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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声无哀乐论》中明心、声为二物，以防被作伪者的假象所惑的观点是相呼应的。“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也。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声无哀乐论》)“故乃论其用心，定其所趣；执其词以准其体，察其情以寻其变；肆乎所始，名其所终。”(《释私论》)一是论音乐，一是说人格，但均与对世俗生活中名实、言行之不一致的揭露相联系。《释私论》最后的结论是：“夫私以不言为名，公以尽言为称，善以无吝为体，非以有措为负。……故多吝有非，无措有是。然无措之所以有是，以志无所尚，心无所欲，达乎大道之情，动以自然，则无道以至非也。抱一而无措，则无私无非，兼有二义，乃为绝美耳。” 无论是大治之道，还是人格之美，嵇康都要求“公而忘私”，即去伪存真，过一种思想、感情均公开的生活。而要做到这一点，从个人修养上讲，就得志无所尚，心无所欲，从而无措于是非。以无措于是非为“是”，同是是非非之是，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是。前者为大是大非之是，后者则是惹是生非之是，充其量只是“小是”。从大是的观点来看，“小是”即非。 这“是非”两个层次的缠绕，源于庄子的《齐物论》。在常规用法中，“是”是表示肯定，“非”则是否定。人生是一个漫长的行为选择过程，故任何人包括庄子，都无法回避选择，从而也就无法不面对是与非的取舍。但由于世俗的取舍标准导致了人生更多或更大的苦难，而这些标准几乎又是公认的看法，这导致庄子把矛头指向有是非的态度。但他其实是在后设的立场上“齐是非”，后设的立场本身就是选择，是另一层次上的是非。这就是《齐物论》中的悖论。嵇康之“是”的缠绕，就由此而来。但他实未如庄子超脱，故虽也讲无措于是非，可对是非之界线，其实非常在乎。 四、嵇、阮之异 后人看嵇、阮，论其同者多，说其异者少。从其同慕老庄，同轻礼俗，以及交情深笃而言，这样看自然不错。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差异方面没有讨论的价值。牟宗三倒是注意到两者的区别：“阮氏之论为形上学的，嵇康之论为纯艺术的。阮籍浩瀚元气，嵇康精美恬淡。阮籍能啸，而在苏门山与孙相应和。此长啸于山谷，畅通其生命，而声音与天地通和也。故其论乐之和为天地之和。嵇康弹琴养生，而在华阳亭有异客传广陵散。此则‘夜分’、‘静谈音律，辞致清辩’，而寄其高致于和声之当身也。故其乐论之和乃即乐体当身之和也。/阮以气胜，嵇以理胜。虽同归老庄，而音制有异。气胜，则以文人生命冲向原始之苍茫，而只契接庄生之肤廓。寥阔洪荒，而不及其玄微。理胜，则持论多力，曲尽其致，故传称其‘善谈理’也。阮为文人之老庄，嵇则稍偏哲人之老庄。然皆不及向、郭之‘发明奇趣、振起玄风’也。”［7］ 牟氏的观察分两方面，一是乐理，一是性格。但两者似均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先看乐论。阮籍的乐论就叫《乐论》，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有趣的对比。说“阮氏之论为形上学的，嵇康之论为纯艺术的”，不甚确。依我们前面提出的理据，嵇康论乐是以庄子“天籁”自然的观点为基础，而“天籁”毫无疑问是非常形上学的。而形上学同纯艺术固然可以无矛盾，但嵇文所论既无旋律也非和声，也很难说是纯乐理的作品。嵇、阮论乐之分，与其说是形上学与纯艺术的问题，不如说是儒、道或更具体说是《庄》、《易》的不同取向。阮籍论乐基于儒家的宇宙观：“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阴阳八风之声，均黄钟中和之律，开群生万物之情，故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而万物类，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观，九州一其节，奏之环丘而天神下，奏之方丘而地祗上；天地合其德则万物全其生，刑赏不用而民自安矣。”(《乐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