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汉初儒学思想整合的现实意义和历史影响 怎样才能使新建立的政权长治久安，以“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贾谊《治安策》），可以说是汉初统治者面临的重大课题。何谓长治久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国家长期得到很好地治理，政权稳固，社会安定。其本质性的内涵就是指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水平与社会稳定的程度，具体地说，可以包涵国家统一，四境安宁，经济持续发展，百姓生活安定，政局稳定，吏治清明，文化昌盛，统治集团基本一致，等等。总之，是对社会全面繁荣和稳定的整体概括。汉初儒学的思想整合就是在秦王朝二世而亡的短命情形下进行的，对长治久安的追求就显得分外热切，也表现了统治者在上升阶段的进取精神。应实现政治的需要，汉初儒家学者、思想家以儒为宗，兼容道、法、墨、名，有目的地进行思想文化的整合，形成了丰富多样，充满活力的思想学说，为汉代走向强盛，为汉帝国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精神动力。 汉初儒学的思想整合奠定了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角色、地位，“并取得在其他学说之上的独尊地位，则要建立一个拥有天然合理性的终极依据、涵盖一切的力量框架、解释现象的知识系统以及切合当时并可提供操作的政治测量在内的庞大体系，以规范和清理世界的秩序，确定与指引历史的路向”[45]，并据此建构了封建中国政治文化模式，为其后整个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提供了思想基础，影响中国历史达二千余年。 汉初儒学的思想整合还显示了儒家的开放性、包容性。此后孔子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儒学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轴心，中华文化不断创新，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吸收其它文化的优点和长处，不断创新、发展和形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理论体系。引起了各民族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得以形成的思想文化基础，也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所在。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今天，值得我们研究总结，发扬光大。 汉初儒学思想整合的学术基础是经学。孔子经过整理发掘了上古文化典籍的思想蕴涵，同时用它们来教育学生，全面地继承了上古以来的传统文化。儒经被看成是古代圣人的精心制作，是安身立命、治理国家和规范天下的大经大法。由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和普及而形成了经学传统，从西汉武帝开始，儒家的经学便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逐渐成为主流的文化形态。历史上，皇权以经学作为统治的思想来源，社会以经学作为秩序的价值准则。历代的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民间乡约村规，在思想观念上都与儒家经学有密切的关系。由于社会发展的广泛需要，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断诠释，儒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经典。儒经所表达和传承的内容无疑是非常丰富的，但其核心就是儒家的道统。儒经所体现的道统按今天的话说就是所谓的核心价值，诸如以人为本、天人合一、仁者爱人、贵和尚中、和而不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忧患意识、与时携行、生生不息、诚信、民本、日新等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对中国历史和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主编：《国际儒学研究》[第十八辑]（上册），第66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3月。 -------------------------------------------------------------------------------- [①]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17页。 [②]班固：《汉书·外戚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945页。 [③]司马迁：《史记·乐毅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36页。 [④]班固：《汉书·曹参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18页。 [⑤]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修订增补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67—68页。 [⑥]司马迁：《史记·老子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43页。 [⑦]吴光：《儒家哲学片论——东方人文道德主义之研究》，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58页。 [⑧]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90页。 [⑨]陆贾著，王利器：《新语校注·无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2页。 [⑩]陆贾著，王利器：《新语校注·道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页。 [11]陆贾著，王利器：《新语校注·无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4页。 [12]陆贾著，王利器：《新语校注·道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4页。 [13]陆贾著，王利器：《新语校注·道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页。 [14]陆贾著，王利器：《新语校注·无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9页。 [15]陆贾著，王利器：《新语校注·至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8页。 [16]陆贾著，王利器：《新语校注·本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2页。 [17]陆贾著，王利器：《新语校注·思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3页。 [18]陆贾著，王利器：《新语校注·怀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2页。 [19]陆贾著，王利器：《新语校注·至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7页。 [20]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491页。 [21]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6-67页。 [22]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过秦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页。 [23]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大政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38页。 [24]《汉书·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22页。 [25]《汉书·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52页。 [26]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6页。 [27]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11页。 [28]韩婴：《韩待外传》，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页。 [29]韩婴：《韩待外传》，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9页。 [30]韩婴：《韩待外传》，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07页。 [31]韩婴：《韩待外传》，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页。 [32]韩婴：《韩待外传》，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页 [33]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13页。 [34]《春秋繁露·阴阳义》，《董仲舒集》，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267页。 [35]《春秋繁露·基义》，《董仲舒集》，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277页。 [36]《春秋繁露·基义》，《董仲舒集》，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278页。 [37] 《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02页。 [38]《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03页。 [39]《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03页。 [40]《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董仲舒集》，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243页。 [41]详见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第240—2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修订增补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第206页。 ②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修订增补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09页。 [42]陆贾，王利器：《新语校注·资质》，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2-113页。 [43]桓宽，马非伯注释《盐铁论简注·毁学篇》，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2-113页。 [44]阎步克：《秦政·汉政与文吏·儒生》，《历史研究》1986年第3 期。 [45]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7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