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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派 百年清华，卓越辉煌，在于清华人特别是清华学派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值此清华百年华诞之际，特刊发《清华学派》一文以纪念。 ——编者 研究晚近学术史和教育史，绕不过“清华学派”这一重要的历史存在。因为这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变迁、乃至政治文化嬗变的一个特写和缩影，不仅与清华有关，更涉及到几乎所有的一流名校和一流文人学者。 那么，何为“清华学派”呢？有学者认为，所谓“清华学派”是指清华文科的教学和学术风格。但笔者以为，“清华学派”有着更丰富多义的内涵，至少涵盖了如下层面：一是一个特定的学术(文化)流派；二是一种治学为文的风格(取向)和文化气质；三是一种教育模式和办学理念。在“老清华”中，许多理工科学者亦有相当的人文素养(如华罗庚之擅诗文、顾毓秀之精文理)，善文科、有人文精神者绝不限于文科专业者，那么，所谓“文科”也就不是一个专业意义上的范畴，而是一种素养、识见意义上的尺规。就此而言，“清华学派”也就隐然标示了一种新的办学模式(通才教育)和教育理念(精英培养)。 “清华学派”的发展历程 1925年，清华学校研究院创立，吴宓亲主其事，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先后登台，清华研究院开始运作；同年，朱自清离浙北上，落户清华。爬梳历史者对“清华学派”的缘起通常溯源至此。 1928年，罗家伦出长清华，力行“四化”(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清华脱离外交部而直属国府管辖，扩大了办学自主权。至此，清华初具现代综合性大学的格局，其文科建制日臻完善。此后，大批文科名师持续涌入清华，并保持了长期稳定的教职，如杨振声、蒋廷黻、潘光旦、黄节等等。其中多数是甫入清华便径评为教授。而按惯例，教授受聘他校后最初只能是副教授。清华气魄之大，冠居全国。 1937年，日寇横行，抗日军兴，众校西迁，清华与北大、南开三强合一，组成西南联大。 1952，全国院系大调整，地处京城的清华首当其冲，由一个综合性大学改造成一个多科性工业大学。学科建制的根本性嬗变，极大地紊乱了其文化生态；失去学科支撑的“清华学派”元气大伤，颓势日显。 “文革”期间，“清华学派”不仅学科建制荡然无存，且一大批“老清华”大受冲击，离开文化岗位，或老死或病逝，或被边缘化或被卷入政治，如陈梦家自杀(1966)，李广田去世(1968)，吴晗自尽，陈寅恪逝世(皆在1969年)，等等。 1990年代前后，大批“老清华”年事渐高，政界、文界的“老清华”大都渐然淡出历史舞台，如政界之姚依林、蒋南翔和文界之王瑶、俞平伯、吴祖缃、曹禺、季镇淮、钱钟书、韦君宜等均告去世，“清华学派”走向终结。 大致而言，“清华学派”始于1920年代中叶，终于1990年代末叶，时间跨度达70余年。其最主要的载体乃是清华国学院和清华文学院；文学院中，尤以文史哲诸系为最。 “清华学派”的谱系 一般认为，朱自清先生的入教清华揭开了“清华学派”的序幕。只是朱氏“但开风气不为师”，入得清华后才开始学术起步。因此，“清华学派”的开创并不始于朱，而是肇始于国学院的建立，其第一代掌门人为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子。细言之，四人大致出生在1870—1890年前后，在清季度过了至少约20年时间，而这20年，一般就构成其学思的启蒙期。他们在西学东渐的语境中，完成了各自的“童子功”训练。