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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在公元前1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儒生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们已经做了所有他们推动的改革事宜。元帝（公元前49－公元前33年在位）是一个十足投入的儒者；大多数朝廷官员，从丞相到小官员，都像皇帝那样，接受了长期的儒家教育，并依据儒家的道德标准被举荐或提升；甚至许多先前不守规矩的地方豪强们现在也把自己塑造为儒家君子的形象。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儒生们也很清楚，他们的现实世界离大一统、太平或大平等的完美理想还很远。现代学者可能会理解到：教育有它的局限性；用教育去完善人的本性，从而使世界变得澈底完美以达成“大同”、“太平”的理想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儒家改革最重要的结果是，它降低或破坏了汉皇朝的专制独裁权力，形成了学者——官员——地主（文化、政治和经济精英的集合）三位一体的架构与皇权抗衡，这是中世纪中国大士族的前身。 胜利了的儒生们变得更加乐观了，他们所珍视的“教化”改革学说的局限，进一步要求通过更基本、更彻底的改革达到更完美的境界。汉元帝以来的儒士，他们自身也有足够实力作出这样的要求。儒家的一条基本信条是，当每个人在世上的地位（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是由他本身通过教育的造诣而得到的才学和德行所决定，而不是家庭背景所决定的时候，这个世界将达到完美境界（大同、太平）。在汉代的国家和社会中，这个信条实行得相当好——除了皇帝这个位置。尽管西汉的皇帝受的也是儒家教育，但是他们登上皇位，不是依据他所受的教育或来自教育的造诣，而仅是依据他的出生家世。因此，儒生们认为，这个世界之所以没有达到完美，是因为处于社会和国家最高位置、作为儒家教养的完美化身的皇帝未能达成理想。他们越来越不满意现行的改革和刘氏一姓王朝。他们要求皇帝更彻底地改革自身和皇室，或让位于某个更适合当皇帝的人——如圣人，以真正顺应天命的要求。 早在宣帝统治时期（公元前79－公元前49年在位），儒学士大夫盖宽饶便已上书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盖宽饶因暗喻汉天子让位，被指控为大逆不道而被逼自杀。但是汉儒对刘氏王朝严厉的批评和彻底改革的呼声一直持续不断。直到受当时儒生们公认为圣人的王莽登上皇位，结束了西汉王朝而建立新朝（9－23年）。王莽的胜利似乎是实现了汉儒的理想——圣人践祚皇位，但后来却变成了巨大的灾难。因为种种原因，王莽很快就面临广泛蔓延的混乱和叛乱，他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新王朝被颠覆，汉王朝在公元25年光复。这次历史悲剧的教训使汉代儒生们陷入极度的混乱和惶惑；王莽的胜利给予他们最高的希望，继而的失败又给他们的理想予以了最残酷的打击。这个理想在前汉今文经学中是根深蒂固的。 八 极度的失望和困惑，在后汉思想家中产生了一种比较有辨识力和分析精神的倾向。儒家的今文经学仍然是朝廷官方教育的范本。但是由于它改革热忱的丧失和崇高理想的被怀疑，仅仅成了招纳儒学士大夫为后汉朝廷服务的一个政府体制。许多改革派儒生坚定不移地支持王莽的事业而为之殉道。另外一些拒绝进入后汉朝廷服务，他们宁愿退隐以保持他们自身道德的纯洁。还有一些对政治失望，但仍热衷于儒家学术的，则转向非官方的古文经学，在文本上（textually）和脉络上(contextually)更忠于周朝的在历史上真实的封建宗法传统。前汉时期发展起来的儒家的“太平”和“大一统”的构想破灭了。后汉的许多儒生们对作为他们理想化身的帝国政府丧失了信心，而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以私人为中心的世界——个人、家庭、宗族和地方、区域组织，在历史上真正实存的西周封建宗法结构，希望能在那里找到少许的太平（“小康”）。前汉时期儒家思想的大综合破裂了。许多已被纳入综合体系中的非儒家的思想又各自重新获得了它们以前的身份。 儒家“大一统”体系中，关于物质、心智和道德力量相呼应的假设现在也被质疑。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在他的《法言》中提出，对一个圣人来说，德性和才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品质，人的智慧和机遇是操纵其命运的不同决定因素。王充（27－100年）在他的《论衡》中，进一步把品质和命运的定数分为三种：个人的因素（心理的、文化的、道德的）、人际关系的因素（机遇、逢遇或遭遇）和超越个人的因素（“时”，或共同的命运，“大运”）。一个人的命运由这些个别因素结合的机遇所决定。因此，从生理上来说，一个人可能生来虚弱、道德败坏，但却聪明，这样一个人，如果他恰逢在一个同样虚弱、道德败坏但却聪明的主人下面工作，而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和平繁荣的时代（“时”，“大运”）的话，可能会活得很长而且有成就。