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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嵇康看来，所谓表达哀乐之情的是指人发出声音，极而言之，是对像歌哭这样差别较大的现象所贴的标签：“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极，故因其所用，每为之节，使哀不至伤，乐不至淫；因事与名，物有其号：哭谓之哀，歌谓之乐，斯其大较也。”但是，同样的声音并不必然表达同样的感情，而同样的感情也可用不同的声音来表达。“夫殊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其哀乐之怀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声无哀乐论》)就自然现象言，声音存在和谐与否的问题，但自身是没有感情的。故“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名实俱去，则尽然可见矣”。(《声无哀乐论》) 在面对“哀乐之作，犹爱憎之由贤愚，此为声使我哀而音使我乐；苟哀乐由声更为有实”的诘难时，嵇康的回答是：“夫五色有好丑，五声有善恶，此物之自然也。至于爱与不爱，喜与不喜，人情之变，统物之理，唯止于此，然皆无豫于内，待物而成耳。至夫哀乐，自以事会，先遘于心，但因和声以显发；故前论已明其无常，今复假此谈以正其名号耳。”(《声无哀乐论》)《声无哀乐论》是借主客辩难的形式来表达观点的，作者在谈及论辩的合理性时说：“夫推类辨物，当先求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后借古义明之耳。今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耳！”(《声无哀乐论》)最后一句，也系来自《齐物论》的“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这也是嵇康谈乐理时心中存有“物理”的佐证。 问题在于，《齐物论》之谈“天籁”原本并非是论乐理，它紧接在子游对子綦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惊异之后，系子綦对“吾丧我”所作的现身说法。最后一句是以反诘的形式，对“敢问天籁”所作的回应：“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把“天籁”同“丧我”联系起来，一般可理解为庄子借此喻现象世界的无心、无意，是自然、自存的，所以人也应取无为、无知的态度。现在，嵇康把它作《声无哀乐论》的主调，表面上看是受“天籁”义的启发，在乐论上对庄子自然主义的一种应用，同《齐物论》主题的关系是边缘性的。事情可能比此更微妙些。《声无哀乐论》虽然说是乐论，但基本不谈音律之规、和声之美，反反复复的辩论，目的都是要把感情从音乐中剔除出去。从一般论学角度看，这当然不错。可就嵇康这个几乎视音乐为生命的人而言，这样论乐未免太消极了些。他可是临终在刑场，索琴弹一曲《广陵散》后，才安心离开人世的。我们或许可以试换一个角度，不把《声无哀乐论》看作“天籁”之义在乐论中的应用，而是当成以论乐的形式，对《齐物论》中齐是非的观点的一种补充论证。 《齐物论》中，接着“天籁”讨论的，是庄子对人生悲情体验的现象描述：“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括，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耶！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庄子为何要泯是非，原因在于在争是非的生涯中，总是伴随着喜怒哀乐的情感纠葛，最终结果都是可悲的。所谓无知，就是去哀乐之情、无得失之患。这样看，嵇康强调“声无哀乐”，便不仅是与庄子泯是非的观点一致而已，更是通过把感情剔除在音乐之外，在更根本上为齐是非提供另一论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