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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二十三年前，《光明日报》史学版曾发表安徽定远县一位中学教师的文章，题为《项羽究竟死于何地？》(1985.2.13.)。文章征引《史记》、《汉书》等史籍记载，联系当地的一些历史遗迹，对项羽慷慨悲歌、乌江自刎这一历史悲剧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项羽应是战死在安徽定远东城。文章发表后曾有过几家报刊转载，反响并不大。1992年，《南京社会科学》杂志第二期刊发了知名学者呼安泰先生文章《也谈项羽殉难于何地》，对前文提出了驳议，认为项羽自刎乌江信而有征，无可质疑。争议虽然有了开端，似乎也并未引起史学界的关注。 这番争议一度冷却了下来。直到十六年后的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主编的《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八十六辑)刊发了著名国学教授冯其庸先生长文《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下称冯文)，作者经过长期实地调查和史料梳理，并“从司马迁对项羽自垓下至东城的战斗历程的叙述”中，论证项羽是死于(定远)东城而不是死于乌江。接着，协同冯教授调查考证的定远县文化局长计正山先生，又在《江淮时报》(2007.7.10.)著文《项羽并非死于乌江》(下称计文)，继续论证项羽乃战死在定远东城。不久，娄彦刚先生以《项羽“乌江自刎”有依据》为题，在《新安晚报》(2007.9.30.)发表文章(下称娄文)，对项羽战死定远东城一说提出商榷。今年初，呼安泰先生再次著文《无鱼作罟习非成是——再谈项羽殉难于何地》(《南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一期)，坚持认为项羽自刎乌江的史实不能凭臆度和推测改变(下称呼文)。这场争议终于再起波澜。 争议的起因 这场争议的起因，缘自对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有关项羽之死记述的不同理解。 《史记·项羽本纪》云: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亦身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太史公曰:……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 在以上这段文字中，引发争议的焦点就是太史公所说的“身死东城”四字。按冯其庸先生的说法，“如项羽真死在乌江，则司马迁的论赞就应该说‘身死历阳’或者径说‘身死乌江’，而不应该说‘身死东城’。”冯文还进一步指出:“因《史记》原文叙述上的矛盾，引起各家疏解上的矛盾。”就是说，一些《史记》疏解文本也因原著的矛盾而存在矛盾，不可不加考核、分析地作为论证史实的依据。 司马迁记述项羽之死究竟有无矛盾 持“身死东城”(定远)说者认为，《项羽本纪》中有关项羽之死的文字确有矛盾，比如:既说项羽“乃欲东渡乌江”，后又说项羽“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坚持不肯渡江；既写项羽在东城“自度不得脱”，走不出东城，又写“乌江亭长檥船待”，似乎项羽已经从定远东城来到了乌江渡口，这些都是前后矛盾。冯文写道:“太史公的文章会有矛盾纰漏吗？有。这种矛盾纰漏前人早已指出。”为此，冯文列举了《汉书·司马迁传》、《史记集解序》(六朝裴駰著)等史籍，以及近人李长之的有关著作，指证司马迁撰写《史记》广泛采用了多种史书材料，难免有“疏略”“或者抵牾”之处。如《项羽本纪》的最后一段文字，就完全有可能是采自《楚汉春秋》(此书已佚，今有辑逸本，载《丛书集成续编》)。此外，竹木简书在世代流传中也会有脱漏、错简。王国维、罗振玉考释的《流沙坠简》中有一简是《史记·滑稽列传》的文字，与今本就颇有异同。 持“乌江自刎”说者认为，《史记》中有关项羽之死的叙述并不存在矛盾。司马迁出生(约公元前145年或135年)离项羽殉难不过六七十年，他同其父司马谈俱为史官，搜集和保存有关楚汉相争的史料应该是充分的可靠的。呼文指出:司马迁“治史精神之严谨，逻辑思维之缜密，向为历代史学家所共识。司马迁怎么可能疏忽到在同一篇文章中的末尾相隔不到五百字的篇幅里，前写项羽于乌江‘乃自刎而死’，后写其‘身死东城’，［注:呼文、娄文皆认为，西汉时乌江在东城县境内，不属于今天的和县(旧称历阳)，与定远东城并非一地。