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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宇宙观来自他对《易》的理解：“易，顺天地，序万物，方圆有正体，四时有常位，事业有所丽，鸟兽有所萃，故万物莫不一也。阴阳性生，性故有刚柔；刚柔情生，情故有爱恶。爱恶生得失，得失生悔吝，悔吝著而吉凶见。八卦居方以正性，蓍龟圆通以索情。情性交而利害出，故立仁义以定性，取蓍龟以制情。仁义有偶而祸福分，是故圣人以建天下之位，定尊卑之制，序阴阳之适，别刚柔之节。”(《通易论》) 《庄》的世界是自然无心，《易》的宇宙则是有序有为，连乐也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乾坤易简，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五声无味。不烦则阴阳自通，无味则百物自乐，日迁善成化而不自知，风俗移易而同于是乐，此自然之道，乐之所始也。”(《乐论》)《易》对阮籍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论乐上，甚至还流露在其解《庄》中：“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男女同位，山泽通气，风雷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自然一体，则万物经其常，入谓之幽，出谓之章，一气盛衰，变化而不伤。是以重阴雷电，非异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异者视之，则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则万物一体也。”(《达庄论》)《庄》、《易》在阮籍思想结构中，基本是平行的。“籍本有济世志”，《易》也许只是寄托着他空怀的社会理想，而《庄》则更能抚慰他的无奈与消沉。两者是穷达间的不同选项而已［8］。 相应地看，嵇、阮的性格差异，也不是一个近哲理，一个似文人，而是在极其严酷的政治高压下，一个会伪装，一个却不肯伪装。“阮宗嗣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贤，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畔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与山巨源绝交书》)“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自己所作的这个对比是能说明问题且于史有证的：“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晋书·阮籍传》)，“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问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撼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帝既呢听信会，遂并害之”(《晋书·嵇康传》)。 也许是为了保身，阮籍同其时司马氏权势集团的关系有时甚至更暧昧，为司马昭写的《劝进笺》便为后人所诟病［9］。但他的内心可能更痛苦，不仅是咏怀诗，还有动不动就吐血、恸哭的表现都能说明问题。嵇康也非完全不装，他的洒脱也有装的成分，他给儿子的《家诫》所订的规矩就与自己的行为大不一样。但他在需要政治表态时，既不能保持沉默，也不会顾左右而言他，更不能说假，这种装就非常不像了。按捺不住的时候，就会发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样的叛逆之音。所以他自然不得善终。 在魏晋时代，是非不仅是一般利害得失的计较，而是生死存亡之争。庄周拒就楚相，可以嘻笑怒骂而无事。但嵇康要辞征召，就会忧愤深广，因为那可能就是致祸的根源。所以《齐物论》中那齐是非的主调，到了嵇、阮的手里，自然就有另一种风格的变奏。 ［参考文献］ ［1］袁宏：《名士传》，见《世说新语·文学》“袁伯彦作《名士传》成”条注。 ［2］冯友兰先生则把玄学分为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又有前后二个阶段，阮、嵇代表第一阶段，而郭象代表第二阶段。见冯友兰《郭象〈庄子注〉的哲学体系》，《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