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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史学家常称道“汉唐盛世”。此观念，就现代的史学、文化学乃至较广义之社会科学角度来检讨，仍然有其不可否认的道理。两汉时期是汉民族文化由发扬光大而成熟，成为日后两千年中华文化的核心基础的时代。在今日，汉王朝成为历史陈迹已千余载。然而汉文化传统所模塑出之民族与文化仍与中华名号常存：在日本，中国语文称为汉文、汉字；在东南亚称为华语者，在国内称为汉语；而在西方的中国研究称为汉学研究，都是明显的例子。关于本题的论述，笔者另有Han Confucianism（《汉儒思想》）一英文论文，收入Antonio Cua （柯雄文）主编之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 （New York：Routlodge,2003），可参考。关于“汉代文明”与“汉文化”观念的讨论，见陈启云：《从历史发展的分期宏观汉代历史文明和汉文化传统》，《学丛：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报》第三期（1991）; 另收入《汉晋六朝文化、社会、制度：中华中古史研究》（台北：新文丰，1997）。又陈启云：《两汉思想文化史的宏观意义》，《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 。 就思想文化史本身而论，今天我们关于先秦诸子的基本观念和想法，包括诸子思想的派别，如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杂家等，都源自汉儒的分类界定学术工作的成果。而诸子各学派中的重要思想家及代表作，乃至此等代表作的篇名章数，也是由汉儒整理编定的[1]。总括而言，汉代的文化（包括思想），对整个中华文化历史发展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问题出在今天我们以现代学术的眼光对此历史发展的新诠释和对汉代文明（包括思想学术、宗教信仰等高层文化）的本质、意义和价值的新评价。此新诠释和新评价，和我们今日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息息相关。 近代学者对汉代思想的看法主要受到两种偏见左右。第一种偏见，认为在秦汉大一统帝国统治之下，学术思想发展的自由受到限制，其发展的空间大为减缩而致枯萎；这帝国政治力量对学术思想的负面作用，具体表现在秦始皇焚书禁学的措施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尚儒学”的政策上；准此，汉儒思想只是帝王的御用工具。第二种偏见，源出于传统学术上宋学和汉学的对立；这两大传统对立的发展，涵盖了过去两千多年来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和趋向。由于传统学术中汉学、宋学之分，当代治中国哲学者受到宋学传统成见的影响，忽视和蔑视了汉代文明和汉代思想文化，是难以避免的。这个问题应该由继承了汉学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家去关注处理。但当代很多治中国史者，尤其是认为史学即史料学者，由于对哲学或思想的排拒，也不能正确地面对这类问题。既然精研汉史的学者，不肯面对这问题， 继承宋学传统的哲学思想史学者对汉代思想文化的忽视和贬斥，便成为事所当然的了[2]。这两种偏见，前者牵涉一些史证考析，近人多已完成；后者则关系到中华传统思想的本质和原委，并牵涉到中西哲学的格义问题，比较复杂。以下分别讨论。 一、“子学没落、儒学独尊”的史证考析 西汉时，诸子思想消沉，儒家经学独尊，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极重要的变化。传统上大都以为这是由于：（1）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措施；（2）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对于（1）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提出有力的反驳。关于（2）钱穆在《秦汉史》（1932年北大讲义，1957年香港序本）有精细的分析辩证；近年王葆玹与黄开国等也有新的论辩（《哲学研究》，1990）[3]。这些现代论析的共同趋向，是跳出了对狭义的政府政策措施的考论，而从学术、思想、文化发展的趋势与政治运作的交互作用上着眼。从短程狭义的考证来看，秦始皇“焚书坑儒”并未使子学中绝，汉武帝“独尚儒术”也未立即使儒学独尊。