们的生存诚然有直接的用处。纯粹文化为宗教艺术文学哲学道德科学，就中科学中之实用科学，道德中之社会论理一部，对于我们的生存都有密切的用处，然而道德中如自己犯了一种人不知的罪过，譬如在荒郊旷野中抢夺一个可怜的老人，竟把他杀死，忽然良心醒悟，中宵不寐，涕泗横流，忏悔过去的罪恶，这是人类最高的一种道德生活。然而这一种忏悔有什么用处?在这——种严肃的忏悔之下，人可以发狂，可以自戕，这有什么用处?然而谁敢说这是莫有价值的行为?科学中如理论科学的一部，如天文学之研究数万光年外之星球，以至相对派物理学中计算宇宙的大小与重量，这有什么用处?然而谁敢说这不是真正的科学?至于宗教艺术文学哲学，则有用的部分更少，然而谁又敢否认这是文化中最主要的部分?文化中莫有用处的太多了，我们假设两眼只看见有用无用，我们必然觉得许多文化的创造的工作，都是庸人自扰。艺术家，你为什么创作一乐曲，雕刻—一石像，动辄费几年?文学家，你为什么要两三年以至—生精力来作—剧本?哲学家，你为什么游心万象，最后只为证明一个根本观念?天文学家，你为什么老是倚着望远镜看那无情的太空?……然而这些不求用的艺术家、文学家、哲学家，正好比那些无用的珠宝，文化的宝塔：汇是以他们为主而建立起来的。这是第一层意思。还有第二层意思，是莫有用的文化，从一方面讲，是最有用的文化。艺术宗教哲学表面看都是最莫有用，然而从另一方面看，都是最有用的文化。谁知道一首《马赛曲》曾鼓动多少爱国男儿的志气?谁知道——部《实践理性批判》曾引起多少人认识他自己对人类社会的义务感?谁知道甘地的宗教精神，曾感动多少印度国民，同他一—起作民族解放运动?科学中的理论科学大都均莫有用，如现在的原子构造论、星云组织论，便都莫有用，所以现在中国的科学家都不注意这类的问题。然而现在的应用科学那一样不是从理论科学来?现在的应用物理学化学有用，然而在牛顿、格律雷、波以尔时代的理论物理学、化学有什么用处?理论物理学、化学，我们知道自纯粹数学来，然而在笛卡尔、欧克几得的时代，纯粹数学有什么用处?所以在欧克几得在时，便有人问他的几何学究竟有什么用处，欧克几得莫有办法，只好叫仆人拿铜板给他，因为他是要有用的东西的。数学中的数与形的观念的来源，我们又知道大都受观察天文的启示，然而天文学的始祖即一切科学哲学的始祖。泰利士观察天象的时候，就相传他曾落在井里。所以后来就有哲学家上观天象却忘却他的身落在井里的趣话。为观察天象而忘却自己的脚步，落在井里又有什么用处?然而莫有这些前后相继的研究莫有用的理论科学，研究莫有用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的科学家，何处来现代的应用物理、化学?何处来由应用物理学、化学产生的工程学农艺学?何处来现代的工厂与农场?现代的机器与现代的食物?现代中国人人都知道有用的汽车洋房与大菜?不过关于这些我们认为无用的文化，如何表现他的用处，我不必再讲下去，这讲起来太复杂，历史已证明而且将更证明一切无用的文化的用处。我此地只还愿意从另一方面抽象的讲一个原理，就是真要认识什么是有用，必先认识无用是有用的基础。中国的老子最聪明，首先发现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并不难懂，老子已说得明白。茶杯有用，能够装水，然而能够装水的地方，乃是茶杯中空的地方。这空的地方，什么也莫有，真是世间最虚玄最不实在的地方了。然而少了这一点空洞的空间，便什么水也不能装了。眼睛能够望远，因为我们所望的东西，与我们的眼睛之间，有空的距离，假如所望的东西，都塞在眼前，便成了瞎子了。所以说人目能见千里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人目如何能见千里之外?iE因为眼前有千里相距离的空间。眼前的空间愈大，我们看得愈远。即无用的空间显现得愈多，我们眼睛的作用愈显出，这是何等浅明的事。然而要知道物如此，人亦如此。人心是要空灵的，只有空才能灵。人的心须要自由，只有自由的心才能认识一切、了解一切。一个观念横亘在心，便把世界全部隔绝了。人在处处求用的时候，他第一个问题，总是这有什么用处。