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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也反对仁义。郭象说：“夫与物无伤者，非为仁也，而仁迹行焉；令万理皆当者，非为义也，而义功见焉。故当而无伤者，非仁义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驰，弃我殉彼，以失其常然。故乱心不由于丑，而恒在美色；挠世不由于恶，而恒由仁义，则仁义者挠天下之具也。”这番意见是说：在我们自足之本性中自有“与物无伤”与“万理皆当”之德性，但当德性被命名为仁、义等含有真善意味的价值判断之词后，仁义的行径只是为了满足社会赞赏的企图，而非“德性”的行为了。如此，仁义之名便成了破坏世上真善的工具。 郭象说：“桁杨(刑具也)以接为管，而桎梏以凿枘为用。圣知仁义者，远于罪之迹也。迹远罪，则民斯尚之，尚之则矫诈生焉。矫诈生而御奸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弃所尚则矫诈不作；矫诈不作，则桁杨桎梏废矣，何凿枘接之为哉?”这是说老百姓为免受社会之制裁才崇尚仁义，可见崇尚仁义是被迫的；不是自动自发，发乎真心的。表面是仁义道德，实际却是矫诈作伪。针对娇诈作伪之弊，遂有防止奸宄的刑罚设施。根本解决之道，在避免崇尚仁义道德，如此便无矫诈作伪之情事；没有矫诈作伪之情事，当然，也就不需要各种防止奸宄的刑罚设施了。这等于在说刑罚完全是多余的。郭象还担心圣人所制定的法律，其运作的是否得当，完全决之于使用者。圣人立了法要大家遵守，结果往往反而便宜了那些暴君，暴君利用人民的守法为所欲为，人民只能吞声忍气服从到底。法律本来是用作惩处大盗的工具，现反过来为大盗式的国君服务，成为济恶的武器。但为暴君服务的法律，正是大家所尊崇的往古圣人所制定的，谁也不敢反对。郭象为免暴君恃法为恶天下，主张废弃为圣人所发明的法律制度。他也晓得这么作，会使人担心没有法律的世界，盗贼更加肆无忌惮。他不以为然地认为：“夫圣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乃绝其所尚，而守其素朴，素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掊击圣人而我素朴自全，纵舍盗贼，而彼奸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闭邪存诚，不在善察，息淫去华，不在严刑。(按：即王弼《老子微旨例略》中语。)一此之谓也。” 尽管郭象弃绝了维系社会秩序相当有效的利器，诸如仁、义、礼，乃至法律制度等人类文化的结晶，但是他并不反对亦属于人类文化重要制作之一——社会组织与政治体制的存在。似乎是他已认识到人世完美无害的境界乃永不可企及，退而求其次，只要能达到弊少的境界也就可以了。这可从他一方面反对圣人出而为世所取法，一方面又赞成圣人之不可与世隔离看出来，这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折衷办法。我们可以这么说，郭象对于社会组织、政治体制有其一定功能的承认，是他否定人为各种努力与设施的不能实现下的一种让步。 张湛——反权力说——没有人可以拥有任何人。每个人都是天地之所委形，故非我所有 再说张湛。从张湛所反对的“为”之内容——智力、言语及仁德看来，其中智力是发明并创新文化的原动力，言语与仁德则属人类文化的结晶。再加上张湛反对风俗教化，他在《列子》“杨朱篇”：“而欲尊礼义以夸人，矫情性以招名，吾以此为弗若死矣。”下，注云：“达哉此言，若夫刻意从俗，达性顺物，夫当身之暂乐，怀长愁于一世，难支体具存，实邻于死者。”足见，张湛认为遵守礼义，是为了求名，这就流于“刻意”，而有了目的性，自然违背了自足之本性。如此生命再长，与死无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