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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是继商鞅之后，进一步发展法家学说的重要代表人物。同样是既论“法”，又论“礼”。就学派所承来说，和商鞅有相近之处。韩非也是出自儒门，即如司马迁所记：“与李斯俱事荀卿”，只是因志趣所向，“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96]。正因为韩非是出于儒家而归于法家，又对黄老道家的学说有所推崇，所以，他的学说既具有强烈的法家色彩，又糅合吸收了老子学说，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有儒家的某些思想观念，因而不失为融汇儒法道的总结性人物。这在其对礼与法的关系的论述方面都有所反映和表现。 就其对“法”的论述而言，韩非确实不负后继法家之名，与商鞅至为一致，“以法为本”就是其思想的核心。《韩非子·饰邪》说：“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本治则名尊，本乱则名绝。”又说：“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韩非明确以法禁赏罚为治国治民的根本手段，所以《韩非子 ？ 六反》说：“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治），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官治（官治民用），则国富，过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显然承袭了商鞅的法治学说。同时，韩非还有颇具道家“顺其自然”的思想主张：“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不逆天理，不伤情性”[97]；又“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98]。在韩非的观念中，圣王之法治是至为完善，无所疏漏的，所谓“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99]，韩非认为，通过法治是可以实现理想政治的，所谓“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100]。这样的政治理想，除了“正明法，陈严刑”为其保障手段之外，与儒家“礼治”下的理想政治并无多大区别。说到底，先秦诸子不惟法家和儒家，都对社会政治抱有理想与现实的各自选择，“礼治”与“法治”只不过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或此或彼的选择罢了，二者自有其相通之义，并没有对立到非此即彼的程度。 与孔子当年着重论及“礼”与“仁”的关系、以“仁”为“礼”的思想相对应，韩非则特别论及“法”与“仁”的关系，认为“法”与“仁”是治国治民的不同手段。这一方面是承袭商鞅的非仁爱思想而显出法家本色，如《韩非子·六反》说：“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韩非子·说疑》说：“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知用民之法也。”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他对“仁”在现实政治中的无用论的观点。《韩非子·五蠹》说： 今儒墨皆称先王兼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说：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法行刑，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涕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尽管韩非也承认孔子为天下圣人，而且“海内说其仁美其义”，但是现实终归是“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因此，韩非认为，当时的儒家为诸侯出谋划策，“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这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101]。 当然，韩非也并非要使“法”走向极端的苛酷。所以《韩非子·八说》说：“仁者，慈惠而轻财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诛者也。慈惠则不忍，轻财则好与，心毅则憎心见于下，易诛则妄杀加于人。不忍则罚多宥赦，好与则赏多无功；憎心见则下怨其上，妄诛则民将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轻犯禁法，偷幸而望于上；暴人在位，则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乱心生。故说：仁暴者皆亡国者也。”可见，韩非主张的是“法”的折中主义，不偏不倚，透露出与“礼”的尺度相一致的精神。 韩非对“法”的形式和性质也有明确的说明，如《韩非子·定法》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又《韩非子·难三》说：“法者，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102]，而“以法为教”的根本又在于“以法教心”[103]。这与尹文的“以法矫俗”和商鞅的“立法化俗”相比较，似乎更接近儒家以教化为本的“攻心之术”，尽管不是“以礼为教”的。就“法”的意义，韩非同样从“俗”的角度加以透视，所谓“圣人为法（于）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知之者同于义而异于俗，弗知之者异于义而同于俗。天下知之者少，则义非矣”[1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