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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反对赵飞燕做皇后的原因究竟何在呢？王太后“以其所出微，难之”，而刘辅认为“卑人不可以为主”。换句话说，在卫皇后、李夫人那里不构成任何问题的歌女出身，到了赵飞燕这里却成了她母仪天下的最大障碍。 西汉的十位平民皇后，除了赵飞燕，其余九人都在宣帝朝以前。西汉唯一选自官宦之家的皇后，恰恰是宣帝之子元帝的皇后，即成帝的母亲王太后，她自然不愿意让儿子册立一个歌女为大汉国母，接替自己的位置。成帝以后的哀帝、平帝，及东汉皇后大多为官宦之女，汉代皇后的出身门第在元帝时是一个转折点。 出身门第，是一种尊卑等级观念的体现。而强烈的尊卑等级观念，是儒家的重要特点。《白虎通义·嫁娶篇》中提出“王者之娶，必先选于大国之女，礼仪备，所见多”；否则要通过增爵使之在形式上合于礼法，如“纪子以嫁女于天子，故增爵称侯。至数十年之间，纪侯无他功，但以子为天王后，故爵称侯”。王者娶小国之女尚且不可，天子要立出身低微的歌女为皇后则更加不可想象。《白虎通义》是对西汉及东汉初期经学发展的总结，受《公羊》影响很大。提倡《公羊》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中说“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夫人以嫡不以妾”，同时强调“子贵”和“母贵”。连“先黄老而后六经”的司马迁，也受董仲舒的影响，认为武帝的尹婕妤等人“以倡见，非王侯有土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 武帝建元六年，好黄老的太皇太后窦氏崩逝，儒家开始进入政治舞台。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一步一步地践行，公孙弘成为布衣丞相，五经博士官置弟子，学者益广。宣帝儒法兼用，任命了韦贤、疏广、疏受等儒生。元帝“柔仁好儒”，虽然在做太子时受到宣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斥责，但他依然不改初衷，提拔了一系列儒生，韦玄成、匡衡官至丞相，贡禹、薛广德官至御史大夫，儒生逐步占据朝廷要职。在名利的刺激下，习经的风尚愈来愈盛，儒家的高官越来越多，“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儒家渐渐成为汉王朝的正统意识形态。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轨”，这就样逐步改变了汉代朝廷官员的思维方式。“经学至汉武始昌明，而汉武时之经学为最纯正”，卫子夫立后之时，儒家刚刚得到武帝的初步支持，儒生在朝廷中的话语权很有限，尚不能讽谏立后大事。“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其所以极盛者，汉初不任儒者，武帝始以公孙弘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元帝尤好儒生，韦、匡、贡、薛，并致辅相。自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当儒生占据汉朝大多数官僚的位置时，“倾于卑贱之女，欲以母天下”这种严重挑战尊卑等级观念之事就不可能畅行无阻了。成帝力排众议册封赵飞燕，让她搭上了西汉平民皇后的末班车。 当然，官僚的意识形态与百姓的意识形态毕竟不同。百姓似乎不那么关心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儒术还是黄老之术，皇后是名门之女还是公主家的歌女，他们的希望只是丰衣足食地过日子，他们的评判标准只是人类所共有的基本尊严和道德底线。百姓对赵飞燕姊妹的批评，并非因为什么“卑贱之女欲以母天下”，而是她们做了有违母性、丧尽天良的事——害死了成帝的诸位皇子。相对于官方一本正经的“残灭继嗣以危宗庙，悖天犯祖，无为天下母之义”的谴责，民间的童谣唱到“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用一种朴素的因果观念证明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而卫氏并无恶行，百姓面对卫子夫的母仪天下及卫青的发迹，用歌声传达的是一种对于富贵荣华的欣羡：“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武帝晚年，卫太子为江充所败，卫子夫自杀，武帝作思子宫，把卫子夫定位在一个无辜而死的悲情角色上。而赵飞燕姊妹做出了一系列秽乱宫廷、谋害皇子的事，成了上下公认的“红颜祸水”。也许赵飞燕姊妹之恶，“不如是之甚也”，但结果依然按照子贡所说的逻辑那样，“天下之恶皆归焉”，历代的润色附会逐渐把她们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东汉末年，桓帝想立一位身份较低的采女田圣为皇后，遭到大臣的强烈反对，所谓“母后之重，兴废所因；汉立飞燕，胤祀泯绝”，赵飞燕被指控为西汉亡国的祸根。迫于大臣的压力，桓帝没有像成帝那样强硬地力排众议，最终放弃了自己喜欢的女子，立郎中窦武之女为皇后。这样，随着经学的发展壮大，随着儒生话语权的增强，在汉家西都曾经发生过的、东方版灰姑娘般的、由歌女到皇后并且得到天下人认可与同情的、“卫子夫霸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襄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