这样一个成长背景，决定了其无一例外地接受过较为系统的国学训练，具有相当的国学根柢。此外，四子均有游学经历，广读西书，识见甚广，这就奠定了其西学造诣。这样，学贯古今、才兼中西的一个文化格局，就在晚近的中国标举了一种全新的治学路向，从而基本奠定了“清华学派”的文化格局和学思境界。 这样的学者虽然为数甚少，但影响极大，在1925—1929年的数年中，又熏陶了一批优秀学子，从而为清华(乃至中国)后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其中，王力、吴其昌、浦江清、赵万里、蒋天枢、罗根泽、刘节、姜亮夫等，均在后一时期成为“清华学派”的悍将。 如果说“清华学派”第一代成员寥寥，那么紧随其后的第二代则声势颇壮。此时，吴宓、李济等人已硕果迭出。另有众多极具水准的名师，在1930年前后都已云集清华，且大都处于学术上的丰收阶段，“清华学派”的学术丰收也就此开始。其中代表人物极多，中外文的有杨振声、杨树达、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刘文典、黄节、吴宓、钱端升等；历史学中有蒋廷黻、刘崇鋐、雷海宗等；哲学方面则有金岳麟、冯友兰、邓以蜇等，甚至梁漱溟等人也被邀来兼课；社会学则以陈达、吴景超、史禄国为翘楚(稍后有潘光旦、李景汉等)。这些学人，学术成型于1930年前后，而其出生时期则约为 1890—1900年。 这第二代人大都在“五四”前后完成了大学的基本训练，学术的奠基、思想的取向也在这一阶段初具雏形。“五四”前后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转型时期：武昌首义，清廷崩溃；民元之后，社会文化基本处于激进化的转型中，在这向左转的过程中，青年群体尤为激进，大都体认出“激烈的反传统”取向。在此背景中，他们接受了国内的学术训练，获得初步启蒙后，又负笈海外(多为欧西)接受系统训练。经数年之酝酿，学术已开始起步。因此，他们大都专心治学，有相当的专业素养，亦不乏公共关怀。 此后的第三代人则在1935年前后起步，他们大都生于1900—1910年(集中于1905年前后)，1920年代就读于清华，多为清一色的清华留洋归国生，如王力(1900年生)、贺麟(1902年生)、雷海宗(1902年生)、陈铨(1905年生)等。另，俞平伯、萧涤非、余冠英等也与清华深具渊源。此代人年岁略近前代(如俞与朱自清素有交谊，且仅小2岁)，但仍属后一批队，主要是因其学术成熟稍晚，且受教于前二批队，与之有师承关系。此时身为陈寅恪门生的浦江清、吴其昌等人开始学术丰收，受教于赵元任的王力、吴宓门下的贺麟、陈铨已学有所长。同属清华出身的林同济(1906年生)此时尚在海外，但后来也与贺、雷、陈构成“战国策”派四骁将。与之相应的，在文学方面，则有“清华四子”(朱湘、饶孟侃、孙大雨、杨世恩)、李健吾和曹葆华等。 稍后的第四代则为全新的一代，他们大都于30年代在清华园受教育，如文学院“四才子”之三中钱钟书(1933届)、夏鼐(1934届)、吴晗(1934届)；又如“清华四剑客”李长之、林庚、季羡林、吴组缃；另有曹禺、杨绛、杨联升、费孝通、王瑶、冯契、史国衡、赵俪生、何炳棣，还有出身他校的吴于廑、张岱年、陈梦家等。清华资深教授吴宓的“龙虎豹”之二(钱钟书、曹禺)都涌现于此时，共和国史上鼎鼎有名的“二乔”(胡乔木、乔冠华)“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也出现于此时。此派人物，大多生于1910—1915年间，成长于一个急遽变革的时期，但受过极好的训练，并未荒废学业。其学术多起步于1940年代，正逢动乱。 此后数十年社会不稳定，多少滞缓了所有清华人的学术收获期。所幸不少学人天假其年，得享高寿，因此在晚年梅开二度，重焕“学术第二春”，如钱钟书、季羡林、费孝通、王瑶等。