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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兴于诗 孔子之时，诗在知识阶层一次次的引诗、歌诗、赋诗中，不断地重塑着自己的权威和经典地位。诗作为礼乐文化中的举足轻重者，乃是“贵族交往活动显示修养、身份和传达信息的精致委婉的文化形式”。也可以说，诗在当时已经成了礼仪文化共同体内的一种言说方式和生存方式，小至人与人之间的赋诗应对，大至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辞令，都离不开对《诗》的非现成化的随机运用。 “赋诗言志”、“诗以合意”，“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表明了当时“六经注我”的用诗风气。这种风气使得用诗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和诗的本意有相当大的出入。这就要求，一方面，交往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学诗，不学诗则无以开口，孔子讲“不学诗，无以言”就是对此而言；另一方面，学《诗》也不能止于学而知之，而是要学而能化、学而能用。于是，这种学既表现在“对《诗经》数百篇的诗句极为熟悉，不仅可以自己信口拈出，而且能迅速了解对方所赋诗句的出处和含义”，又表现为“对‘断章取义’的称引艺术有高度的把握，能够根据各种复杂的情境用赋诗来应对变化和表达意愿”。 《论语》中共有两处孔子结合具体篇章与弟子讨论《诗经》的记载，我们且来看看这两场对话：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 “始可与言《诗》已矣”表明学诗、言诗必须要能够“告诸往而知来者”，也就是说在学诗上要能够融会贯通、触类旁通。而针对学诗上的学而不化、化而不通等现象，孔子就批评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除此之外，孔子所强调的言诗要“告诸往而知来者”，更表明了他对诗的诠释有着明显的德化指向，这在上面的两场对话中都可以得到说明，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才对子贡、子夏这些学子大为赏识。这也可以说是孔子的断章取义、“六经注我”吧。而也只有在孔子的这种解释原则下，我们才能恰如其分地切入对“兴”的理解和领会。 关于“兴于诗”之“兴”，朱子的解释是“兴，起也”。上面第二个例子中孔子所说“起予者商也”之“起”也可以说就是兴的意思，虽然此处朱子的解释只是“起，犹发也”。但是在解释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之“兴”时，孔安国只是注解为“引类譬喻”，而朱熹则解释为“感发志意”。因此，兴就是起、发或者是启发之意。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孔子所说的学诗不仅仅要我们能告往知来，更要能从诗中领会到德化意味。而诗之兴也能在如上的两个方面启发(起发)我们，它不仅止于让我们学会譬喻、产生联想，更重要的乃是诗“可以通过具体的譬喻和生动的联想，来感发和振奋我们的心志情意，使我们从感性的‘美’的体验，上升到理性的‘善’的意识。这正是立德修身的起始阶段”。而孔安国的解释显然忽略了孔子的这个最终的德化或伦理指向。 诗的德化指向在孔子之时已是共识，比如“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孔子更是看重诗教，《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其中的《诗》就是指孔子在《论语》中一再提起的“诗三百篇”。孔子明确地将诗教与成就君子结合起来，“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