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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一词已沿用了两千来年，其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当我们今天习惯以这一概念来称谓儒家的学问时，我们似乎并不清楚这一概念之产生与衍变的历史，更不清楚在汉儒那里，它又往往别称为“儒术”。汉儒为什么称“儒学”为“儒术”？本文旨在考证这个问题。考证离不开史料，所以本文对于这个问题的考证，是藉梳理“儒学”、“儒术”两个概念之产生与衍变的历史来进行，决不凭空推论，以免臆断。 一 就史籍中的史料而论，“儒学”一词所称谓的对象各异，或如“儒学教授”、“儒学教谕”所示，是指从事儒家学问之教学的教官；或指组织与管理儒家学问之教学的机构，如我们常在史籍中见到“儒学刊本”字样，这里所谓的“儒学”，并不是指某教授儒家学问的教官，而是指某组织与管理儒家学问之教学的机构，该机构“自京师至郡县”皆有，但不论级别高低，均称作“儒学”；或统称尊崇孔子、服膺儒家学说的学人，如《旧唐书》、《元史》都以“儒学传”来统称这类学人。此类的“儒学”称谓，其产生的时代不会早于唐代，而以“儒学”称谓儒家学问的教官和教学机构，更是晚到明清两代才盛行。 与这三类称谓相比，以“儒学”称谓儒家的学问，其历史更早，可以追溯到汉代，证据是《史记》、《汉书》中已广泛使用了这一内涵的儒学概念，但检索先秦典籍，并没有发现某文献使用“儒学”这一概念。儒学产生于春秋末期，距汉高祖立汉，已三百来年。那么，在三个世纪的历史长河里，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为何一直不被学者称为“儒学”？先秦学者既不以“儒学”称谓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又以什么概念称谓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前一个问题，下文考证“儒术”概念涵义时会给出答案。对于后一个问题，由于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供考证，目前很难作答，不得已，权做以下推测： 其一，从先秦学人将儒墨并为“显学”的史实来断，可以推定那时的学人在心目中已确认其生活的时代确实存在着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在先秦此概念尚未出现，但先秦已惯用儒、儒者的概念)学问，他们所以不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问称为“儒学”，也许出于这么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在春秋战国之际，儒已由指称一种职业衍变为指称一种身份，虽就身份同称为“儒者”，但正如孔子自己所强调的，儒者分为“君子儒”与“小人儒”，其在志向与思想上都莫不有天壤之别，既然如此，如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问称为“儒学”，则势必混淆了孔门儒者与孔门之外儒者的本质区别，不利于张显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一个新概念的创立，是以有效地张显其称谓对象的本质为目的，既然以“儒学”称谓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不利于张显该学说，则不以“儒学”称谓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于先秦学者来说，也就是必然的选择。可汉儒为何又以“儒学”称谓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呢，难道他们就不担心因此而混淆了孔门儒者与孔门之外儒者的本质区别吗？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这是因为汉儒根本就不会产生这种担心。汉儒所以不会产生这种担心，是因为在汉代身份意义上的广义儒者已不复存在，儒者这一概念已衍变为专指孔门儒者，并特称之为“儒家”。既然“儒”、“儒者”、“儒家”都无例外地特指孔门儒者，则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称为“儒学”，对于汉代学人来说，也就不存在任何疑虑与担心。 其二，根据韩非《显学》的论述，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孔门八派，各有宗传，各异其说，虽都标榜得孔学真精神，但因“取舍相反不同”，则在孔子死后，“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①。韩非此问并不求答，他不过藉此表达他自己的没有说出来的回答：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人能够断定他们中的哪一派能真的继承和发扬孔学的真精神。则从韩非的这一论断不难推论，战国时的孔门儒者之所以也不以“儒学”称谓本门的学说，很可能与他们不能以一个根本的原则统贯本门诸派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这固然反映了战国时的孔门儒者对本门之思想的认识缺乏系统性与深刻性，但就认识根源而言，这一认识深度的缺乏又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认识局限性，与那个时代整体的思维水平相吻合。因为从《庄子·天下》篇来看，尽管当时学人有对“百家之学”分别加以本质概括的强烈愿望，并且将之付诸实践，但他们终究没能做到分别以十分贴切的概念来揭示各个思想流派的思想实质，仍然只是将某派的思想归在该派代表人物的名下，并不将某派思想从本质上取名为某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庄子·天下》篇虽然论及儒家思想，但它并不像将墨家思想归在墨翟名下似的，将儒家思想归在孔子名下，而是归在“邹鲁之士”名下。