这批学人对此后中国数十年的学术产生重大影响，1978年后最初的一大批学界领袖、资深教授，多是这批人，而 1980年代最初的一批“新生代”学人也多为他们的门生。这是清华历史上大家涌现最多的时期之一。自此，专家甚多，但再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有原创性的大家，至今我们仍未走出“后大家时代”。 从西南联大起，有一大批生力军为日后跻身“清华学派”做好了必要的训练，学术中有殷福生(海光)、邹谠、王浩、季镇淮、任继愈、黄楠森、王永兴、张世英，以及朱德熙、王栻、袁方、罗荣渠、李赋宁、许国璋、杨周翰、王佐良等；而文学一途，亦有卞之琳、汪曾琪、马识途、穆旦、郑敏等，他们都已先后完成了其学术或文学上的准备，正走向成名成家之路。此代人大致生于1915—1925年间，但是，天不遂人愿：1949年，他们年约而立，而这本该是一个学者的起步阶段；1957年他们多近不惑，这本该是一个学者的丰收时期；1978年后，他们已渐入暮年，这是文科研究的成熟期，却是个体生命的衰老期。幸有一批人堪称顽健，在1978年后再度出山，与前一代联手，演绎“夕阳红”(文人如汪曾祺等亦如此)。 此为末代“老清华人”，他们与前一代共同构成了近30年中国知识界的元老。不同的是，他们大都囿于时势，命运多舛，接受过最好的“童子功”训练，但极少有缘留学深造，且在生命中的几乎每个重要关头都未逢其时，屡遭磨难，蹉跎岁月。执是之故，此代学者后天不足，专业造诣略逊前代，基本上难以出现真正的大家。 “清华学派”的特征与影响 1.谱系极完整，延续性极好。“清华学派”在历史上出现与特有的人才机制有关：领导求贤若渴，教师爱才如命；一方面“培养优秀人才”(学生)，另一方面“留住一流人才，吸引杰出人才”(教师)。因此，师生共进，人才辈出。但这有赖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清华学生凝聚力强，有共同气质；二是清华教师重视教学，队伍稳定──这在教师流动性极大的民国时期，其稳定性可能是独有的。1920年代中叶，“五四”落潮后的北大有大量名师南下沪宁穗汉诸地，而清华文科建制日进，规模日壮，处于上升阶段，大量名师涌入清华，极少有人舍清华而取他处。而且，这种“有进无出”的态势一直维持了数十年，直到后来才横生逆转。 名师的云集，使其学派极为完善。陈寅恪等人影响了几代学人，特别是国学院的几乎每一届学生，且对此后的钱钟书、季羡林与周一良影响亦深；身为国文系主任的朱自清更是重视教学，数十年如一日，先后指导了萧涤非、王瑶诸人；闻一多不仅培育了季镇淮，还提携了此后的朱德熙等；吴宓、陈福田门下除了二三十年代的“龙虎豹”而外，还直接培养出李赋宁等人，而李氏又为数十年后中国外语教学的发展贡献巨大。 2.以年龄言之，具有年轻化趋势。一般而言，在早期的清华，学生入校时多为15岁左右，七八年后20出头即放洋深造；数年后即获得硕博学位，学有所成后即回国，此时仍年未而立。一流的本土教育，一流的欧美训练，造就了一流的学人。因此，他们大都成为年约30的教授，如早年放洋的胡适、闻一多、梁实秋等，这批人皆为人杰，属学界一时之选。在改行新制的清华大学，学生入学时多为十七八岁，但学制仅4年，多数毕业生仍可在20出头就留洋，“海归”后也不过30来岁，很快可以晋身教授。如：李济27岁始任教授；叶公超1929年初抵清华就任教授，年仅 25；贺麟归国后任北大教授，年仅30出头；张荫麟归国后为清华教授，年仅三秩晋一；沈有鼎与张荫麟同时晋为教授，年仅 28；陈铨升为教授时，年仅而立；“本土派”张清常升任教授时，年仅29；至于钱钟书，更是在28岁就受聘为教授；邵循正、任华等人也都在30岁左右升为教授。甚至“本土派”的余冠英、萧涤非也在30多岁就获得了教授。对外校出身的也一视同仁。出身东大的陈梦家号曰“史学天才”，也在30出头荣升为教授。毫无疑问，这样一批30来岁的教授确保了“清华学派”持续强劲的后劲。 