这个时候，他的心早已横亘了一个死的标准，即那一类东西是有用，属于这一类，他想这有用了，不属于这一类，他想这一定无用。这个时候他的心已被这一类他认为有用的东西遮蔽了，他不相信另外还有别的也可用的东西。因为他不能相信另外还有可用的东西，他自己筑一个牢把他的心关住，他却以为这牢是天经地义的。他忘却他自己已成了可怜的囚犯，他从他的牢的铁网外去看外面的鸢飞鱼跃，花放水流，他再也看不清楚。他于是以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虚玄的梦境，因而他再也不想打破他的牢出来，认识真正的海阔天空的世界，去认识各种其他有用的东西。所以人心不能时时求用，时时求用的结果，必然遗掉了大用，要求大用便必须有不求用的时候，必须有无所为而为的时候。所以文化中的艺术宗教哲学，假如我们鉴赏之信仰之研究之的时候，看不出他们的用处，我们便要知道这正是他们的大用。因为假如我们明明看不出他们的用处时，我们仍然肯鉴赏之、信仰之、研究之，则我们的心，自然而然养成一种无所为的态度，在此种无所为而为的态度之下，我们的心自然获得一种自由、一种解放。所以我们常受这些文化的陶养，我们的胸襟必日渐开阔，精神的视线必日渐提高，认识的事物的范围，亦日渐扩大。同时对于利与害、有用与无用，亦更看得明白。无怪乎中国思想上，最讲实用利害的法家纵横家，乃出于最要想超脱实用的道家。古今许多最想建立赫赫之功的英雄、第一流政治家，如凯撒、拿破仑、诸葛亮、王阳明，类皆同时是最需要哲学文学作为他们精神的粮食的人了。 三、纯粹文化与一般文化不应当偏重。由上面所述，我们便知道纯粹文化之文学哲学艺术与一般文化之政治法律经济生产技术相反而实相成。文化根本是一有机的全体，纯粹文化与一般文化根本是分不开。一般文化的目的在维持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农业工业等生产技术。或在维持人与人间的外在协调，如经济政治法律之类。纯粹文化的目的则或在人与人间的内心的联系，如道德；或在表现宇宙的和谐，如艺术；或在认识字宙的条理，如科学哲学；或在指示宇宙的归宿，如宗教。由一般文化建树生活的基础，由纯粹文化建树生活的理想。莫有生活基础的理想，是空洞的理想。莫有生活理想的生活，是盲目的生活。有了生活基础，人在宇宙间才站稳了他的地位。有了生活理想，人在宇宙间才创造了他自己的世界。有了生活基础，人才脱离了自然世界。有了生活的理想，人才能升到纯粹的价值世界。由道德认识善，由艺术认识美，由科学哲学认识真，由宗教认识神圣。所以纯粹文化与一般文化其不应偏重，简直是毫无所疑的真理。所以世界第一等国家如英、德、法、意之类，他们一方面是最注重一般文化的，同时也就是最看重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纯粹文化的。然而在中国现在，一般社会对于文化的态度，则只知注重一般文化，不知注重纯粹文化。只知艳羡别人的国富兵强，却并不仰慕别人纯粹文化之发达。决不想到国富兵强与纯粹文化之发达，其间有互为因果的关系。所以中国一个学文学哲学的人，在一般社会，简直视之为有之不多、无之不少的人物。一个国立的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其中竟然莫有关于文学哲学的研究所。同时一般谈文化问题的人，也决少有论及纯粹文化的。即如去年之文化建设运动，说来说去只说到民族的生存、民族的生计等一般文化的问题，纯粹文化简直不在他们的目中。诚然不错，中国当前的最严重问题是要维持民族的生存，充裕民族的生计，这谁也不能否认。但是中国现在还莫有必需全国皆兵、人人人工厂的时期，并非全无暇顾及纯粹文化。而且纯粹文化之发达，其与民族生存问题生计问题之解决，并不相冲突，而且可以互相帮助，这我们前面已约略讲到。而且关于如何维持民族的生存，充裕民族的生计，这根本是作的问题，不是谈的问题，要谈亦只须谈点实际的计划或方案，如今既然要造一个运动来谈整个的文化建设，便绝不能抛了纯粹文化不管。这一种对文化的态度，是我们要注意改正的。 四、我们不应当取单纯的欣赏主义的态度来对文化。