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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意之辨 如果说玄学是魏晋思潮深沉甚至有些忧伤的主旋律，那么清淡则可视为它潇洒飘逸的和声[50]。作为清淡的重要话题，言意之辨讨论的是语言能否完整准确地表达思想感情的问题。 汤用彤从玄学的抽象思想维持特征出发，认为“玄学系统之建立，有赖于言意之辨”，王弼“首唱得意忘言，虽以解易，然实则无论天道人事任何方面，悉以之为权衡”[51]。正由于将意从言之中剥离，推之天道人事，故能得出本体思维。他相信言意之辨起于名理学的人物识鉴。言意之辨具有方法论意义可以成立，但此方法对玄学是否如此关键则是可疑的，就像他在另一处将王弼易学新义归因于荆州学派影响一样。余敦康认为言意之辨存在于易学历史上。王弼在《周易略例》的言意观把形式（言）和内容（意）看成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别，而强调《易》重在得意。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认为言不尽意说把概念和所代表的事物对立起来，把集训工具和集训对象对立起来，属于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庞朴作于文革期间的《王弼与郭象》也王弼言意观从社会政治角度加以批判。王葆玹的《正始玄学》则发现言意之辨具有“民主倾向”，因为对“意”的体悟原来则只是圣贤的专利。 嵇康的“声无哀乐”实际是言意之辨的具体化。侯外庐根据其割裂心声二物而将其世界观贴上二元论的标签。许抗生则指出，嵇康区分声音与情感两实体，“并不是要讨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部下”，而是为“假此谈以正名号”，其政治目的“是以此来对虚假的名教，反对那种形式主义的制礼作乐”[52]。这种说反映了思想主旋律与声之间的呼应关系，十分深刻。 照唯物主义看来，欧阳建的《言尽意论》在理论上最正确。任编《中国哲学史》就是这样说：“他把言尽意论建筑在唯物主义地解决言、意、物关系的基础上”[53]。许抗生等也认为其“言尽意论”是对言意之辨的一次批判性总结。但我们细读《言尽意论》，欧阳建所致力的是名与物的关系问题，其中所谓之唯物主义因素在《荀子·正名》中均可找到。进一步说，名实关系是一个以自然世界为对象的科学认知问题，言与意则是以精神世界为对象的人文理解问题，论题并不一样。许多人没有看到这一区别，对王弼等人的言不尽意作出了无的放矢的批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