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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郑玄《三礼注》的主要思想内容 《三礼》之作为经典，不仅在于其包含着制度性内容，还在于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性、观念性和义理性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三礼》可以说是传统思想的经典集成。那么，当后来的诠释者对这些思想性、观念性和义理性的内容进行诠释和解说时，总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诠释者的思想倾向与价值理念。也就是说，对前人的思想而思想自然显出自己的思想，解释前人思想的同时就包含了自己的思想。我们试想，面对着古代圣哲贤人的充满思想内涵的话语和字句，不从思想上加以思考和理解，又怎么能究其本义而传于学子并以教世人呢？在我们所看到的郑玄《三礼注》中就体现着他的思想活动和价值取向，其中无疑包含着其个人的体验以及对世道的感受。尽管其思想的表述大多都是片段的、不连贯的，或随文引申，或有感而发，或借重于其他经典的话语来表述自己的意思。但是总能让人感受到他的思想活动的。特别是对诸如《礼记》中的《礼运》、《礼器》、《乐记》、《大学》、《中庸》等极具思想内容的篇章，郑玄的思想活动更显得比较活跃一些。无论怎样都不仅仅是对古代圣哲贤人的话语和字句的简单复述，多少可以反映出其时代性的观念及其个性化的思考。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为经注学家的思想家存在的意义。 《三礼》思想本身是包罗万象的，郑玄的诠释则是贴近经典以为说明，也就涉及到多个方面，尽管他自己的思想发挥是有限度的。在这里我们只能从一些重要的方面择其要者加以叙述了。 （1）政治思想方面 古典的政治思想是《三礼》本文中比较突出的内容。郑玄在注文中则既有对先哲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一定的引申和发挥，其中涉及古代王权（皇权）国家政治的多个方面，也包括若干法思想的内容。 首先，在对于王权政治的意义及实现手段的解释上，郑玄对《周礼》中“政”和“正”的解释，除了前面提到过《周礼·夏官·司马》“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一句，郑玄注云：“政者正也，政所以正不正者也”，显出郑玄对先儒思想的直接继承之外，又《周礼·夏官》大司马之职“以九伐之法正邦国”，郑玄注云：“诸侯有违王命，则出兵以伐之，所以正之也。诸侯之于国，如树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云。”还有《周礼·夏官》大司马之职“贼杀其亲则正之”，郑玄注云：“正之者执而治其罪。《王霸记》曰：正，杀之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冬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坐杀其弟叔武。”在郑玄的意识中，政治就体现为“正不正”，而“杀与伐”又是“正不正”的体现。这正是古代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涉及“礼”和“法”的观念以及与“刑”的关系的解释时，如对于《周礼·天官·冢宰》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郑玄注云：“典，常也，经也，法也。王谓之礼，经常秉以治天下也。邦国官府谓之礼法，常所守以为法式也。常者其上下通名。”这里，郑玄很明确地指出了礼与法的关系。这是以其对“礼”的基本认识为前提的。又《周礼·天官·冢宰》大宰之职有“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则治都鄙”，郑玄注云：“则，亦法也。典、法、则，所用异，异其名也。”[255]《周礼·秋官·序官》“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以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郑玄注云：“刑，正人之法。”[256]《大司寇》“以五刑纠万民”，郑玄注云：“刑，亦法也。”[257]这显然是在当时的法的分类意识上的说明，并且将“刑”归于法之下，这就给“礼法”观念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留有更大的空间，也表明“礼法”的广阔性。 其次，在《三礼》的思想体系中，自然政治论或自然法思想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礼记· 礼运》有一段就集中概括了这一思想意识，所谓“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对此，郑玄有所解释和引申，他说：“天地以至于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礼义人情，其政治也。四灵者，其微报也。此则《春秋》始于元，终于麟，包之矣。吕氏说《月令》而谓之‘春秋’，事类相近焉。量，犹分也。鬼神，谓山川也。山川助地通气之象也。器，所以操事。田，人所捊治也。礼之位，宾主象天地，介僎象阴阳，四面之位象四时，三宾象三光，夫妇象日月，亦是也。”[258]这后半句实是借用了《礼记·乡饮酒义》的文句，在于说明“人法自然”的象征性的表现。 在古代，自然政治论又表现为神学政治论，所以《礼记·礼运》有云“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对此，郑玄注云：“圣人则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于鬼神，以制礼，下教令也。