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经学的主流思潮，是在三国、两晋时期兴起，杂揉道家和儒学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流派。 玄学出于《老子》,“玄而又玄，众妙之门。”玄就是蕴藏天地万物一般规律的“道”，体现了无穷万物变化的奥妙。玄学思想的核心是天人关系问题，主张“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通过有与无，本与末，一与多，言与意，动与静等思辨范畴，法解《论语》、《周易》，论证自然与名教的统一。既崇拜孔子，又祖述老庄，儒道兼综，依《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对已不适合当时形势要求、失去维系作用的两汉经学进行改造，走向儒学发展史上的新阶段。 第一 玄学兴起 玄学兴起于曹魏正始年间（240-248），当时何晏作《论语集解》和《道德论》，王弼注《老子》和《周易》，何、王都提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贵无论”思想，为玄学奠定了理论基石。这个“无”，是哲学意义上的无形本体，也是时局意义上的无形权力。史称“正始玄风”或“正始之音”。 随后，号称儒学世家的司马氏集团的权力扩张，玄学内部又出现“崇有论”对“贵无论”、“重名教”对“任自然”的争论。最后以郭象以《庄子注》为代表的“独化论”结局，玄学理论自然走上顶巅。 第二 佛道合流 佛教东汉时传入我国，当时并未引起社会重视，却遭到限制发展。东晋南北朝黑暗的社会现实，为佛教的盛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北方北魏时开凿了云岗、麦积山、敦煌等石窟建寺3万多所，僧民达200万之众，译经1900多卷，南方梁武帝于天监三年（公元504年）宣布佛教为国教。佛教哲学依附玄学，并在玄学的思潮河床中泛滥，自此佛道合流。 佛教中的大乘空宗的般若学中的“本无”、“心无”与“即色”三家同玄学中的“贵无”、“崇有”、“独化”三派息息相通，于是佛教借助玄学的桥梁进入南北大发展的时期，关中有鸠摩罗什及其弟子僧肇，庐山有道安的弟子慧远，南京有竺道生。 僧肇（384年-414年），是中国化佛教哲学体系的奠基人。年少时曾代人抄书为生，由此遍读经史，尝读老子《道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期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遂转向般若空宗，读《维摩经》，找到归宿，于是出家。著有《肇论》一书。 僧肇的《肇论》要点一是本体论，主张“即万物之自虚”，认为在现实世界背后，还有一个“真”、“不空”的彼岸真如世界；二是动静观；主张“即动而求静”，认为“如来功流万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弥固”；三是认识论，主张般若“无知，故无所不知”。般若，即不同于世俗惑智的圣智，它是能够洞察真理的特殊智慧，无需借助感觉和思维，只凭神秘的观照，即可认识“真谛”。“圣人以无知之般若，照彼无相之真谛”，所以说《肇论》集“般若学”之大成，是佛道合流的显著成果，而其归宿则导向宗教神秘主义。 因佛与道在宇宙观、人生观诸多方面有相通之处，加之当时的社会经济现实，两家的结合成为必然。佛道兼宗的代表人物一是支遁（314年-366年）。俗姓关氏，陈留（今河南开封）人。于佛，为般若学“即色宗”；于玄，为庄子“逍遥义”家派。支遁对“般若学”的解说，充满老庄的气息，“夫般若波罗蜜者，众妙之渊府，群智之玄宗，神王之所由，如来之照功。其为经也，至无空豁，廓然无物者也。无物于物，故能齐于物；无智于智，故能运于智”。二是张湛，东晋高平（今山东金乡）人。其所注《列子》，为佛道合流的代表作。他在《列子注》中并不讳言：“然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大归同于老庄”。 第三 儒学抗争 佛道合流蔚成危及儒学生存的浪涛，儒学在惊涛骇浪中高举自己的旗帜，与佛道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抗争。 最先提出“贬老、排佛、以儒治国”的儒学号手是孙盛（约302年—约373年，另一说308年－379年），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孙盛认为，儒家圣教“广大悉备，犹日月悬天，有何不照哉”；老聃非大贤，庄周则像“日月出矣而焦火不息”，“小火把”而已；于佛之“神”，则是“吾谓形既粉散，知亦如之”。他坚决主张：“为国以礼，民非信不立。” 掀起中世纪反佛大论战，并取得理论胜利的是范缜（约450—约510），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人。他博通经术，尤精《三礼》，参与编写《四部要略》。他继承发展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东汉桓谭“精神居形体”、“烛火相依存”，东汉王充“气须形而知”、“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和孙盛等人的无神论思想；由“烛火喻”、“薪火喻”的二元论上升为“刃利喻”的“形质神用”的一元论，把精神看作形体的作用和属性；他用“偶然论”驳斥“因果论”，指出贫富贵贱本是“如一树花，同发一枝，具开一蒂，随风而坠”，落粪溷者为贫贱，落茵席者为富贵，纯属偶然；他力主遏止浮屠泛滥，纳政教于儒术，“可以全生，可以匡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