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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历程(下)

http://www.newdu.com 2018-01-04 国学网 陈友冰 参加讨论
20世纪70年代后期,意大利汉学的学术活动也日渐活跃:那不勒斯大学的“威尼斯与东方研究所”从1974年到2002年主办过六场有关中国的国际研讨会。1979年12月,意大利汉学家在罗马举行

    20世纪70年代后期,意大利汉学的学术活动也日渐活跃:那不勒斯大学的“威尼斯与东方研究所”从1974年到2002年主办过六场有关中国的国际研讨会。1979年12月,意大利汉学家在罗马举行的关于“五四”新文化的学术研讨会;1981年9月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意大利汉学家专门成立“鲁迅纪念委员会”,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威尼斯大学中文系的安娜·布雅蒂就是在这次纪念活动中决定填补意大利汉学界鲁迅研究的空白,译注一部完整的鲁迅诗作。设在日本京都的意大利东方学研究所,从1976年开始与日本学者一起共同执行两项研究计划:一是福尔特领导的《7世纪到10世纪的东方国家与社会》。福尔特是那不勒斯大学汉学教授,著有《7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二是F.马泽伊教授主持的《国家与社会——东方现代化过程中的斗争与相互作用》。两个计划皆以中国为重要研究对象,并特别针对佛教在这个时期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进行研究。1986年,两年一度的欧洲中国学会年会在意大利都灵召开。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处于1992年编纂出版了《意大利作品汉译书目》。《书目》汇集了1911年至1992年初中国翻译出版的意大利文学、戏剧、电影、历史、哲学的作品目录。1995年9月,首届中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20多位来自罗马、米兰、都灵那不勒斯、波洛尼亚、卡里亚利等地的意大利汉学家,如著名罗马大学的白佐良教授、那不勒斯大学白莱茉教授、米兰大学A·拉瓦尼诺教授等参加了研讨会,发表了有关中国历史文学、中意文化交流以及意大利汉学研究现状的反思与改革前瞻的论文21篇,其中关于中国文学的论文有《意大利当代文学中的中国》、《<论语>在意大利的翻译与影响》等。 2001年10月24至25日,意中协会在罗马召开了纪念利马窦来华四百周年的国际研讨会。共有三百余人参加此次大会,其中不乏罗马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会议一开始宣读了罗马教皇保罗二世致与会者的一封信。保罗二世在信中肯定利马窦及其他许多传教士的功绩,称他们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体现了他们的一片赤忱之心,会议的召开引起了意大利和国际新闻媒体的高度重视。
    威尼斯大学萨巴蒂尼(Mario Sabattini,1944——)、那不勒斯大学东方学院的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在意大利汉学繁荣期表现的特别活跃。萨巴蒂尼教授1969年毕业于罗马大学文学专业。曾任东方语文学门主任、印度远东学系主任、外语学院院长、代理副校长等职,现任威尼斯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学研究所教授、所长。他是著名的汉学杂志《中国》主编之一,也是欧洲研究中国协会会员。1988年至1999年担任意大利汉学研究协会秘书长,1999年至2003年出任意大利驻北京大使馆文化处处长,鉴于他在中意文化交流上的贡献,我国政府曾于2003年颁给他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奬。萨巴蒂尼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古典叙事文学和当代中国美学,也首开中文与泰文的比较研究。他特别重视将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引介到中国的美学家朱光潜,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发表有多篇这方面的论文,如《外国学者论朱光潜与克罗齐美学》,《论朱光潜先生对建立新价值体系的贡献》等, 并将朱的代表作《文艺心理学》译成英文,并加以注释,收入英国亚非学院的罗马东方丛书。其论著还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威尼斯东方学,第一卷》、《中国通史》、《漆之笔—从明朝到当代的中国叙事文学》(与史华罗合编),主编有郁达夫的小说选《采石矶》等。