但从长时距的学术、思想、文化发展上看，此二事不但与诸子思想转为儒家经学有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且对儒学乃致汉代文化思想的本质也有重要影响。本人在《荀悦与后汉思潮》（Chi-yun Chen, Hsun Yueh and The Mind of Late Han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和在《剑桥中国秦汉史》（北京中译本，1992）第十五章，对这些问题有初步析论。 从宏观长时距来看，先秦诸子家派的划分，是在汉代的学术思想发展出来的产品，由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到班固《汉书·艺文志》才成为定案。《荀子·非十二子》对儒家的批评，《庄子·天下》对老、庄的分论，和汉代把儒家、道家对立分划的观念很不相同。先秦诸子如果不是绝缘对立，而是先后承传、互动发展，则“先秦各家分立，汉代儒家独尊”的主题意义，便需要重新考察。从思想史的发展而言，战国早期孔、墨、杨新理念的创发，引起孟子、新墨、名家、庄、老对理念本质的名学（真理）的析辩；《庄子》代表的“怀疑、相对、两可”的真理观又引发《荀子》的“功用主义”乃至《韩非》“专制一专心态”的倾向[4]。这倾向导致秦政焚书坑儒的措施以及秦亡汉兴以后，由哲学思想的真理关注转型为经史之学的文化关怀。“真理与文化”或“纯理与经验”间的问题到现在还是西方哲学探讨的重要主题。 （一）“焚书坑儒” 有关秦廷“焚书坑儒”史实的考证，和西汉时代诸子学说的没落而儒家经学一枝独秀的变化，在事势和事理诠析上都有重要意义。“子学没落、儒学独尊”，从前大都认为是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尚儒术”的措施。这是由于旧日史书大都是政治史，主要注重帝王将相的政策措施。这种单方面以政府措施解释学术思想文化发展的说法，从现代史学立场来看，是有问题的[5]。关于秦廷焚书导致古代思想中绝的说法，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中，曾提出有力的反驳，认为：政府禁书，无论古今中外，是禁不尽绝的。秦始皇那种专制手段，还免不了博浪沙（张良使人行刺）的一次大惊吓，十日的大索，也捉不住一个张良。可见当时犯禁的人一定很多，偷藏的书一定很不少。试看《汉书·艺文志》所记书目，便知秦始皇烧书的政策……其实是一场大失败[6]。另外, 同为知识分子的魏国大梁名士张耳和陈余也是秦廷长期重赏购求而不获的：秦灭魏数岁，已闻此两人魏名士也，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余五百金……秦诏书购求两人，两人亦反用门者以令里中。（《史记》卷89，《张耳、陈余列传》）。更重要的例子是楚国的项氏，秦灭六国、废封建，“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且项梁“父即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而“项梁尝有栎阳逮捕”，又“杀人与藉避仇于吴中”，却能够使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项梁尝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史记》卷7，《项羽本纪》）。像这类危险政敌，前者大有名气，后者有大批党羽，秦廷尚无法追捕，又如何能够禁绝天下思想学术？就政治权势与学术思想（传统或称“政统”与“道统”）之间的关系而论，上述考证揭示出现代人用现代人对现代政治的理解去看待古代的政治情况而产生的误差。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朝，虽然建立了大一统帝国和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制，但在当时的文化水平上（尤其是政府组织及运作的能力及所面对交通、通讯上的困难），其实际权力施展的规模和范围都相当有限，对学术思想的影响更是有限。诸子思想的没落，秦朝“焚书坑儒”不是主因，在事势和事理上应该另有原因。以秦灭六国的余威，尚不能消灭诸子学说；汉初在战乱之后，崇尚黄老道家清静无为的学说，政府声势远不如秦廷，更不能也无意消灭诸子学说。但诸子思想却是在此期间没落消沉，这更显出此变化可能另有原因。关于西汉朝廷政治权力施展的限度，Chi-yun Chen （1984），中有详细分析及考证。中译见胡志宏节译《汉代中国：经济、政治（按，应作“社会”）和政府的权力》，《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一辑（1996），171-17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