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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治疗学意义与生命教育 ——以唐君毅《病里乾坤》为例的生命学解读 何仁富 （浙江传媒学院生命教育研究所 教授 杭州 310018） 内容摘要：儒学具有返回人心根本的治疗学意义，这种治疗学意义可以为生命教育提供极其重要而直接的文化根基。现代新儒家唐君毅以其切身的生命体验开拓出了儒学治疗学的全新境界，给了我们通过儒学治疗学进入生命教育的路径。 关 键 词：儒学 治疗学 生命教育 唐君毅 生命教育必须以本土文化为土壤才可以真正得到现实的落实。传统中国社会号称是以儒学作为主导性文化的社会，尽管中国社会不完全等同于儒学社会，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远离了儒学知识系统下的价值理念与理想目标，远离了儒学的人文心灵与价值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学与社会是完全脱节的，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儒学的文化理念对现世生活仍有相当的关联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儒学的治疗学意义还是有或多或少的依赖，尤其是在精神的心灵安顿上，常能获得儒学的文化滋润。正因为此，在当下推行生命教育，从儒学的治疗学意义寻求文化根基，是建构本土化生命教育和提升当下中国人生命意义的重要途径。 现代新儒家唐君毅（1909—1978）可谓是当代以儒学的治疗学落实生命教育的典范人物，是儒学意义治疗的实践者与宣扬者。唐君毅与其他儒学思想家最大的不同在于，除了儒学的学术著作外，他还有大量来自于生命体验的人生著作，表达了其从青少年以来希圣希贤的立志之路和对人生正面与负面价值的独特体验与反思，比如早年的《心物与人生》、《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中年的《人生之体验续编》、《病里乾坤》，晚年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等书，都是深富生命实感的体验与省思。其中《病里乾坤》一书虽然篇幅不大，只有四万多字，却是唐先生在病房中面对病痛的机缘再度深刻反省自我生命而写下的儒学治疗学和现代生命教育的经典作品。本文以《病里乾坤》的文本解读为基础，力图阐释儒学所具有的治疗学意义及其对现代生命教育的重要启示。 一、对疾病的切己体悟 《病里乾坤》一文是唐先生“在民国五十六年（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至三月三日，于日本京都医院，每日在晨光曦微中，写约一节，历时十六日而毕。”疾病，既是《病里乾坤》产生的机缘，也是该文本切己反思的重点，同时也是唐先生由此引出儒学治疗学和生命教育的基点。 1966年3月，唐先生忽觉左眼视力不明、见物变形，“初唯忽感左眼上角之天，遽尔崩陷，而天如缺西北，当即赴医诊治。”后经医生诊断为左眼视网膜脱落。年底，唐先生赴日本京都医院治疗目疾。在京都医院三月余，出院后，又在京都休养四月余，前后共住京都八个月之久。在病榻上，唐先生对于自己一生进行了诸多反省察思，“在此一年中，吾乃更于吾之一生，试顾往而赡来，于人生之事，较有一真觉悟，而于昔年所读之书，亦颇有勘验印证，其中亦有足资吾今后与他人之警惕者。” 在对自己一生的反省中，首先悟及到青少年时候的诸多经历尤其是所经历的烦恼与疾病。他自认为自己的一生是经历了很多伤痛之事的。