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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教在于使人侵润于诗中，并最终成为文质彬彬、温柔敦厚的君子。而诗之所以能有德化之功，乃是因为在孔子看来“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就是纯正，无过无不及，也正因为诗(思)无邪，才能起人、兴人。当然，这里面有个孔子删诗、整诗的前提，不过孔子对诗的整删本身就是一个对《诗》的伦理化的解释过程。 2.立于礼 在《论语》中，与“立于礼”相同的表述还有“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也”。这些足以表明学礼、知礼的重要性，但问题是：礼之立人，要在什么样的意义上理解才是恰当的。 直观孔子的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耳边回荡着孔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我们的疑问随之而来：孔子的言传身教不正是想把人塑造成一个揖让进退的礼器吗？《论语·乡党篇》中所描绘的那个孔子难道不是一个机械的、呆板的形象吗？即使我们承认这一篇的描绘是生动的，但那难道不是在“戴着镣铐跳舞”吗？“以礼杀人”、压抑人性、束缚自由，“礼”总是这样在最大的程度上被我们误解着，即使我们生来就在礼乐世界之中生存着，我们也可以最轻而易举地从所谓的“礼仪之邦”之传统中读出“吃人”二字。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工作并非是“礼”赞，而是想努力地朝向现象本身、亦即孔子所倡导的是怎样的礼。从其弟子“子绝四”的记述以及《论语》文本记载的很多事例来看，孔子并不是固执之人。比如在对待礼的问题上，孔子并不固守原来的礼而注意到了礼的损益原则。孔子之时，礼经历着损益，礼的危机使得“在春秋后期，‘礼’与‘仪’的分辨越来越重要”。礼与仪也就是《礼记》中提到的“礼之本”(礼义)和“礼之文”(礼仪)。与礼仪相比，孔子更为看重礼的精神：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篇》) 从孔子“吾从众”与“吾从下”的对比可以看出，礼首先并不意味着麻冕或玉帛，所以孔子认为礼仪上的某些损益是可行的，但是这种损益应该有理有节，如果我们忽视礼的精神，或不能领会到本真的仁爱，那么我们所在乎的也将只是礼在形式上的变化，而礼则会由此堕入形式化。据此，孔子明确指出了若是“人而不仁”，礼乐也就无从谈起，就像我们在前面讲的，如果为孝不敬，那么这种仅仅意味着能养形式上的礼就是不合礼的。在这里，似乎有点仁为礼乐奠基的意思，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下面的这场对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