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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伦理道德方面 《三礼》本身包含有广泛而丰富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是古代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的经典集成。郑玄《三礼注》则时时于字里行间感悟和体会着先哲先贤的道德教诲。 首先，就《三礼》中的一般的传统道德观念来说，郑玄是有所诠释的，如对《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的所谓“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和所谓“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郑玄的解释是：“知，明于事；仁，爱人以及物；圣，通而先识；义，能断时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刚不柔；善于父母曰孝，善于兄弟曰友；睦亲于九族，姻亲于外亲。任，信于友道；恤，振忧贫者。”[279]可以说，郑玄的解说基本上反映和包容了当时对这些道德观念和礼仪规范的内涵与价值的确认，具有普遍的意义。 其次，在具体的家族伦理和社会伦理方面，郑玄也有所注重和说明。《礼记·内则》“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不悦，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郑玄注云：“子事父母，有隐无犯。……子从父之令，不可谓孝也。”[280]又同篇“子妇无私货”，郑玄注云：“家事统于尊也。”[281]又《仪礼·士冠礼》“兄弟具来，孝友时格”，郑玄注云：“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282]这些属于家族伦理。又《礼记·坊记》“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弗友也”，郑玄注云：“同志为友。”[283]又在概括《仪礼·乡饮酒礼》的意义时，郑玄说：“凡乡党饮酒必于民聚之时，欲其见化之尚贤尊长也。孟子曰：天下之达尊三，爵也、德也、齿也。”[284]此则属于社会伦理。 还有就是涉及有关个体修养与处世之道、君子之德与小人之德的片段思想，在郑玄《礼记注》中有比较集中的体现。 例如，在有关个体修身的前提条件与标准上，《礼记·大学》有“先致其知”和“致知在格物”，这是作为个体修身的前提条件的，郑玄则分别注云：“知，谓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又：“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285]在此，郑玄明确指出了个体修身的前提在于先要知道事物的善与恶，有了善与恶的是非判断，才谈得上修身。这其中是包含着郑玄的思索的。还有如何才能得知自己是否已经行修身正的问题，《礼记·大学》说：“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恶贱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对此，郑玄则简要概括地解释说：“之，适也。譬，犹喻也。言适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亲爱此人，非以其有德美与？吾何以敖惰此人，非以其志行薄与？反以喻己，则身修与否可自知也。”[286] 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君子与小人之德的不同，如《礼记·中庸》“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郑玄注云：“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君子则不然，虽视之无人，听之无声，犹戒慎恐惧自修正，是其不须臾离道。”[287]又同篇“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云：“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不见睹，不见闻，则心肆意尽其情也，若有佔听之者，是为显见，甚于众人之中为之。”[288]又如《礼运》“百姓则君以自治也，养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显也。故礼达而分定，故人皆爱其死而患其生”，郑玄注云：“人之道，身治、居安、名显，则不苟生也。不义而死，舍义而生，是不爱死患生也。”[289]又同篇“故明于顺然后能守危也”，郑玄注云：“能守自危之道也。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安。《易》曰：危者安其位。”[290]又《大学》“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郑玄注云：”仁人有财则务于施与，以起身成其令名。不仁之人有身贪于聚敛，以起财务成其富。”[291] 再有，作为处世哲学最终还是被归结到“礼”以及中庸之道上。如《礼记·曲礼上》“毋不敬”，郑玄注云：“礼主于敬。”又同篇“礼，不妄说人”，郑玄注云：“为近佞媚也。君子说之不以其道，则不说也。”[292]《中庸》“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郑玄注云：“过与不及使道不行，唯礼能为之中。”