    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1943——)于1966年获罗马大学博士学位,现为那不勒斯大学东方学院中国历史专业教授,《明清研究》主编,《中国历史与文化百科全书》第五卷主编,欧洲研究中国理事,意大利汉学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15-19世纪中国社会文化思潮。主要代表作有《明清文学中的自然观》、《生态主义与道德主义》等。近年来的研究课题是“明清文学与非文学素材的情感和心态问题”。他认为不同民族的情感和心态,需要翻译的不是词语的本身,而是整个文化,由此才能了解一种情感是如何定位在系统的世界观、语言和生活方式之中。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对情感的不同表达方式进行比较。史华罗认为,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人表达感情的方式要更为复杂。他从《聊斋志异》的二、四两卷入手,对其中有关情感表达和评论的语汇进行归纳和分析,希望通过这种多视点的解读,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传统文明中的情感世界。
    当代的意大利的汉学家中还有一些著名学者,如斯卡尔帕尼(Maurizio Scarpari)、阿比亚蒂(Magda Abbiati)、史达礼(Giovanni Stary)、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卡萨加(Giorgio Casacchia)、萨马拉尼(Guido Samarani)、P·科拉迪尼、福尔特·安东尼诺(Forte,Antonino)等。马西尼前面已作简介。斯卡尔帕尼是威尼斯大学教授,汉学著作极为丰富,研究领域主要是西汉至战国时代的诸子哲学和语言研究,其研究方法主要采取史语学、考古学和古代哲学史相结合的方法,他的专著《语言学》代表着当代意大利汉学界汉语研究的水平。阿比亚蒂是威尼斯大学东亚系主任,其教学和论著集中在中国语言文法方面;史达礼是威尼斯大学蒙古语言文学教授,从1999/2000学年度开始主讲满洲语言文学课程,专业方向为满族文学,满洲萨满教和入关前满族史。卡萨加为那不勒斯东方学院中国语文学教授,其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言、白话小说,曾将冯梦龙、凌蒙初的话本小说译成意大利文;对中国语言尤其是方言也有研究,目前正在编纂约有十万词条的《意汉大辞典》,原定2008年问世;萨马拉尼为威尼斯大学东亚历史制度课临时教授,主要从事中俄、中苏关系史研究,著作等身。P.科拉迪尼为罗马大学东亚史教授,专业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著有《中国文学史》,是意大利现有的三种《中国文学史》之一;编有《中国文学选集》。福尔特·安东尼诺1964年毕业于那不勒斯大学东方语言和文化专业,现任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文学和哲学系教授,意大利汉学协会会员,欧洲研究中国协会会员。著有《科学与技术:从汉朝到马可波罗》、《佛教与它他外来宗教:从汉朝到马可波罗》、《唐代中国及其邻近国家——从7世纪到10世纪的东亚研究》等。
    意大利还有一批在国外(主要在美国)从事汉学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在汉学研究上也做出重要贡献,是意大利汉学重要的一翼,如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Nicola Di Cosmo,其专业方向为满蒙史、中亚史以及亚洲的历史边界关系;任教于夏威夷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的Giovanni Vitiello,专门从事中国传统叙事文学以及近代情色史研究;任教于波士顿大学历史系的Eugenio Menegon,专业方向为中国17——18世纪传教士研究、福建省天主教会研究;任教于麻塞诸塞州学院亚洲语言文明系的Paola Zampenni,专门从事中国女性研究;任教于亚利桑那土桑大学东亚研究系的Fabio Lanza,主要研究中国现代史,尤其是现代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史。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一批汉学新秀走上教学和研究的前沿,产生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从而使意大利汉学产生有希望的后续力量。除了前面提到的比亚斯科·玛格丽塔(Biasco,Margherita,1955——)和安娜·布雅蒂外,还有那不勒斯东方学院的A.M.