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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悦“天下国家一体”的观念，是就处理君、臣、民三者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天下国家一体也，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 君、臣、民构成了封建等级金字塔的塔尖、塔身、塔基，元首、股肱、手足三者联为一体，休戚相关，才可求得金字塔的稳固长安。 三 “正积于上”“事实于下”的政治理想 不论是区分“六主”、“六臣”，还是就论君、臣、民之间的关系，最终都是反映在“正积于上”，“事实于下”，这可以看作荀悦政治思想的核心所在。 平直真实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一物不称，则荣辱赏罚，从而绳之。故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②（《孝元皇帝纪中》） 荀悦“正积于上”、“事实于下”思想，是从选官考绩入手的。“核其真”首先是分辨忠佞贤愚的必由之路。汉代的选举制度，征辟与察举是两条重要途径。而征辟与察举主要的参考值就是对于被举者的道德行为的评价，即所谓“经明行修”。所以“乡里之号”、“时人之语”、“时人之论”、“京师之语”、“天下之称”，乃是一种有力的荐举状，“序爵听无证之论，班禄采方国之谣”⑨（《谴交》）这就为整个社会风气“务求虚名”埋下了伏笔。东汉末，由于宦官权盛，把持了征辟、察举之权，任人唯亲，选举任官更是名实相背。当时的谣谚对这一积弊有突出反映，“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⑩（外篇卷二）汉末思想家王符、仲长统对此都有深刻批判。荀悦“正积于上”、“事实于下”的思想，首先强调的也正是选举任官必先行考课的重要性。 荀悦“正积于上”“事实于下”的思想，还另有深意在，其中所涉及的八个方面：德、能、功、罪、行、言、物、事，包括了功罪封赏，也包括了人物评价，最终归结于社会风气的养成。“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其中寄寓的是荀悦对于理想社会政治状况的追求。 荀悦“正积于上”、“事实于下”的思想，针对的是汉末社会风气的虚伪不实。东汉一代，崇尚名节，其后果应该是从两方面考虑，积极的一面是它所产生的道德遏制力量，延缓了东汉皇朝的寿命，正如清人赵翼所论，“国家缓急之际，尚有可恃，以柱倾危。昔人以气节之盛，为世运之衰，而不知并气节而无之，其衰乃更甚也。”(11)（东汉尚名节）。 赵翼在指出“尚名节”之风的积极作用时，也论述了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驯至东汉，其风日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为苟难，遂成风俗。”(11)（东汉尚名节） 物极而反，崇尚名节走到极端，必然会使选举任官、人物评价名实相乖，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趋于“务求虚名”，最终整个社会弥漫虚伪之风。 为了扭转这种虚伪不实的社会风气，实现“正积于上”、“事实于下”的理想社会状况，荀悦首先强调了君主的垂范作用，只有“众正积于上”，才可能“万事实于下”。这与荀悦在“六主”时的观点是一致的。奸佞之臣固然可恨，但正是由于皇帝本人的贪欲，“伪生于多巧，邪生于多欲”②（《孝哀皇帝纪》），才造成汉末群小并进局面。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候、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12)（《灵帝纪》） 皇帝本人明码标价卖官鬻爵，宦官把持选举也是势所必然，上之所好，下必甚焉。 其次，荀悦认为凡事必当“核其真”是扭转这种虚伪不实的社会风气，也是教化民众的首要措施，最终实现“万事实于下”的理想局面。从功罪赏罚出发，进而到人物道德品评、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务求名实相符，“是以圣王在上，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善恶要于（公）[功]罪，而不淫于毁誉，听其言而责其事，举其名而指其实。”②（《孝武皇帝纪第一》） 与“核真”相对的就是“辨伪”，荀悦举出了四种“伪”的表现：“故实不应其声者谓之虚，情不覆其貌者谓之伪；毁誉失其真[者]谓之诬，言事失其类者谓之罔。” 对于虚、伪、诬、罔之言、行、物、事，摈弃不纳，使社会风气趋于“平直真实”。 虚伪之行不得设，诬罔之辞不得行；有罪恶者无侥幸，无罪过者不忧惧；请谒无所行，货赂无所用；民志定矣。民志既定，于是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奉业劝功，以用本务，不求无益之物，不畜难得之货，绝靡丽之饰，遏利欲之巧，则淫流之民定矣，而贪秽之俗清矣。息华文，去浮辞，禁伪辨，绝淫智，放百家之纷乱，一圣人之至道，则虚诞之术绝，而道德有所定矣。尊天地而不渎，敬鬼神而远之，除小忌，去淫祀，绝奇怪，正人事，则妖伪之言塞，而性命之理得矣。然后百姓上下皆反其本，人人亲其亲，尊其尊，修其身，守其业。于是养之以仁惠，文之以礼乐，则风俗定而大化成矣。②（《孝武皇帝纪第一》） 辨伪核真则民志定，去利好义则“淫流之民定”，“一圣人之至道”则“道德定”，正人事则“性命之理得”，以仁惠礼法养民则“风俗定而大化成”。由此可见，荀悦所强调的“核其真”，是社会风气形成的第一步，也是“化民”的首要措施。荀悦《申鉴》所论“致治之术”首先要摒除的四患：“一曰伪，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 “伪”位居四患之首，“伪乱俗”，会导致整个社会风气趋于虚伪浮华，“俗乱则道荒，虽天地不得保其性矣。”③《政体》） 这里的“保其性”与上文所论核真辨伪以定民志，实是异曲同工之语，都强调了核真辨伪是“万事实于下”局面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 从政治实践上对东汉末年“名实相乖”局面进行扭转的正是继之而起的曹操。从建安八年到建安二十二年，曹操曾四次下令宣布重才能、轻德行的选举标准。曹魏时期负责选举的官吏，正是这些政令的忠实执行者，“（毛）(14)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13)（《毛玠传》） 去虚名，重实选，是曹操最终能够统一北方的重要因素。