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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尚儒术” 关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尚儒术”问题，钱穆早年有精密辨析。在史学考证上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的措施，第一次是武帝在十七岁时初登帝位，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1年）“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而“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皆请罢。奏可”（《汉书》卷6，《武帝纪》）。根据钱穆的分析，推动这一措施的是武帝为皇太子时的老师王臧。王臧曾从鲁人申公受诗经之学。武帝登位后，在一年之内即把王臧升为郎中令，并且把王臧的同学赵绾升为御史大夫，更把太老师申公请来议立“明堂”等崇儒措施。罢黜所举贤良中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的奏议就是此时提出的。这次罢黜的仅是此年所举贤良者当中“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并非全部官员，更不是所有治诸子的学者。而且在短短一年内，策划崇儒的赵绾、王臧便因激怒“喜老子言、不说儒术”的窦太后，皆下狱而自杀，申公亦病免归。武帝初年崇儒的措施就此中断。在建元元年（公元前141年）所举的贤良中，很受到武帝赞赏的严助，就是善于苏秦纵横之言者；他不但未被罢黜，更被独擢为中大夫。史文见《汉书》，卷6，《武帝纪》，卷88，《儒林列传》及卷64上，《严助传》。经过早年的这一次教训，汉武帝对崇儒的态度改变了很多。他虽然继续支持儒术，但采取的是积极的奖赏儒学，而不是罢黜其他学说。武帝的行政措施其实倾向法家，或者是“阳儒阴法”，而他的宗教礼仪，则大多受到阴阳五行方术之士的影响（郊祀、封禅、改历法是最明显的例子）。武帝重要的崇儒措施，是打破汉初从功臣子孙的列侯里面选任丞相的惯例，而把平民出身的公孙弘升为丞相。公孙弘“少时为狱吏”，“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学”（王先谦补注：“何焯曰：杂说，杂家之说，兼儒墨、合名法者也”），在朝廷任职也是“习文法吏事（补注：“沈钦韩曰：《西京杂记》公孙弘著《公孙子》，言刑名事”），缘饰以儒术”，是个典型的“阳儒阴法”人物（《汉书》卷58，《公孙弘传》）。但是他建议成立的“博士弟子”（日后的太学）学官制度却是极为重要的制度。这是把诸子排除而独尚五经的教育和仕进制度。经过六七十年不断的教育人才和仕进升迁，终于在汉元帝时，形成儒学相当全面的胜利[7]。《史记·儒林列传》开宗明义叙述“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所指的“功令”便是公孙弘成立的学官制度。太史公在武帝时便已经感到这制度的重要性，不愧史家先见之明。但太史公对汉武帝这“学官”、“功令”的感受，却是“废书而叹”。原因可能是他认为儒学成为官学以后，将会失去甚或违背了它原来的本质。东汉末，荀悦在《汉纪》卷25，总论两汉学术，曰：孝武帝时董仲舒推崇孔氏抑绌百家，至刘向父子典校经籍而新义分方，九流区别，典籍益彰矣。自非至圣之崇，孰能定天下之疑？是以后儒异心，各有损益……又去圣久远，道义难明。也质疑了汉代自从武帝之后以政府力量推动的儒学可能乖离了儒学的原旨。唐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重作的《儒林列传述赞》更明白地说：孔氏之衰，经书绪乱；言诸六学，始自炎汉；著令立官，四方扼腕。“著令立官，四方扼腕”突出了对汉代政府以官方力量干涉和控制学术的批判；但“孔氏之衰，经书绪乱”和“言诸六学，始自炎汉”，则指出了儒学本身的内涵，由先秦孔孟荀的思想学说变成汉代五经之学，发生的歧义。 上引荀悦《汉纪》讨论汉代学术，特别提出对“刘向父子典校经籍，而新义分方”的质疑。在刘向、刘歆的《七略》（即《汉书·艺文志》所本），首列“六艺（五经）”，其中虽然包括《论语》，但也包括了《尔雅》、《仓颉》，这些书只是附列，不在“五经博士”之内（《史记·儒林列传》亦未叙列《论语》师儒）。至于儒家学说本身，则和道家、阴阳家等，同列入《诸子略》。《诸子略》叙论中明白宣称：凡诸子……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蜂出并作，各引一端……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百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这代表了汉代主流学术思想对诸子（包括儒家思想）和经学的分野的看法。就这看法而言，汉代独尊的是“经学六艺”而不是儒学思想。这可能是司马迁、荀悦、司马贞所共同质疑的地方。 （三）“诸子·新学”与“六艺·古学”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崇尚经学”才是西汉崇儒的真正本质。经学的崇尚，不只在教育和仕进的制度上取替了诸子思想的地位，在学术思想文化发展上，更是诸子思想消沉的主要原因。这种学术思想文化变化的重要性和长远的影响，远远超过汉代朝廷崇儒的政治措施，更值得注意。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把整个中华学术思想文化的转变分为上古的“子学时代”和中古的“经学时代”，正是突出了这变化的重要性和长远的影响。冯友兰对这变化的解释是：自春秋至汉初，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都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因此在思想上也产生了波澜壮阔多方多面的诸子思想：“及汉之初叶，政治上既开以前所未有之大一统之局，而社会及经济各方面之变动……至此亦渐成新秩序，故此后思想亦渐归统一，乃自然之趋势……非只推行一二人之理想也。”