拉瓦尼诺,她是一位研究中国古典文论的青年学者,也是意大利中国文艺评论研究团体的成员,她将《文心雕龙》译成意大利文,一方面从文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将古希腊、罗马、欧洲中世纪以及现代修辞与中国美学传统修辞手法进行对照比较,为《文心雕龙》研究开拓一种新的方法和视野。她还打算用意大利文编写一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术语词典;波洛尼亚大学文学和哲学系语言学研究所中国学副教授阿尔巴内塞(Albanese,Andreina),1971年毕业于罗马大学现代文学专业,1972年获得那不勒斯中东和远东学院中国语言和文化文凭。著有《陈胜和项羽的传记,第一部分》、《陈胜和项羽的传记,第二部分》、《对用古文写的中国资料的解释的一些看法》等。弗拉卡索·里卡尔多(Fracasso,Riccardo,1955—)1979年在荷兰莱顿汉学研究院学习,1980年毕业于威尼斯大学语言和文学专业,欧洲研究中国协会会员。著有《古代中国的圣母:对西王母问题的新的看法》、《从禹王时代的三足鼎上到清代人描述〈山海经〉的情况》等。普雷加迪奥·法布里齐奥(Pregadio,Fabrizio)1983年毕业于威尼斯大学,为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文学博士,欧洲研究中国协会会员、意大利汉学协会会员、中国宗教研究会、唐朝研究会成员。主要从事中国道教研究,著有《目前道教研究序言》、《对汉代语言研究的贡献:〈论衡〉中的“道虚”篇》、《纯真的药:〈抱朴子〉中的 “炼丹”篇》等。台湾辅仁大学意大利语文学系助理教授图莉安(Antonella Tulli),1989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大学获中文硕士学位,论文为《西柏林国立图书馆藏汉满手稿<清汉集锦歌>的翻译与分析》;1998年获意大利罗马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题为《清朝汉满民间文学研究》。研究方向为满汉文学,清朝满汉双语现象,阿尔泰语系对中文的影响等,2003年主持辅仁大学意大利系“意大利汉学研究”课题,有《意大利汉学研究现状——在历史背景上的报告》等。
    四、意大利汉学的相关特征
    通过对意大利汉学历史发展演进的寻绎,我们不难发现意大利汉学有着不同于西方其它国家的一些典型特征:
    第一,意大利汉学是西方汉学的发轫者,在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这一百年间,意大利传教士汉学可谓群星灿烂。作为这批方传教士汉学的代表人物卫匡国与利玛窦等人,在他们的意识观念中,没有后来西方传教士那种普遍存在的以基督文明来拯救东方蛮族的居高临下姿态,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也有种客观平等的意识。利玛窦不仅是“西学东渐”第一人,也是西方传教士中国化的第一人。他学习儒家典籍,膺服中国文化,乃至改穿改穿中国服装,起了个中国名字,死后就葬在中国。他寄往欧洲的大量书简和专著《天主教传入中国史》,把中国比较全面也比较真实的介绍给欧洲。利玛窦所力行的“文化适应”使东西方文化交流建立在一个平等的桥梁上,作为这座桥梁的建筑师,利玛窦一直受到历代中国政府的肯定,唯一的例外是“文化大革命”:在京的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三位耶稣会修士的墓被红卫兵捣毁。1978年10月,改革开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三人墓又恢复重建。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又有人著文,建议在北京建一座“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博物馆。 卫匡国谙熟中国文化,一生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宗教、哲学、文法等方面的著作,而且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力效华风”。在天主教内部发生的所谓“礼仪之争”中,力主文化包容,建议教皇同意采用中国礼仪,不仅为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排除了障碍,也使天主教逐渐中国化,这对中意乃至中西文化交流都是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意大利汉学在由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过渡一百多年间,中国通俗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成为意大利汉学研究的主体。19世纪意大利唯一出版的汉学读物就是晁德莅编辑出版的《中国文学选集》(还有他编辑的一部《字典》)。这可能是受当时法国汉学的影响,与德国、英国等同期汉学注重中国历史、老庄哲学和儒家经典有着明显的不同。