相反地，一个身体健全、才智过人、道德完美的人，如果他“逢遇”到一个身心不正常、道德败坏的主上，或生在一个生灵涂炭的大乱之世，他很可能不幸而夭折，甚或为乱军所杀，终生一无成就。王充谴责许多儒家的理论不合理，许多儒家著作不值得相信。王符（90－165）对后汉政治、社会经济和精神状况的批评更加苛刻。在他的《潜夫论》中，他把属于公共事务的外部政治体制从属于个人道德的内部精神世界分离出来。前者的颠峰是具有极大权力和沉重责任的皇帝，身居帝位者应该用最大的公共意识、现世的智慧和治国方略以执行公务，而无关乎个人的德性。内部精神世界的颠峰则实现在圣人身上，它通过圣人个人道德的培养而达到超越的精神境界。圣人在他至上的道德教养中，会发现他自己远离现世世俗世界而被俗人所误解、孤立，但他应该执著其与世不苟的行道理想，因为他的天职是保护整个世界的道德价值，他担当着上天的代言人；在适当的时候，他能使世界返归它原本的善德。 九 在儒家思想的综合体系崩溃的同时，后汉的帝国结构也趋于崩溃。腐败和朝廷的权力斗争加速了儒士们公然反抗汉朝统治者和支持个人、家族、地方或区域的文化和社会精英利益的趋势。在作为皇帝贴身奴仆的太监们于公元92年、特别是125年开始控制朝政，激起了儒士大夫们愤慨地批评朝廷的清议。为了报复，朝廷谴责清议人士结党叛乱，并对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党锢的措施。从166年起，这些措施被强加于日渐扩大的儒家精英圈内，把他们驱逐到了日益强大的地方势力的阵营中去。184年，汉帝国被黄巾起义摧毁。黄巾军由信奉太平道的人组成。太平道一般被认为是平民大众的第一次有组织的宗教信仰运动，但是它的教义是高度综合的，尤其具有汉儒的特征（太平是儒家最重要最崇高的理想）。这次起义得到了党锢中人的极大同情和强有力支持。在它们的这种关系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荀爽（128－190）的《易传》，它写于太平道运动在地下活动的时候。荀爽，出身于一个儒家化的地方乡绅之家，遭遇了党锢运动的打击，一直隐居十多年。在隐居的时候，他专注于学问，成了一名杰出的儒者。在他的《易传》中，他表达了对坚强而品德高尚但却被冤枉、居于低位的君子的同情，并发泄了对邪恶但却居高位的人（如皇帝、太后等）的仇恨。对于这种情况，荀爽建议说，要来一次正义的革命，这样美德才能战胜邪恶，居低位的人才能接管那些高位。黄巾起义后，后汉朝廷在绵绵内战中苟延残喘了36年，直到220年被曹魏代替。在这一时期，最后一位值得提到的儒家思想家是荀悦（148年－209年），他曾是献帝（后汉最后一个傀儡皇帝）的秘书监。遵照皇帝的旨意，荀悦于200年写成《汉纪》。该著表面上称赞和美化汉室，但实际上包含很多严厉批评汉朝的评论，这些评论使人联想到在半个世纪前的标榜道德至纯的儒生们批评朝廷的清议。在《汉纪》的前言中，荀悦写道：“是故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之常训，典籍之渊林。”这恰当地总结了前述汉儒们“徒托空言，不如见诸行事”——“让事实讲明真相”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汉纪》完成后几年，荀悦写了一部哲学著作——《申鉴》。在书中，他挖掘了潜伏于合理意识、表面世界和人们肤浅话语底下的“奥”或“玄”的深层意境。他写道：“或曰辞达而已矣。圣人以文，其奥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圣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荀悦对“奥、玄”、意境的强调，在风格和内容上预示着一种新的文化现象——魏晋清谈。 总而言之，尽管汉代儒学的真正哲学价值和意义仍有待于现代学人重新发现和估价，但它不能仅被简单地当作汉朝皇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汉儒的思想其实富有复杂深奥的文化意义和变化发展的活力，在有待于人类智力、思想和精神努力去诠解。 参考文献： ［1］陈启云：“Confucian,Legalist,and Taoist Thougt in Later Han”（《后汉的儒·法·道家思想》），刊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Ⅰ，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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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8. ［13］罗伯特.P·克雷默（Kramer,Robert P.） 《儒家各派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an Schools.”）见于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史》第一卷（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ed.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