我们在上面说，我们应当并重纯粹文化与一般文化。但是我们虽重视文学艺术哲学等类纯粹文化，我们却极端反对拿欣赏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欣赏主义的态度根本是错误的。然而中国人对文化的态度则深中欣赏主义之毒，文学艺术在一般人都是视作悦目赏心的东西，哲学一般人视作谈玄说妙，也是用以怡情逸志的。而在近来因一般小品文幽默文之盛行，尤足以助长这种欣赏主义之流风。这种欣赏主义的对文化态度是根本上足以阻碍健全文化之发展的。因为健全文化的发展，完全要赖创造的精神。而欣赏主义则根本与创造的精神相反。欣赏主义者从事文化生活在求适意，而有创造精神的人，则从事文化生活的态度根本是严肃的。欣赏主义者无论欣赏他人之作，或自己创作，都不愿用力，都不肯把他的生命贡献给客观的理想。而有创造精神的人则处处用力，总想把他的生命的意义，寄托于一客观的理想。欣赏主义者以个人趣味为中心，其趣味表面是愈磨愈细致愈玲巧，然实愈磨愈狭小愈空虚。而有创造精神的人，以客观价值为中心，其认识的价值，则只见日渐扩大日渐充实。欣赏主义者趣味逐渐狭小空虚的结果，最后必然落到精神生活上的虚无主义，相沿而来的就是物质生活上的享受主义。而有创造精神的人，以认识的价值日渐扩大充实的结果，最后于是成为一切价值的肯定者，归宿于最积极的精神主义。然而这一种精神主义，并不鄙弃物质生活，这一种精神主义是要肯定一切价值的，所以物质生活的价值也同样肯定，不过这一种精神主义不承认物质生活真正的价值，在物质生活的本身，而在其能促进精神的发展，作精神发展的基础。换言之，亦即在其能促进文化创造，作文化创造的基础。所以有创造精神的人与欣赏主义者根本是立于对敌的地位，一个民族在文化方兴的时候，人人都生机勃勃，这种时代必然愈有创造精神的人愈立在文化的高层。反之在文化没落的时候，则人人只求安逸，于是欣赏主义者也能簧鼓一世，而有创造精神反遭人嘲笑。这就是现在中国当前文化界的情状。然而中国文化复兴的时期已逐渐到来，中国当前的文化已被各种毒质腐蚀透了，中国文化已到了剥极将复的关头。六朝的文化颓废到极点时，有唐代的复兴，五代的廉耻道丧到极点，有宋的复兴，晚清至今的社会崩坏，文化沦亡到极点，必然有将来的新时代的降临。人类的精神是要向上的，民族的灵魂一定要再生的，民族的灵魂，一定可以觅得他的付托者：有创造精神的人，来创造新的文化的。所以现在的欣赏主义者，时代决不怜恤他们的命运，到将来他们只有或者把他们潜伏的创造精神重新提出——这创造精神是所有人类都潜伏得有的——或者自甘退到文化的下层去。一个伟大的文化犹如一伟大的谐乐，最低的音调都有他的地位。所以在未来的文化的下层，欣赏主义者仍可觅得他们应有的地位，不过他们再也不能立在文化的上层了。 五、人类的文化创造是日进无疆的，所以，中国的文化建设不只在建设一适合当前情势的某一形态的文化，我们应当同时注意以后文化如何开展的问题。我们前面说我们对文化应取创造的态度，然而我们同时要知道文化创造是莫有止境的，科学的进步、艺术的创作、哲学的探讨，以至政治经济的改善，都是莫有止境的。因为宇宙不能有穷尽，人在宇宙间的事业也不能有穷尽。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在创造的过程中，文化在我们之上。然而无论什么文化，当创造完成时，文化便在我们之下。而我们的精神到文化之上去了。所以，这时原来促进我们精神活动的文化，遂转而成我们精神活动的桎梏。于是我们的精神活动，必然要抛弃这已成的文化，而去创造新的文化。因为我们的精神活动，需要自由，只有自由才有活动。要有自由，便不能不毁灭过去的桎梏。所以只要人类精神的活动，新新不已，文化的创造必然新新不已。莫有一种已成的文化，能阻止我们精神活动的前进，犹如莫有一张桌子能阻止木匠再作一张椅子。所以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问题，并不只是建设一适合当前情势的某一形态的文化。当前中国的情势是一特殊的情势，当然有他相应的最适宜的文化形态，我们应当努力从事建设。