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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并以大小比较的观点，来证明道、德、仁、义、礼五者是呈现一种由大至小的逐渐下降的排列秩序。他认为“道”是无穷大，因为它有“无”的作用以决定万物。“德盛业大，富有万物”的人(想必是国君)则属于“德”的层次，但由于他受“无”的宰制，无法脱离“无”作为他的本体，所以他不算是大。不过，“德”到底尚属“母”的一种，其下的仁、义、礼就不是了。 王弼毫无反对仁义礼法的居心，只是将之视为次于道(即自然之理)之物。而且，仁义礼法无法单独存在，必须仰赖道的荫庇，其功能和意义才能显现。所以，我们若以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上只居次要地位的想法作为王弼思想的标签，是相当切合实情的。 王弼曾受何晏赏识，何把他推荐给当时专政的曹爽。不想王弼第一次与曹爽见面，便大谈他的理论，而为曹爽所轻。可见他与当时当权派的心态是有所背离的，他的宦途失意亦与此不无关连。王弼死于曹爽集团倾覆那一年——正始十年(249年)。享年才24岁。 郭象——否定——历史中 并没有可以仿效的对象 郭象说：“自三代以上，实有无为之迹。无为之迹，亦有为者之所尚也，尚之则失其自然之素。故虽圣人有不得巳，或以盘夷(谓创伤也)之事易垂拱之性，而况悠悠者哉?” 这番意见很清楚地表示郭象认为历史中并没有可以仿效的对象，其理由是：曾实行无为政治的“三代以上”，所遗留给后人的并非那无为政治之精神所在(所谓“所以迹也”)，而是徒具形式之糟粕(所谓“迹也”)，如果加以效法(所谓“尚也”)，便会丧失原来自足之本性(所谓“自然之素”)。后代的帝王(即文中所指之圣人)失察，在政治上作了许多伤害本性之事，无为(所谓“垂拱”)之本性也失去了。 否定了历史，便是否定历史上人的作为。他将历史上有贡献的人加以否定，其焦点完全集中在中国史上最有地位的“三代以上”的三位帝王——黄帝、尧、舜身上。 他强调圣人本人在本质上是合于自然的“所以迹”，但是他在受到世人尊崇并加以效法时，世人所效法到的只是不合自然的“迹”，这就是他要否定圣人的理由。最为人所向往的“三代以上”，以及为当时所推尊的圣人诸如黄帝、尧、舜等人，他都不看在眼里，遑论“三代以下”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