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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思想“大一统”在汉初及以后漫长中国历史中的主要完成形式，尽管其目标与操作、结果之间显然还有一定距离。而思想“大一统”显然是政治“大一统”的必然要求。西周以后的中国，是长达250多年的战国时代，天下分裂，民不聊生。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虽然以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确立了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帝国，但由于国运短乍，所建构的法律秩序与政治制度并没有能够深入人心。 秦亡汉兴之后，虽然重建了新的中央政权，但真正的政治统一和意识形态统一还远远未能实现。一方面，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的事件时有发生，从最初七位异姓诸侯王与皇朝的分庭抗礼甚至举兵反叛，到刘邦死后朝臣对吕后势力的铲除，到文帝时诸王实力的极度膨胀，再到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帝国一统的政治局面中所潜含的不稳定因素，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从而对新兴王朝的安全直接构成了威胁。 另一方面，帝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也处于混乱之中。高祖刘邦乃平民皇帝，于马上得天下，本无学识，不但“不好儒”，而且压根就藐视那些不通世变的“竖儒”（《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在陆贾以“教化”劝善、以“法令”诛恶、实行“无为”（《新语·无为》）政治的奏议获得采纳之后；叔孙通糅合、杂就了夏、商、周的“古礼”与“秦仪”并草创出一套足以使皇帝威重风光的君臣之礼，在满足了高祖的优越感和虚荣心之后，（《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汉帝国的意识形态结构于是便开始形成黄老、刑名与儒学各家并存、彼此兼容的局面。不过，从总体上看，黄老之学仍处于主导、主流的地位。 但是，随后几十年的历史变化和新形势的出现，使得问题又复杂了起来。汉初一直所奉行的黄老思想，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修养了人民百姓、增强了帝国的综合实力，但却无法适应一个泱泱帝国实现进一步发展和统一治理的现实需要。作为中央政权，在完成了国家疆域、政治体制统一的基本任务之后，接下来，就应该轮到在意识形态的建构方面做好文章了。如何在百家思想中选择与确立出帝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以便有效地统一、重整人群民众的精神世界，似乎已成为当务之急。鉴于前朝秦亡的惨痛教训，刑名法家肯定已不可用，至少也不能作为旗帜来标榜；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学，在思想本质上是极端的自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显然与帝国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领域实施统一治理的路向相抵触、相悖逆，根本不利于社会伦常秩序的建立。 那么，能够选择的似乎也只剩下儒家了。儒学在主体内容和外在形式上似乎都正中统治集团的下怀。由黄老之学而儒家教化、由“无为”而“有为”的转变，其实在政界早已就在悄悄地进行了。不应忘记的是，从高祖建汉、文景之治，到武帝时代，一批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从郦食其、叔孙通、贾谊，到卫绾、窦婴、田蚡、公孙弘、赵绾，等等，对儒学的权威化、官方化（即成为主导意识形态）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一定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或一批醇儒学者的能力范围。可以说，离开他们，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或所谓“儒学的国教化”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也得向后推迟一段历史。 如果没有政治家们的实际操作，而仅凭儒家学者们的呼吁、呐喊是根本不可能把儒学推上历史大舞台的。文人学士的声音历来都是最脆弱的。孔子“菜色”于陈、蔡的冷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对齐宣王鼓吹了半天的仁政道理，可最终得到的结果不过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等等，在这个问题上，儒家应该是记忆犹新的。有了皇帝本人的喜好，加上朝臣的推波助澜，儒学的出炉，似乎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董仲舒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他著名的思想“大一统”主张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