但是我们同时应当注意中国以后的文化如何开展的问题，我们应当想一种办法使中国文化能继续不断的发展，能永远的创造不息。我们不能如现在一般谈文化建设问题的人，一般意见，以为中国当前所需要的文化建设，只是此时此地的文化建设，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空洞的问题。这问题诚然不易解决，然而亦非全无解决的办法。不过我们在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先，我们首先要把我们对文化的一个观念彻底改过。即我们不要以为文化只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要知道文化是出于人类精神上自发的活动。中国近数十年来因为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流行，一般人的文化观念总以为文化只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这正是我们前面所说文化是生存的工具一种说法的另一面。这一种说法最大的错误，在只看见在不同的环境下文化的形态不同，遂以为文化的唯一目的，就在适应环境。这犹如一个人看见河水流的方式随河岸而变化，遂以为河水向前流，其目的，就在与河岸相适应。殊不知河水之所以向前流，是因为地心吸力。文化之所以向前开展，是有一种精神上的自发活动为基础。这一种精神上的自发活动，是受各种真善美的价值吸引的。然而在只注意文化与环境相关共变的人，他是不相信有什么精神活动的。他只能看见文化适应环境的一面，他看不见文化向前创进的——面，所以他只好以为文化的唯一目的就是适应环境。由这种适应环境的文化观，所产生的文化建设论，在我看来，必然是其注目在此时此地的文化建设，因为只有此时此地才是我们的环境。我们要使大家的注意超出此时此地的文化建设以外，而同时注意到将来文化如何开展、如何创造不息的问题，便首先须打破这种适应环境的文化观，而把文化视作有精神上的自发的活动的基础的。只要我们真能打破这种适应环境的文化观，承认文化的进展有精神上的自发活动为基础，我们自会注意到将来文化如何开展如何创造不息的问题。只要我们真能注意将来如国人对文化应改变之态度何开展如何创造不息的问题，则这问题也自然会慢慢有解决的办法了。因为一切的问题总可以设法解决。只怕我们根本上不把一问题当作问题。犹如知痛痒的病总可医，不知痛痒的病，才真是不可救药的痼疾。 以上我已将我认为国人今后应认识之对文化态度五项：—、我们不是为生存而有文化，乃是为文化而求生存；二、功利主义不是估量文化价值的唯一的标准；三、纯粹文化与一般文化不应当偏重；四、我们不应当取单纯的欣赏主义的态度来对文化；五、人类的文化创造是日进无疆的，所以中国的文化建设，不只在建一适合当前情势的某一形态的文化，我们同时当注意以后文化的开展问题。在每项中分别陈述了我的意见。其实我的根本主张，是很简单的，就是我认为我们应当从文化的本身看文化。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的，所以文化现象不是自然现象。文化生活不是自然生活。因此我们不能说文化的目的在求我们自然的生存。因此我们不能拿有无利于我们生存的功利主义的眼光去估量文化的价值。因此我们不应当看轻似无关于我们生存问题的纯粹文化。又因为欣赏主义者从事文化生活的动机，在求适意；适意不适意，苦与乐，也是自然现象；只求适意求乐，也是自然生活；所以我反对欣赏主义。既然文化现象、文化生活不属于自然现象、自然生活，人类的文化现象、文化生活便当自有其创进的行程，所以我主张我们不能以文化的目的在适应环境。我们不应当只注目此时此地的文化问题，应当同时注目于将来文化如何开展的问题。可见我的意思，只不外要从文化的本身看文化。我们既然谈文化，我们当然应当从文 化本身看文化。所以我的说法毫无新奇之处，不过现在中国一般人谈文化都不从文化本身看文化，我认为我们应当还回来从文化本身看文化而已。 一九三六年三月廿八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