诸如父亲在老家宜宾去世时身边无一家人；母亲病逝于苏州时自己也不能亲往奔丧；十多年来羁旅异域，更是时怀家国之痛。但是，这些可伤痛之事，大多“出于悲情之不容己，非同逼恼之苦难，使人不得不忍所不能忍，亦使人难于更发大心，以求向上之觉悟者”。 但是，真正经历的“逼恼之苦”则是二十岁左右时身体特多病。唐先生说：“若言吾生所之逼恼之苦，唯在二十岁左右时，身体特多病。脑、肺、肠、胃、肾，皆无不病。吾年十四五时，即已有为学以希贤希圣之志。年二十岁左右，自负不凡，乃时叹人之不我知，恒不免归于愤世疾俗之心，故烦恼重重，屡欲自戕。然此时吾对人生之事之悟会，亦最多。吾二十二岁，先父逝世，吾更自念：吾身为长子，对吾家之责，更无旁贷，吾一身之病，乃自此而消失。”年轻时的这段疾病与病愈的经历，其时已经在唐先生的生命中留下了昭示儒学的独特治疗学意义的种子，那就是不是把疾病单纯当作生理的疾病，治愈也不是完全靠医学技术或者药物，而更重要的是精神上当下直接承担的责任心的开启。 在此次目疾中，唐先生作为经历了大半人生和卓有成就的儒学大师，将自己的儒学修养用来审视疾病本身，进而由对疾病的反思引发对人生痛苦、生死之道、道德意识、宗教体验等一系列重大人生问题的切己反思，将儒学的意义治疗学推行成熟。《病里乾坤》总共分十三节，包括：（1）生世，（2）目疾，（3）超越心情与傲慢之根，（4）如理作意与天命，（5）忧患与死生之道，（6）理与事，（7）习气与病，（8）痛苦与神佛，（9）当与不当之辨，（10）觉与无觉，（11）尽生死之道与超生死，（12）痛苦之究极的价值意义，（13）痛苦与大悲心、崇敬心、及感慨祈愿心。内容多涉及对自己生命的切己性反思，对生命中一些重大问题如生、疾病、傲慢、痛苦、习气、死亡等的体验式洞察，可谓直接现实的生命教育课本。 唐君毅对疾病的感受是相当强烈的，这种强烈来自于其切身病痛的体会。但是唐先生对疾病的认知不是局限于生理的病变与用药上，而是从生命存在的文化价值去面对疾病所带来的种种生存困惑，将疾病问题提升到身心的文化层次上来。由此，对疾病的治疗，也就不只是科学上的相关技术，而是更重视生命的伦理秩序与文化规范。这是唐先生所彰显出来的儒学的治疗学意义的重要内容。 二、疾病与治疗的身心关系 唐君毅指出，其二十岁左右身体特多病的主要原因，在于身心调适的失常，生理与心理不能维持有机的平衡关系。换言之，真正的问题在于心理的“烦恼重重”上，自己的生命陷入到对立、冲突与矛盾之中，严重之时，甚至“屡欲自戕”，进而引发了明显的身心症候群。对于这些身心疾病，唐君毅不反对现代化的药物医疗，犹如他当下罹患目疾并不反对麻醉药下的手术治疗一样。但是，他更关心的是在疾病面前自我心灵的调适与转化。唐君毅二十岁时的“一身之病”之所以“自此而逐渐消失”，乃是因为“先父逝世，吾更自念：吾身为长子，对吾家之责，更无旁贷”。唐先生在此不是标举无医自愈，实际上唐君毅是有进行医疗的，只是其心灵治疗的效果大于生理医疗。 唐君毅的心灵治疗主要来自父亲的逝世，体验到对家庭责任的承担，这种承担跨越了“愤世疾俗之心”，获得了安神定志的作用，“安神”是指确立了主体性的心理安顿，掌握到生命存在的使命感，“定志”是指有一定的奋斗目标，超越了“自命不凡”的狭窄心态，有着确定的人生追求方向。如唐君毅自己所说：“此出自吾一己之私之烦恼之减轻，乃始于吾父之逝世，而吾自知对吾母及妹弟之有责。” 唐先生认为，疾病来自于生命的分裂,“身病”与“心病”都肇因于生命分裂的现象。他不仅从形而上学的立场来看待“心病”,也以科学的观点来解释“身病”，将“身病”与“心病”加以统合，建立起自己关于疾病的“生命自身分裂”说。他说：“盖此病菌之所以导致疾病，乃由有此病菌等存在于具生命之身体中，则此身体之生命，即引起一种组织机能之变化，而别有种种活动之产生。而此组织机能之变化，即由原来之此生命，此身体自身之分裂所造成。