冯氏用文化发展的整体变化趋势来解释思想趋向统一的发展，比其他人用“秦焚书坑儒”、“汉罢黜百家”等单一政治措施来解释此一发展，较为平允周遍。关于思想趋向统一的具体内容，冯氏问说，秦皇李斯行（法家）统一思想之政策于前，汉武帝董仲舒行（儒学）统一思想之政策于后（在这二者之间，我们可以加上汉初尊崇黄老思想的政策）， 但为什么只有汉武崇儒的政策产生这样重要的长远影响？冯氏认为这是因为自春秋至汉代在政治、社会、经济方面虽然都有很大的变化，但并未全部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化。因此新的思想不能完全扬弃古代文化的传统，而儒学（其实是经学）最能关注这传统。代表此古代文化传统的六艺典籍更是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这看法也是正确的。但这些代表古代文化传统的典籍如何引起汉代思想学术的关注，冯氏并未细论。钱穆称这些关注古代文化传统的学术为古学，在他的《秦汉史》和《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中，对古学在汉初的复兴和发扬的过程，有相当详细的论证。但对古学的价值何以会在西汉复兴并超越诸子新学，亦未详细析论[8]。冯氏则指出：儒家之六艺，本非一人之家学，其中有多种思想之萌芽，易为人所引申附会。此富有弹力性之六艺，对于不同之思想，有兼容并包之可能。……不必完全制别家之死命，别家亦不必竭力反对之，故其独尊之招牌，终能敷衍维持。以上均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486-489页。 冯氏认为六艺不是一家之学，能包容各家不同的思想，这看法不错；但他认为六艺能维持独尊，是因为它不必完全制别家的死命，而别家亦不必竭力反对之，则未免太过以功利的眼光和消极的态度来看学术思想，因此未能对学术思想本身深入分析。汉初对古学的关注，从短时距狭义的观察上说，是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反弹。秦始皇用残酷的高压手段，企图以法家的学说来统一思想，但遭到悲剧性的失败。汉代接受了这一历史教训，尽量避免以残酷高压手段来统一思想，并且在汉初选择了主张无为的黄老学说为主导思想。这是“以往事为鉴戒”的思维方式。但黄老学说作为主导思想经过了几十年以后，也变成僵化和倾向于用高压手段对付异己。在景帝时，支持黄老学术的窦太后，因为儒师辕固生说《老子》书是“家人言”一句话，便使辕固生入斗兽圈与野豕搏斗，想使之惨死在野豕的刺齿之下，而在武帝初年窦太后因为反对儒家“议明堂事”，把儒师赵绾、王臧下吏致死，便是明证，（《史记》，卷121，《儒林列传》）。在经历过秦始皇用法家，汉初用黄老，这些家派思想色彩鲜明的学说都发生蔽短缺失以后，汉武帝时代的儒生有鉴于此，改而主张“退而更化”，放弃了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学说，而选择没有鲜明思想色彩的六艺经学来加以尊崇，在“以往事为鉴”的历史思维脉络中，是有它的特殊意义和价值的。秦“焚书令”中刑禁最重的是“以古非今”，其次是“偶语《诗》《书》（古文化传统）”，再其次是“各国史记”。因此，在秦朝灭亡以后，无论是在情绪上对秦政的直觉反弹，抑或在理智上接受历史的教训，都使汉代对古史、古学产生深切的关注。 从思想的本质来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最后一章中，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之中绝，有四种原因：（一）是怀疑主义的名学；（二）是狭义的功用主义；（三）是专制的一尊主义；（四）是方士派的迷信。这是就先秦诸子思想本身的缺点和发展的趋向来讨论诸子哲学的没落的精要讨论[9]。在台湾，继续胡适就先秦诸子思想本身的缺点和发展的趋向来讨论诸子哲学的没落者是张化民，《中国文化之诊断》上册 （台南:1991），359-448页，和 《中国文化精义》（台南，1991），219-332页。可惜胡适对西方哲学的名·理知识论，尤其是实证主义的框架，过于执著，未能深入理解战国末期思想由哲学型的义理思维（“徒托空言”）转向史学型的事理思维的意义。这是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完上篇（先秦）即无以为继的原因[10]。 从广义的长时距观察来说，这种改变是对论理色彩鲜明的诸子学说的反动，认为“徒托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因而转向积聚过去经验、实事求是的史学思维。本人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认识论基础》（1992）一文中，兼采事势、事理和哲理的角度，把先秦诸子思想的整体发展分为三大阶段，而其变化的关键和诸子在认识论上自觉与在反思态度的三次重要转变有密切关系：（1）春秋以来，“礼崩乐坏、周文颓弊”和原始道家对人文理想的全面质疑，激发了早期孔、墨、杨新理念的创发；（2）这新理念引起中期孟子、新墨、名家、庄、老对理念本质的名理（名学、真理）辩析；而《庄子》代表的“怀疑、相对、两可”的真理观又引发了（3）晚期《荀子》、《韩非》注重“经验、实效、功用、威权”的倾向。这倾向导致秦政“焚书坑儒”的措施以及秦亡汉兴以后，由义理思想的真理关注转型为经史之学的文化关怀。从思想史的发展而言，这是一连贯性的发展，因此不是一种中绝或衰落。而且这一关键性变化的主因，不在朝廷政治力量的操纵，亦不尽在大一统帝国的事势，而是学术思想本身在认识论基础上发展的定向，有其文化精神和学术理念上长远的意义。这个问题，不但牵涉到今天我们对汉代文明和汉文化传统的全面理解和评价，还牵涉到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旧传统和新诠释以及西方人文学理论的格义问题[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