］出现这样明显的矛盾而未发觉，这是不可思议的。再说班固亦是汉代的杰出史学家，离项羽之死也只有二百余年。……如果太史公在记述上确实存在着这种前后不一的明显错误，难道班固也如此疏忽，不予订正竟至于留到两千余年后，才被人发觉进而提出质疑？这是不可理喻的。” 阴陵:是阴陵古城还是阴陵山 楚汉相争之时，今安徽定远县西北六十余华里有座阴陵城(今名古城村)，而安徽历阳(和县)东北五十六华里有座同名的阴陵山。《项羽本纪》中“项王至阴陵，迷失道”，此“阴陵”究竟是阴陵城还是阴陵山？因为阴陵的位置直接关系到后文的“东城”位置，于是双方各置一词，争议不下。 冯文指出:项羽过淮河以后，继续向南奔逃，但这时方向已偏向西南，因为阴陵城在西南向。“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项羽是自北向南奔逃的，项羽的左，应是东边；只有田父的左，才是西边，才是大泽。冯先生曾两次到阴陵(古城村)调查，今阴陵城旧址尚在，已立有文物保护碑。如今从古城村向西，便是一片大泽，其最低窪处至今仍是一片茫茫无际的湖泊，水面上有长数公里的窑河大桥。冯先生还查阅了一部分近现代人关于《史记》的笺注，对于《项羽本纪》“垓下之围”以下一段文字的地理注释，一般都证实了前面的判断，如“阴陵”，即注“秦县名，县治在今安徽定远西北”。 呼文对冯文观点提出质疑，认为项羽退却路线是东南方向，不会偏向西南而绕其路。呼文写道:“项羽自吴中起事，转战大江南北，身经七十余战，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对江淮之间的地理形势了如指掌，为尽快争取时间东渡，他不可能舍近求远绕道今定远西北六十余华里的阴陵城，然后再折向乌江东渡。”至于“大泽”，他认为:由青洛河再流经一段很长的路程一直西到炉桥北转成窑河汇入高塘湖方形成积 水窪地。这里离阴陵城很远，也不能算作“阴陵大泽”。 呼文认为，“阴陵”应是阴陵山。《史记》中写山，将“山”字省却的例子很多(略)。至于“阴陵大泽”，《历阳典录·山川》有明确记载:“阴陵山，州北八十里(现制五十六华里)，旁有泽名红草湖，春夏之交，潦水涨发，弥漫无际，所谓阴陵大泽者也。”红草湖即今和县绰庙境内离乌江很近之裕民圩。说阴陵山是项羽迷道处，还可以从众多史籍中得到印证。宋《读史方舆纪要》云:“阴陵山，在全椒东南二十五里，项羽东渡乌江，道经此山……项羽迷道陷大泽处也。”《纲鉴易知录》卷十亦云:“阴陵山，在今安徽和县北，接江苏江浦县界”。江浦与乌江一桥之隔，可见阴陵山与乌江相距甚近。此外，古代诗文亦可作为佐证:唐代诗人刘禹锡被贬为和州(南梁、北齐在历阳议和后，改历阳为和州)刺史，在其《历阳书事七十四韵》里，就有“一夕为湖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道处，亚父所封城”这样的诗句。收入《全唐诗》中的张祜一首《过阴陵山》，亦有“壮士凄惶到山下，行人惆怅到山头；生前此路已迷失，寂寞孤魂何处游”的喟叹。这里明确项羽是过阴陵山，而不是过阴陵城。 项羽“身死东城”之东城位于何地 争议双方分歧的焦点在于项羽“身死东城”之东城，是在今定远东城，还是在东城乌江？ 计正山先生依据《史记》、《汉书》中的《灌婴传》，认为项羽并非在乌江“自刎而死”，而是在定远东城就被“搏杀而死”。东城即定远东南五十华里、项羽葬虞姬首级处。冯文指出，只有在项羽被杀、汉军“尽得其军将吏”之后，才是“下东城、历阳”(《史记·灌婴列传》)，如果项羽不灭，则东城还不能“下”，接着是下历阳。历阳离定远东城二百四十华里，要走这么多路才能到达历阳(乌江所在地)。由此可见，项羽不可能在“自度不得脱”、“今日固决死”的险恶情况下，步行二百余华里，由定远东城来到乌江“自刎而死”。而娄文则认为此一说不能成立，“项羽从阴陵至东城，也绝不是进驻和坚守东城，而是沿着东城县的道路，拼命向东边的乌江方向奔逃。其中，不存在二百四十华里远的‘无能为力’。双方就是这样逃着杀、追着杀。这一点，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已经写得很清楚……” 呼安泰先生也不认同冯文和计文的这种推测，他首先历述了东城县的历史沿革。呼文写道:“两汉时期的东城县，是江淮之间的一个辖境广阔的大县。从今定远东南境的池河上中游地区，越过江淮分水岭，包括今滁县西南境、肥东东境、全椒西南境，直到今和县乌江的沿江一带。三国时，江淮战事频仍，‘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大都‘虚其地，无复民户’。直到‘晋太康六年始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