人之疾病之不由外来原因而引起者，如吾之视网膜之剥落之疾病，以及令人所最畏惧之癌症等，即无不显然由于此身体自身之组织、细胞自身之分裂而变形所造成，亦即当是由生命自身之分裂所造成也。”这样的疾病观，符合儒学的论点。儒学不仅重视“心病”的治疗，同样也关心“身病”的治疗，不反对现代医疗的病因说。唐先生根据现代的医学观念，从“组织机能之变化”来看待疾病的产生，认为疾病是“身体自身之分裂所造成”的。 对于疾病的心灵治疗，唐先生强调根本的在于真实地面对“一己之私之烦恼”，从己私处超拔出来，体悟到生命存在的“自为其义之所当为”的道德境界。将身体疾病的对应问题，摆在“当”与“不当”的价值之辨上，看自己的行为，是否能思其所当然与行其所当然。“求所以治病养生之道，是义，而必求病愈，则是利。……以此例之，人生一切义利之辨，莫不同于此。人能无往而不辨此义利之分，则人生觉悟之道，于是乎在矣。”儒学不排斥“治病养生之道”，只是在治疗过程中要能意识与实践“义利之辨”。治病主要的目的是“为求康复”，这可以说“是义”；但如果一味地“必求病愈，则是利”了。“义”与“利”的差别就在于一个“必”字上。儒学治疗真正的特色就在于跳越过“必”的迷思，在心态上能做到“养病不求病愈”。这样的治疗观，是从人性的价值判断入手的，认为“养病”是操之在我，是主体所当为的“义”；“求康复”与“求病愈”虽然是理所当然，但是在现实操作中，却是“实不可必”，即医疗无法保证绝对有效。如果人们坚持对于疾病“所求之必”，那么“利心终不可断”，只从利益关系来要求治疗的实效性，过分地依赖医疗技术与方法，缺乏了对主体生命的觉悟与反省。 唐君毅从对疾病的态度延伸到义利之辨，从义利之辨又推及到人生觉悟，这就是儒学治疗学升华为生命教育的基本逻辑。 三、习气革除与生命提升 唐先生认为，作为“生命之自身内在分裂”的疾病之所以会发生，在相当程度上源于人被习气牵引而不能自作主宰、依理心事。他说：“如人心能自作主宰，凡事之作，皆依理为权衡，以定是否当重做，则由习气所成之习惯，亦可省吾人重做时所用之生命力量，而未始无用。然当人一念不能依理，以自作主宰时，则习气自尔流行，而人乃有一纯依习惯之行为，吾人虽明知其不当有，而若不能不有者。当人在闲居静处之时，则此习气之流行，即化为无端而起之联想的意念之相续不断，而此联想的意念中，则恒夹杂欲念，与之俱行。此诸联想、意念、欲念，相续不断，因其所根，在过去之习气，恒不能化为现在当有之具体之行为，以通于客观之世界，以有其价值与意义，故纯为一妄念而浪费吾人之生命力者。此习气妄念有种种，亦有种种不同之方向，如东西南北无定。又时或互相冲突，即又为分裂吾人之生命力，以使其难归统一，以成一和谐贯通之生命者。此亦正为吾人之具生命之身体，所以有生理上之病之一根源。”简单地说，如果我们的心能够自作主宰，依理行事，那么习惯习气可以帮助我们节约生命力；如果人心不能自作主宰，习气就会自然流行并进而产生很多不当有的习惯行为；即使不在具体行事上产生现实的不当有的行为，也会产生种种无现实意义的意念欲念甚至妄念而浪费生命力；更为严重者，这些习气产生的诸多妄念种类不同、方向不同，时有冲突，会导致生命力的分裂，如此生命不能和谐贯通，这就会导致生理的疾病。 唐君毅进一步分析了习气引起身体疾病的客观逻辑。他认为，我们的身体乃各种潜伏的或显出的机能、作用、活动的集结，它们彼此配合和谐构成一有机的整体。身体的各种活动如果能够周流不息，身体就能自保其内在的统一与和谐，人的生命力也就可用而不竭，身体就得维持其健康。“然当此身体之活动成为习气，以生起种种不当有之意念欲念时，则其生命力，纯由过去之习气所驱率，乃欲罢不能，欲止不得，连绵不断，身体之活动遂种种意念欲念之方向，而驱散，更无逆回归寂之机；吾人之生命力用于此者，遂纯为浪费。而吾人之整体之生命，即循不同方向之意念欲念之生起，时在分裂之中，即外若未病，而实已病矣。”因此，唐君毅特别强调，“养病当先从事于静功，而此静功当始于求妄念之停息。”