“邹鲁之士”固然暗指儒士，但它毕竟不等同于孔门儒者，则这一称谓似乎有将孔门儒者排斥于正统儒者之外的嫌疑，因为《天下》篇明确地将“邹鲁之士”断为系《诗》《书》《礼》《乐》的传承者。如果这一推测合乎事实，那么当时学者不以“儒学”称谓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就不仅仅是一个认识上的局限性问题，甚至很可能是因为门户之见而有意不用这个称谓。 二 上面将以“儒学”称谓“儒家的学问”的时代追溯到汉代，但对于探讨“儒学”这一概念的起源来说，这一追溯意义不大。因为两汉前后历时426年，“儒学”这个概念在汉代一定经历了涵义衍变的复杂过程，未必整个汉代都是在“儒家的学问”的含义上使用“儒学”这个概念。为了把握“儒学”这个概念的涵义衍变过程，有必要根据有关史料做进一步具体分析。 在汉初陆贾、贾谊的著作里，没有发现“儒学”概念，只在稍后的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发现将儒家“六经”称作“六学”。因此，我们首先关注《史记》中的记载。《史记》为司马迁所撰，司马迁与董仲舒同生活于汉武帝年代(公元前140-86年)，他的记载应该说能够反映西汉中期学人在什么含义上使用“儒学”一词的真实情况。 检索发现《史记》中使用“儒学”一词者只有三处，首先见于卷59之《五宗世家》：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② 其次见于卷63之《老子韩非列传》：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③ 再次见于卷121之《儒林列传》： 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④ 司马迁的记载使我们明白：至迟在汉武帝年代已使用了“儒学”一词。但是，由于司马迁在这三篇中没有给“儒学”下定义，所以当时学人在什么含义上使用该词，还有待我们通过分析来揭示。我们认为，仅凭《五宗世家》、《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记载，不将汉武帝时所谓的“儒学”理解为是指一类人(即后来习称为儒家者)而非一种学说，是很难的，因为将“好儒学”、“绌儒学”改换为“好儒家”、“绌儒家”不仅说得通，而且从文中以“儒学”对应“儒者”、“老子”的用法来看，将这两篇中的“儒学”理解为是指一类人(儒家)，似乎更合乎原文的语气脉络。 幸亏有《儒林列传》中的记载，它使我们明白：即便汉武帝时的学人将“儒学”用作“儒者”、“儒家”的别称，但这并不足以排斥他们同时就“儒家的学问”这个意思上使用“儒学”这个概念，因为《儒林列传》中的“明儒学”显然是指对属于“儒”之性质的学问的透彻了解，而不是指对属于“儒”类人物之人格的准确把握。可为什么不能将《儒林列传》中的“明儒学”理解为“明了儒家人格”呢？这是因为从它的上下文的语意脉络联系看，不容我们做这种理解。孤立地看，“明儒学”未必不能理解为“明了儒家人格”，但同“上亦乡之”以及“言《诗》……言《春秋》……”之类语句联系起来理解，就不难明白《儒林列传》中的“明儒学”只能理解为“明了儒家的学问”，因为上(指汉武帝)所向(“乡”通“向”)往的显然是“儒”的学问，而非“儒”的人格。在汉武帝年代，孔子尚未奉为圣人，儒者也只是“士”的身份，在这种情形下，贵为天子的汉武帝，其理想又怎么会在于成就儒士人格呢？ 与西汉司马迁《史记》中的“儒学”一词之涵义难以一眼看明有别，东汉班固《汉书》中的“儒学”一词却让人很容易看明其涵义。例如，《汉书》卷100上之《叙传上》有这么一段论述：“(班)稺生彪，彪字叔皮，幼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⑤我们仅凭其中的“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就立即明白这里所谓的“儒学”是指“儒家的学问”，否则，它用在这里就与老庄学术⑥不构成对比。诸如此类一眼就能看明其涵义的“儒学”概念，在范晔的《后汉书》中更是屡见不鲜，如该书卷58下《冯衍传》有云：“豹，字仲文，……时人称其孝。长好儒学，以《诗》、《春秋》敎丽山下。乡里为之语曰：‘道德彬彬冯仲文’”⑦；又如该书卷74《徐防传》有云：“改薄从忠，三世常道；专精务本，儒学所先”⑧；再如该书卷106《王涣传》有云：“王涣字稚子，广汉郪人也。父顺，安定太守。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晚而改节，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⑨。 范晔虽是南北朝时宋人，其生活的年代距东汉后期已过去了二百多年，但他所记载的东汉儒者“修儒学”、“好儒学”、“敦儒学”应该说是史实。既然如此，那么可以推论：在东汉儒者的心目中，“儒学”这个概念就是特指“儒家的学问”。问题是，为什么东汉的儒者比西汉的儒者能够就“儒家的学问”这个意思上更清晰地使用“儒学”这一概念？这是因为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学术积累，到东汉初，学界已有条件和能力从本质上总结和归纳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家的思想，否则，根本就不可能产生《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这样总结和归纳儒家：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此辟儒之患也。⑩ 作为一种本质性的概括，《汉书·艺文志》关于儒家所以为儒家的这一论断，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它充分地反映了东汉儒者对儒家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高度的认识，自然会导致高度的自觉，所以东汉儒者在使用“儒学”这一概念上能做到高度的自觉(即能明确地就“儒家的学问”这层意思上清晰地使用“儒学”这一概念)，就是很自然的事。不过，从“‘五经’乖析，儒学寖衰”一句来看，《汉书·艺文志》中的所谓“儒学”，具体可能就是指“五经”之学(或泛言“经学”)。这保留了那个时代的学术痕迹，因为两汉时的儒家学问就是以“经学”的形式表现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