如这个时段德国汉学的代表人物拜尔、汉斯·嘎伯冷兹 (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1807—1874)、帕拉特(Johann Heinrich Plath,1802-1874)、库尔茨(Heinrich Kurz,1805-1874)、硕特(Wilhelm Schott, 1802-1889)等人的代表作俱是如此:硕特的教授资格论文是研究孔子及其学说;嘎伯冷兹是研究《庄子》和《老子》的专家,其博士论文是《太极图说》;帕拉特代表性的论文集是《关于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和学说》以及《中国古代的家庭》;这个时段英国传教士汉学的代表人物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德庇士(Davis,Sir John France,1795-1890)、威妥玛(Wader,Thomas Francis,1818-1895)、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梅辉立(Mayers, William Frederich,1831-1878)、翟理思(H.A.Giles,1845-1935)等也是如此:理雅各也是英国近代史上第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他的汉学研究功绩主要表现在对儒家经典的系统译介和宗教思想研究上,他用20多年时间译介了儒家的主要经典,包括尚书、竹书纪年、春秋左氏传、诗经、易经和礼记,共七大卷,取名《中国经典》,除此之外还有《道德经》、《庄子》、《孝经》等老庄哲学著作;翟理思的代表作有《中国概要》、《儒家学说及其反对派》、《古今姓氏族谱》、《汉英字典》等,这与意大利汉学转换期对中国通俗文学的关注明显不同,这可能与当时的意大利汉学受法国汉学代表人物儒莲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儒莲是最早重视中国俗文学的法国汉学家,他认为对一个真正的汉学家来说,“仅仅研究中国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表现是不够的”,还必须“熟悉他们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风俗小说,因为“若要彻底了解我们今后将与之共同生活和互相往来的民族风俗习惯和性格特征,研究这些作品是十分有益的”(《平山冷燕》序)。这个时期的意大利汉学家安得罗齐和赛维理尼是儒莲的学生,两人皆追随其师的脚步,重视中国通俗文学的翻译和介绍研究,是很自然的事。
    第三,同整个欧洲汉学一样,当代意大利汉学为了迎合潮流,其研究方向也在转换,即由“古典”的中国古代史、古代哲学、古典文学和古代汉语逐渐转向“现代”的现代政治、经济、现代汉语和中国现当代文学,这在 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特别明显,在年轻一代的汉学家中表现尤为突出。但与德、法、英等其它欧洲国家略有不同的是,意大利汉学中的传统力量仍然十分雄厚,基础仍十分牢固,这在年轻的汉学家中也不例外,不知道是否与这里是古罗马文学的发源地,人们十分热爱传统、尊重古代文化有关。例如上面提到的当代的意大利的汉学家中一些著名学者,如卡多纳、斯卡尔帕尼、史达礼、卡萨加等均以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研究见长,而且成就卓著,如卡多纳专门研究唐宋时代的中世纪口语和通俗文学以及敦煌文献;斯卡尔帕尼研究领域主要是西汉至战国时代的诸子哲学和语言;史达礼的专业方向为满族文学,满洲萨满教和入关前满族史;卡萨加)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言、白话小说;P·科拉迪尼的专业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福尔特·安东尼诺亦是主要从事中国唐代及其邻近国家研究。这种专业取向甚至在青年一代学者中也较为普遍,这在当代欧洲汉学界显得更为突出,如那不勒斯东方学院的A.M.拉瓦尼诺是一位研究中国古典文论的青年学者,她将《文心雕龙》译成意大利文;波洛尼亚大学的阿尔巴内塞(Albanese,Andreina)是一位研究《史记》的青年学者,著有《陈胜和项羽的传记》;毕业于威尼斯大学语言和文学专业的弗拉卡索·里卡尔多(Fracasso,Riccardo,1955—)着重对中国古代神话研究,著有《古代中国的圣母:对西王母问题的新的看法》、《从禹王时代的三足鼎上到清代人描述〈山海经〉的情况》等;另一位毕业于威尼斯大学的普雷加迪奥·法布里齐奥(Pregadio,Fabrizio)则主要从事中国道教研究,著有《目前道教研究序言》、《对汉代语言研究的贡献:〈论衡〉中的“道虚”篇》、《纯真的药:〈抱朴子〉中的 “炼丹”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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