而且坚信“由此静功，必有助于身体之康复。” 在破除人的习气的过程中，或许我们不容易找到下手之处。唐先生通过自己的体证和《病里乾坤》中彰显出的逻辑表明，我们可以从如何对治人的慢心处下手。唐先生认为，人最大的旧习在于傲慢：“至于吾之所以又仍觉此旧习之难夺者，则一由于此人之慢心。吾在理上，虽已心知其不当有；然在事上，则吾仍未必能时时皆以理自持，而去之。此旧习之另一表现，乃为由我对人之傲慢，而高攀其心，所化出之对人间事物与自然事物一般的轻慢心，此轻慢心尤不易去。”这中不易去除的“轻慢心”的一个主要表现即为，以为事物的变化可以不经过我自己的努力而发生自然的按照我的个人意愿的演变。“人之自谓有命在天，必有天佑，正为人之傲慢心之一种表现。”此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是卑视天意、天命之广大，是对天或客观世界之一大傲慢。破除这一对天之大傲慢在于体认到“客观世界无论从人愿与否，皆未尝违人之愿，亦即未尝不皆从人愿，而见天之无往而不从人愿也。” 从“生命力”来谈疾病的医疗，是跳过“身”的生理阶段，直接面对“心”的精神世界，这种跳跃提高了“心”在身体中的价值，重视的是“心”的意识活动，将人从个别的肉体存在转化成普遍的精神存在。“身”是经由“心”来加以实践与完成的，因此必须对治人的种种的“习气妄念”。“习气妄念”可以说是人“生理上之病之一根源”，即“身病”是根源于“心病”，导致产生了生命力的分裂。儒学的治疗学正是针对“心病”而来的，他要求不可“纯为一妄念而浪费吾人之生命力者”，这是一种相当高的人性境界的要求。 四、儒学治疗学与生命教育 唐先生这里彰显出的儒学的心灵治疗，实际上是一种意义治疗，是生命意义的赋予与生命境界的提升，就是要从小人的生命境界，提升到大人的生命境界。这种境界的提升，其治疗的对象，不是身体，而是心灵，故疾病的化除有赖生命的大智慧。要达到大人的生命境界，“思”与“行”都需要彻底的证悟。 客观地说，儒学的心灵治疗的境界不是一般人能够到达的，即使一些高级知识精英，也会“感行之未力”。原因在于，这种寄希望于自己生命力的自化的治疗学，对于人性的期待甚高，这种高标准只有希圣希贤之人才能念兹在兹，立志突破超越。对于大多数的凡夫俗子而言，这是遥不可及的人生境界。儒学的治疗学超出了生理关怀的范畴，实际上进入到了心灵的终极关怀范畴。 但是，唐先生所昭示的儒学治疗学作为一种积极的意义治疗学，恰恰又是每一个人可为的自我拯救的生命教育之路。林安梧认为：“唐先生的意义治疗学是由‘是，我在这里’这样的一个活生生实存而有的主断来开启的。‘是，我在这里’一方面点出了‘把我放在世界内看’的理解诠释原则，另方面则亦指出了此原则实亦含着‘把世界放在我之中看’的实践原则。‘我’与‘世界’是关连为一体的，这一体即是所谓的‘人生’，是人人经由其自家的体验可以体知的。盖人之为人是一‘生生具有生命的人’，此人是实存的（存在的），是活在整个生活世界的，他是具有心灵能动性的。”以“我，在这里”作为参照与承担的儒学治疗学，重点不在意义的直接获得，而是通过当下直接的承担，回归到生命存在之根本大道，了解自己的生命整体，开拓自己的生命存在，丰富自己的生命内容，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 “是，我在这里”！这是我们每个凡夫俗子都可以当下体会和承担的生命教育之路。这也是儒学提供给我们的一条自救之道。 作者简介：何仁富（1966.6— ），男，浙江传媒学院生命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从事道德哲学、现代新儒家、生命教育的研究。 电子邮箱：herenfu@163.co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