因此，在全国范围来说，“清华学派”拥有一批最年轻、敬业的实力派教授，这就类于“五四”前后的北大，拥有一批年轻才高(平均30来岁、有留洋背景)的教授，当是最有活力的。所不同者，只是当时北大的“五四”青年热衷于“谈政治”，“读书不忘救国”；而清华少壮派则是安心于“做学问”，“救国不忘读书”。 3.以学风论，兼顾文理；兼修文(化)体(育)；兼资人文社科；兼通古今中外。要求既严，素质亦全。这在清华的课程设置上就可得到反映。清华极重文理的交融和文(化)体(育)的兼顾(如梁实秋就因体育未及格而推迟一年毕业，钱伟长也因体弱而差点被拒收)。文科学人多才多艺，如闻一多擅书法和金石篆刻；不少以理科为业的学人也兼擅文史，如华罗庚、顾毓秀等，这也并非罕见。 清华重新学而不轻旧学，兴西学而不废国学。例如早年清华教育中对外语要求之严，是素享盛誉的，加之早年只招一二百人，所以往往只有极少数外语极好的学生才能入读清华。老一辈的陈寅恪、赵元任、汤用彤，稍后的梁实秋，更年青的邵循正、钱钟书、季羡林(甚至周一良)等人，都兼通六七门甚至20余门外语。这种现象，作为个案的出现可能有其偶然性，但作为普遍的现象，也许就有其体制上的必然性。当然，重西学的同时，也不轻“国学”。这种文化氛围和办学模式铸就了一大批通才和大家。执教清华的教师中，横跨学科的人亦不为少，如陈寅恪长期兼跨国文系与历史学系，还曾一度兼课于哲学系；钱端升25岁则兼事外文与历史学两系；张荫麟29岁就兼任哲学系与历史学系教师。“本土派”本科毕业的李长之，20余岁就在一流名校中承担了文史哲艺、中外文的教学；吴泽霖亦曾兼任社会学与人类学两系教授。于今而言，兼通文理，精通外语，几乎是成就大家的必备条件。这就可以解释，为甚么此后数十年中，成就卓异大家中，几近半数都出自老清华。 4.兼盛文艺与学术。清华国学院草创之初，即强调要“研究高深学术”，此与北大(“研究高深学问”)相近。如果说最初的(留美)预备部还多有“预备”性质的话，那么稍后创立的大学部(本科及大学院)则贯彻了这一宗旨。大学之要乃是研究学问(学术)，但多才多艺的“清华学派”成员，却并不以“学术”自封。他们不仅是精于学思，而且是才学兼胜；既精于学问，亦长于诗文。事实上，清华研究院及清华文学院的多数人物都盛产诗文，且品质不低。此中自以中文系最盛，数十年中历任系主任几乎皆为文章大家，吴宓、杨振声、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李广田大都如此。吴学兼中西，文章亦好；朱一直专事创作，在“五四”前后已是新文学名家；刘既是文史大家，亦是古文高手；闻早年已是清华才子，后为新诗名手、“新月”派悍将。日后出长清华的李广田虽说学历略浅，创作、评论却是成就颇丰，散文尤工。国文系的教师们亦复如此：俞平伯不仅以古典文学研究见长，年方弱冠即为知堂门下之才俊，与废名等人并为“四弟子”，与朱自清同为新文学名手；放洋欧西、复又任教清华的王力亦是随笔名家，曾同时为数刊物开专栏；陈梦家与张荫麟并称“史学天才”，早年即与闻一多同为“新月派”巨子，20岁便出诗选，后又以古文字学名世。出身清华、供职别处的曹葆华、端木蕻良亦是此中代表，不仅长于创作，亦颇有研究。身兼文史二系教授的陈寅恪，则尤善古诗；张荫麟治史极有创获，早年已是与钱钟书齐名的文论奇才；年青才俊的吴晗深研明史亦工于杂文。外文系陈铨精于德文，却于翻译、文论、政论无不擅长；卞之琳等更是年岁轻轻而久享文名。当年“清华四剑客”(季羡林等)，在数十年后都成为有数的才学兼胜的大家。吴宓门下的弟子多有通才，不仅长于创作、亦精于翻译。当然，文学院的“才子”钱钟书，也是罕有的奇才。 综上，“清华学派”才学之全，造诣之高，影响之大，都是极为罕见的。而上述诸特点的形成，其基础乃是清华本身的精英教育优势，稳定的名师队伍，年轻的教授团队，优质的精英培养，宽松的文化氛围(教授治校)，为“清华学派”的发展奠定了无与伦比的基础。 作者：刘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