既又祀之尽其敬也，教民严上也。鬼者，精魂所归；神者，引物而出，谓祖庙山川五祀之属也。”[259]对《礼记·礼运》所谓“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郑玄注云：“鬼神飨德不飨味”，[260] 再有，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是古代政治哲学中十分重要的方面。君臣关系直接引申出的就是有关君道、臣道的政治伦理思想，对此郑玄也有所发挥。以君道而言，《礼记·中庸》“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郑玄注云：“物而在掌中，易为知力者也。序爵、辨贤、尊尊、亲亲，治国之要。”[261]郑玄此语实是对《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一段意义的借用和发挥。又《中庸》有“为政在人”，郑玄注云：“在于得贤人也。”[262]《礼记·大学》论君子有“絜矩之道”与为“民之父母”，郑玄注云：“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宽恕于人耳。治国之要尽于此。”还说：“治民之道无他，取于己而已。”[263]又《礼记·曲礼上》“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郑玄注云：“谓君人者。取于人，谓高尚其道。取人，谓制服其身。”[264]又《礼记·礼运》有云“义者，……得之者强”、“仁者，……得之者尊”，郑玄注云：“有义则人服之，有仁则人仰之。”[265]《周礼·春官·大宗伯》有“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郑玄注云：“王之故旧朋友，为世子时共在学者。天子亦有友诸侯之义。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也。”[266]从这些内容可以想见，在诠释经典字句的同时，郑玄的脑海里经常浮现出的是一个德治之君和道德楷模的形象，这难道不也正是对现实君主的一种期待吗？ 还有对有关用人之道方面的引申，如《礼记·礼运》有云：“用人之知，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贪”，对此，郑玄引申说：“用知者之谋，勇者之断，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诈者害民信，怒者害民命，贪者害民财，三者乱之原。”[267]这也可以视为其对现实政治有所体味而得出的认识。 再以臣道而言，尊君抑臣思想也是政治伦理的体现。《礼记·曲礼下》有“大夫士去国逾境，为坛位向国而哭。……三月而复服”，郑玄注云：“言以丧礼自处也。臣无君，犹无天也”。[268]又《坊记》“丧父三年，丧君三年，示民不疑也”，郑玄注云：“不疑于君之尊也。君无骨肉之亲，不重其服，至尊不明。”[269]又《坊记》“礼，君不称天，大夫不称君，恐民之惑也”，郑玄注云：“臣者天君，称天子为天王，称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称之曰主，不言君，辟诸侯也。此者皆为使民疑惑不知孰者尊也。”[270]在这里，郑玄认同君主至尊地位的天然合理性，“以君为天”就是臣道原则的一种体现。诚然，维系君臣关系者关键还在于“义”，所以《礼记·大学》有“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郑玄注云：“言君行仁道则其臣必义。”[271]又《礼记·曲礼上》有“三谏而不听，则逃之”，郑玄注云：“君臣有义则合，无义则离。”[272]这也是为臣之道的原则。 在治民思想上，郑玄也多有引申和发挥。有利民思想，如《礼记·礼运》“故圣人所以顺，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郑玄注云：“山者利其禽兽，渚者利其鱼盐，中原利其五谷，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劳敝之也。民失其业则穷，劳则滥。”[273] 又有导民、教民思想，如《礼记·大学》“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郑玄注云：“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货而禁民淫于财利，不能止也。”[274]又同篇“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言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郑玄注云：“言君有逆命则民有逆辞也，上贪于利则下人侵畔。老子曰：多藏必厚亡。”[275]又《礼记·坊记》“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也”，郑玄注云：“民之所不足，谓仁义之道也。失道则放辟邪侈也。”[276]又《礼记·礼运》“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母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也”，郑玄注云：“顺时以养财，尊师以教民，而以治政则无过差矣。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277]再有就《礼运》中的“礼”之“达于丧、祭、射、御（乡）、冠、昏、朝、聘”，郑玄注云：“民知严上，则此礼达于下也。”而就《礼运》“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郑玄注概言之曰：“民知礼则易教。”[278]可以说，郑玄在诠释经典的同时，时时都在总结着历史的经验和先贤的思想，思考着历史的政治哲学和智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