[293]又同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郑玄注云：“中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乐，礼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294]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郑玄对有关礼仪的道德象征意义也有说明，或可以说是当时的一般认识。如《仪礼·乡饮酒礼》“卒洗，揖让升，宾西阶上疑立。主人实觯酬宾”，郑玄注云：“酬，劝酒也。酬之言周，忠信为周。”又同篇“主人阼阶上拜送，宾北面坐奠觯于荐东，复位”，郑玄注云：“酬酒不举，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295]还有，在解释《仪礼·士相见礼》中的“士相见之礼，挚，冬用雉，夏用腒”时，郑玄注云：“挚，所执以至者。君子见于所尊，必执挚以厚其意也。士挚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时，别有伦也。”还有同篇“下大夫相见以雁”，郑玄注云：“雁取知时，飞翔有行列也。”[296]与此相类，《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郑玄注云：“纳采而用雁为挚者，取其顺阴阳往来。”[297] 这些都在于说明礼无虚设必有其意义，而道德意义则随处可见。郑玄注《三礼》也就是要揭示和解释这些意义的。 （3）历史意识及历史人物评价 在《三礼注》中，还能够反映出郑玄的思想活动的，就是他的历史意识以及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实际上在前面我们所提到过的郑玄的“以史解经”和辨析三代制度中，就已经充分体现出郑玄的的历史意识，或者说是他那个时代知识界和儒者间普遍的、依托于经典而以经典为判断的历史意识。此外还有一些内容可以作为补充，如《礼记·曲礼上》“太上贵德”，郑玄注云：“大上帝皇之世，其民施而不惟报。”又“其次务必施报”，郑玄注云：“三王之世礼始兴焉。”[298]又如《礼记·中庸》“子曰：‘无忧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郑玄注云：“圣人以立法度为大事，子能述说之则何忧乎？尧舜之父子则有凶顽，禹汤之父子则寡令闻，父子相成，唯有文王。”[299]这可以说是郑玄对三代先王政治的基本认识，当然内容很是有限。 在《三礼注》中，为解释一些字句，郑玄还提到一些历史人物，从中可以反观其对这些人物的评价。例如《周礼·夏官·司勋》“王功曰勋”，郑玄注云：“辅成王业，若周公”；又“国功曰功”，郑玄注云：“保全国家，若伊尹”；又“民功曰庸”，郑玄注云：“法施于民，若后稷”；又“事功曰劳”，郑玄注云：“以劳定国，若禹”；又“治功曰力”，郑玄注云：“制法成治，若咎繇”；又“战功曰多”，郑玄注云：“剋敌出奇，若韩信、陈平”[300]。同样的，这些也可以说是在郑玄时代具有普遍性的历史人物评价意识。而郑玄则是以经典中的“功”的标准为标准的。 同时，还有对一些反面性历史人物的评价，如《礼记·曲礼上》“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句下，郑玄注云：“四者慢遊之道，桀纣所以自祸。”[301]《礼记·大传》“名著而男女有别”，郑玄注云：“母妇之名不明，则人伦乱也。乱者，若卫宣公、楚平王，为子取而自纳焉。”[302]卫宣公、楚平王为子娶女而自纳之的事分别见于《左传》桓公十六年和昭公十九年的记载，此二人的行为是被郑玄作为乱伦的典型而列举的。又《礼记·乐记》“魏文侯问于子夏”，郑玄注云：“魏文侯，晋大夫毕万之后，僭诸侯也。”[303]在此，一个“僭”字的断语，就可以表明郑玄对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形势的判断，况且这里郑玄又是以“礼”作为判断标准的。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郑玄对孔子的评价，基本是按照自孟子以来儒者所给以孔子的最高称谓——“圣人”——而称之。如《礼记·中庸》记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郑玄注云：“圣人而曰我未能，明人当勉之无已。”又同篇“庸德之行，……有余不敢尽”，郑玄注云：“圣人之行实过于人，有余不敢尽，常为人法，从礼也。”[304]《礼记·大学》“子曰：‘听讼，吾犹人也’”，郑玄注云：“圣人之听讼，与人同耳。”[305]这三处都是以“圣人”来称孔子的。也就是说，在郑玄的人物评价标准中还有个“圣”字。可以看出，孔子在郑玄的心目中是圣人先师的地位，而他自己的传学之道又有很多方面正是效法孔子的。 六 郑玄《三礼注》的影响与历史评价 郑玄《三礼注》本身首先是作为经学传授的范本而出现的。尽管郑玄有着探究上古三代以来礼仪法度的本义，并以其为依据而齐整一代制度的抱负，但因其身居汉末动荡之世，其影响也就只限于经学传授的范围。然而，自魏晋以后至于明请，历代的礼仪制度建设大多是以《三礼》为依据的，于是有许多方面都归结到了对郑玄《三礼注》的认同与否上，郑玄《三礼注》的影响及其历史评价也就显现出来了。 对郑玄之学首先提出辩难和非议并产生极大影响的是三国时的王肃。王肃主要活跃于魏明帝、齐王曹芳时期。据《三国志》记载，王肃父王朗通于经学，著有《易》、《春秋》、《孝经》、《周官》等“传”。而王肃本人“善马贾之学，而不好郑氏”[306]，自云“吾幼为郑学之时，为谬言寻其义”[307]。后其所为《尚书》、《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成为一代官学。又“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王肃还“集《圣证论》以讥短玄”。当时，郑玄的学生也有出来反驳王肃者，如孙叔然就针对王肃《圣证论》驳而解释之。[308]又有王基针对王肃的“著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改易郑玄旧说”而“据持玄义，常与抗衡。”[309] (作者：王启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