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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予同也从学术史角度对何晏的杂用汉宋之学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在封建社会里，对王弼、何晏没有好评，‘罪深桀纣’。从唐代到清朝，学者们也骂得厉害。乾嘉学派对魏晋经学予以否定，这是偏见。原因在于他们以汉学(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为正宗之学，认为魏晋经学不同于许(慎)、郑(玄)之学。其实，王弼、何晏之学是汉学的变种，或者说中变、派生形态。”(21) 毋庸置疑，在何晏的《论语注》里，当遇到用汉儒的手法和套路无法说清或难以贯通的地方，引入道家的思想，借以清除意义上的滞碍，把几百年来在汉儒那里被解说得极其死板的孔子和他的思想给予灵动而富于哲理的解释，确实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复活孔子和“激活”儒家思想的作用。 第三，宋学的开辟。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2)何晏之后，在六朝论语学史上，另一个极具开拓精神的人物当为梁代的皇侃，他的突出贡献是在疏经方式上进一步清理了何晏遗留的汉学余绪，而在义理阐释上大有作为。在皇侃那里，除了形式上的束缚被彻底挣脱之外，挖掘经典潜藏的巨大的思想价值，已经变成了其经典注释的主要部分和重要内容。如《公冶长》第一章“子谓公冶长”及第二章“子谓南容”，旧说依“以其子妻之”和“以其兄之子妻之”之别，对公冶长与南容作了优劣区分，疏文认为旧说不可取，特作评述道：“昔时讲说，好评公冶、南容德有优劣，故妻有己女、兄女之异，侃谓二人无胜负也。卷舒随世，乃为有智，而枉滥获罪，圣人犹然，亦不得以公冶为劣也。以己女妻公冶、兄女妻南容者，非谓权其轻重，政是当其年相称而嫁。事非一时，在次耳，则可无意其间也。”皇氏之见，变拘执为通达，对前人不必要的探寻所谓的微言大义加以否定，因而更接近孔子的原意。宋学的成熟尽管是在两宋，但它却酝酿和发端于六朝，皇侃对《论语》的研究，无疑是一个明显的代表，其意义和价值，正如漆侠所述：“以义理之学的宋学代替了汉学的章句之学，其主要的、基本的区别在于：汉儒治经，从章句训诂方面入手，亦即从细微处入手，达到通经的目的，而宋儒则摆脱了汉儒章句之学的束缚，从经的要旨、大义、义理之所在，亦即从宏观方面着眼，来理解经典的涵义，达到通经的目的。总之，从方法论上说，汉学属于微观类型，而宋学则属于宏观类型。在我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宋学确实开创了学术探索的新局面，并表现了它的新思路和新方法。”(23) (三)知识性减弱，理论性加强。从本质上说，汉学的方法基本属于知识性的说明和常识性的解释，汉儒弥漫于整个《论语》注的，大体都是这些东西。所谓“分文析字，考治章句”，更多的是在解释字面意思上下功夫，而忽视和忽略了经典的内容与内涵。换言之，汉学的方法确实只是一种浮于其表而非深入其里的方法，它可以使人们从文字上似乎读懂了经典，却同时又让人们对经典所蕴涵的思想永远不甚了然，这种“破碎大道”的工作做得越多越细，离“圣人本意”或经典“本义”也就越远。通过下面这个例子，我们能够明确地体会到两汉至六朝《论语》解读从知识性到理论性的过渡和转变。 《论语·为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陆德明《经典释文》：“郑作‘拱’，俱勇反，拱手也。” 包咸注曰：“德者无为，犹北辰之不移，而众星共之。” 郭象注曰：“万物皆得性谓之德，夫为政者奚事哉？得万物之性，故云德而已也。……得其性则归之，失其性则违之。” 郑玄所着眼的，仅限于简单的训诂；包咸稍微向前进步了一点，但也只是简要地串讲了一下句子的意思，仍属于章句之学；至郭象，则不屑于只在字词和句子上打转转，而是深入探讨了什么是“德”，“为政者”为什么要重德，以及厚德与轻德的利弊得失等一系列问题。郭象所解释的“德”，已不再是儒家那种通过实践习得然后又返转过来指导实践的具有极强操作性的“德”，而是万物与生俱来的彼此成为“这一个”的自然规定性——“性”，这种自然规定性只能顺应不能改变，所谓顺应“其性则归之”，改变“其性则违之”。为什么呢？因为“夫物物自分，事事自别。而欲由己以分别之者，不见彼之自别也”(郭象《齐物论注》)。从现实政治而言，统治者所要做的，就是维护好“万物之性”，而不必也不能外施其功而改变之。换言之，为政者倘是做到了“万物皆得性”，他的“德”也就异常圆满了。也就是说，汉儒解释的，只停留在“是什么”的问题上；而郭象则主要解决的是“为什么”的问题。显然，前者的侧重点在知识性，后者的侧重点却在理论性。 (四)内容得到深化和细化。学术史证明，一门学科是否发展以及发展到了什么层次，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看对该学科内容的研究深化和细化到了何种程度。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角度对六朝论语学的学科状况作些实际考察。 