“物极而反”，从曹操的这些政令中，可以想见“名实相乖”对于东汉政事的影响，这正是荀悦对于“正积于上，事实于下”反复致意的现实原因。 四 “立制以防忿争，一统序”——对政治统治秩序的维护 荀悦在《汉纪》一书中，对纲纪制度反复强调，希望通过“立制”来维护政治统治秩序。“圣人立制必有所定，所以防忿争，一统序也。”②（《孝成皇帝纪第四》） 这里所谓的“制”，即是指君臣有序的等级制度以及在这一制度规定下各等级的行为规范，其核心即是为了保证上下有序，不可僭越。凡是皇权的离心力量或者可能成为皇权离心力量者，荀悦都一一加以警示，从朝廷三公之设，到地方州牧之置；从皇位继承到诸侯王行径，无不涉及。 汉景帝时，江都王刘非在平定七国之乱时立有军功，汉景帝遂赐以天子旌旗。荀悦以为景帝此举“过矣”，因为天子旌旗代表的是皇帝的无上权威，绝不可轻易予人。“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人君之所司也。夫名设于外，实应于内；事制于始，志成于终。故王者慎之。”②（《孝景皇帝纪》） 即使是在平叛中有功如江都王者，仍不能以象征天子权威的旌旗作为赏赐，可见皇权之神圣不容觊觎。 汉哀帝于建平二年罢去司空官，将大司空朱博改立为御史大夫，由此引发荀悦对于“立子丞相”与“立三公”孰优孰劣的讨论。他以鼎足为喻，认为朝廷立三公宜于立丞相，理由是：《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谓天子也。自上已下，必参而成位。《易》曰“鼎足”，以喻三公，所以参事统职。立官定制，三公盖其宜也。”②（《孝哀皇帝纪上》） 荀悦认为立三公宜于立丞相而以鼎足为喻，未免牵强。但置三公以防止丞相权重危及皇权，才是荀悦的真意。甚而有的学者以为荀悦的这一论述是担心曹操有可能藉此僭取朝廷所有的行政权力（而曹操最终在公元208年做出了这一举动）。(14) 荀悦警示曹操的意图后人颇有能领会者。五代时期，南汉陈道庠曾助刘晟杀其兄刘玢而自立。刘晟登基后，为防止诸弟效法自己杀兄自立之举，对诸弟大肆诛杀。陈道庠遂“惧不自安”。其友邓伸以荀悦《汉纪》遗之道庠，道庠莫能晓。邓伸骂曰：“憝獠！韩信诛而彭越醢，皆在此书矣。”(15) （《南汉世家》）邓伸对《汉纪》的评价，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东汉末年，州牧之置由临时指派变为常制。据《后汉书·刘焉传》记载，灵帝中平五年（188年），“时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州任之重，自此而始。”(12) （《刘焉传》）荀悦指出汉初废分封制立郡县，本意就是要强干弱枝使权力一统于上，可是现今各州牧权威尊势力重，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这是“近战国之迹”。荀悦接着指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方法，即改置临时受命的监察御史，而废去各州州牧。在《申鉴·时事》篇中，荀悦就州牧、刺史、监察御史“三制孰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今郡县无常，权轻不固。而州牧秉其权重，势异于古，非所以强干弱枝也，而无益治民之实。监察御史斯可也。③（《时事》） 与《汉纪》中的看法如出一辙。 荀悦对于皇朝纲纪、制度的强调，针对的正是东汉献帝时期的政事。虽然荀悦在《汉纪》序言中申言献帝“巡幸许昌”，实则正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时，“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12)（《荀淑传》） 当时的东汉皇朝已是权柄不复。因此，荀悦对于朝廷纲纪、制度再三致意，就是希望通过“立制”来维护上下有序的封建统治秩序，重拾汉廷权威。这与他在《汉纪》全书中反复强调刘氏“得天统”的思想是一致的。既有警告当时势威权重的曹操之意，也有鼓励献帝振作，收拾祖宗基业之意。 荀悦所著《汉纪》、《申鉴》，都寓有资政之深意。唐太宗曾对《汉纪》有过一段评论，，“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并将《汉纪》赐给臣下“寻阅”。(16)（《李大亮传》）“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是对《汉纪》一书的总结，也是对荀悦政治思想的评价。作者：杜永梅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1。 [2]荀悦：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荀悦：申鉴[M]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 [4]管子：[M]诸子百家丛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6]王先谦.荀子集解[M].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8。 [7]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84。 [8]崔寔.政论[M]∥严可均.全后汉文:第16卷.北京:中华书局，1958。 [9]徐干.《中论》卷三《谴交》，《诸子百家丛书》，上海古籍，1990。 [10]葛洪.抱朴子外篇[M].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 [1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条》，中华书局，1984。 [1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3]陈寿.《三国志》卷一二《毛玠传》，1959。 [14]陈启云著，高专诚译.荀悦与中古儒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5]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6]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197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