首先，从经解体例的发展变化看，“集解”、“义疏”的运用，使六朝论语学研究由分散变为集中，从微观转向宏观，对有效地整合资源，促进论语学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同时得到开拓，意义深远。一般说来，人们常常把“体例”只简单地看作是形式的东西，这当然未尝不可。但从本质上说，“体例”往往反映的是方法论的问题。所以说，不同的经解体例，能准确地反映经学研究的不同取向及其经学研究者对经典内涵与价值的不同理解。 “集解”之设，“其义有二：一是通释经传，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一是撰集各家的解说，如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24)。在现存的几部“集解”类型的著作中，《论语集解》可以说是最早的一部，也是“撰集各家的解说”这类“集解”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论语集解》将诸家之说熔于一炉，不仅突破了此前学者各自为阵、“单打独斗”的格局，而且对学术文化的保存和整理，起到了集大成的作用，继往开来，功不可没。它既保存了汉儒的旧注，也收录了魏世学者的“新注”。历史上，南宋的叶适是最早对《论语集解》与何晏的学术成就加以大力肯定的。他说：“何晏《集解序》，语简而文古，数百年讲论之大意赖有以存。经晏说者皆异于诸家。盖后世诣理之学，以晏及王弼为祖，始破经生专门之陋矣。范宁以为‘幽沉仁义、罪过桀纣’，若宁亦知其所知而已。”(25)日人金谷治也说：“《论语》的注释今天大量存在，但其中最重要的却是称为古注的曹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和称为新注的朱熹的《论语集注》。新注暂且不论。古注《集解》，顾名思义，是适当取舍何晏以前诸家注解而成。它采用最多的是孔安国注，其次是包咸注，再次是马融、郑玄、王肃等注。这些前辈的注本亡佚了，而何晏的《集解》却保存了下来，当然被认为是《集解》本身的长处所致。”(26)可谓的论。 从方法论角度而言，“义疏”之体“疏而不漏”，即对经文、注文作全面解释的特点，通过《论语义疏》非常直观地印证了论语学内容的深化与细化。《论语义疏》仿佛是一张巨大的天网，举凡《论语集解》所有者，无一疏漏地对之作出疏解——它既为经文作注，又为注文作注。这种犹如地毯式轰炸的疏经方式，在中国古代经典阐释史上是空前的，它同时又长久和深远地影响了后人的经典阐释。洪湛侯对此分析说：“汉人治经，多以本经为主。……从这一时期开始，经学中的‘传注’之体便日趋衰微，而所谓六朝‘义疏’之体，则日益盛兴，‘义疏’取代‘经解’，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义疏’的产生，是经学由简约转向繁琐的重大转变。”(27) 统观《论语义疏》，它不仅能够举大义而不拘滞于文字，表现出了很高的理论水平，同时它还蕴涵着丰富而伟大的思想潜能。虽然它没有表现出系统的思想，但却呈现了思想的系统——儒、释、道思想的兼容并存和三方互动所造成的庞大的思想系统，构成了六朝时期弥足珍贵的思想宝库。 其次，深入细致地探讨《论语》的内在逻辑。兹以皇侃《论语义疏》对《论语》篇章结构进行剥笋式分析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如疏《学而》曰：“以《学而》最先者，言降圣以下，皆须学成。故《学记》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明人必须学，乃成。此书既遍该众典，以教一切，故以《学而》为先也。”疏《为政》曰：“为政者，明人君为风俗政之法也。谓之《为政》者，后卷云：‘政者，正也。子率而正，孰敢不正？’又郑注《周礼·司马》云：‘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也。’所以次前者，《学记》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是明先学后乃可为政化民，故以《为政》次《学而》也。”其余各篇，文繁不引。 在皇侃眼里，《论语》的篇章结构之所以是现在的样子，是由如上他所分析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当然，皇氏如此解释是否真能成立，不是不可以商量的。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他首先将篇章结构的分析置入论语学研究的范畴，是对论语学研究视野的有效拓展。 结语 “汉人解释经籍为章句之学，往往是一章一句照字面解释，这种章句之学虽于名数的考证、训诂有其意义，然既烦琐，又因循章摘句而难有创见。魏晋人用‘得意忘言’的方法解释经籍，则比较自由，可求意于言外，因此往往不一定符合原意，但能有所创见。”(28)汤一介先生的这一论断虽然不是具体针对六朝论语学而下的，但他揭示出的从汉学到宋学的转型特点、辩证关系及其利弊得失，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六朝学术史无疑具有启迪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