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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名家：名辨礼法以归于大道 名家作为名辩思潮的中坚学派，在先秦思想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名家的政治思想学说往往是从“名实之辩”中引申出来，又以其“名实观”加以论证的。这在名家代表人物之一尹文的学说中即有体现。尹文，《汉书·艺文志》名家类中，列有“《尹文子》一篇”，班固注说：“说齐宣王先公孙龙。”今存《尹文子》，虽有后人窜入的文句，大体可以视为其传世之作[60]。其中也有论及礼与法的内容[61]。 尹文倡言“名法”，故犹如春秋末的邓析，可以称为“名法家”。但在论及“礼”与“法”时，他首先注重的是“法”。所以，他说：“故人以度审长短，以量受多少，以衡平轻重，以律均清浊，以名稽虚实，以法定治乱，以简治烦惑，以易御险难，万物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如此，顽嚚聋瞽可与察慧聪智同其治也。”[62]在这里，“法”作为政治上的标准和尺度，是治与乱的决定性因素。行法、合法者之为治，非法、违法者之为乱。实际上，此与“礼”有着同样的意义，即如《礼记·经解》中所说：“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 尹文也提到礼乐的政治功能。他说；“圣人知人情之易动，故作乐以和之，制礼以节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礼乐独行；礼乐独行则私欲寝废，私欲寝废则遭贤之与遭愚均矣。若使遭贤则治，遭愚则乱，是治乱续于贤愚，不系于礼乐。”又“礼义成君子，君子未必须礼义；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无名利。”[63] 尹文又以“道”与“法”相对比，指出法治的不足。他说：“道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怨，富贵者不骄，愚弱者不慑，智勇者不陵，定于分也：法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敢怨富贵，富贵者不敢陵贫贱，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64]其实，这里的所谓“道”，毋宁说就是儒家的具有“法”的意义的“礼”，而所谓“法”则又不外乎刑罚一类的手段而已。 在论及君臣关系时，尹文说；“庆赏刑罚，君事也；守职效能，臣业也。君料功黜陟，故有庆赏刑罚；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职效能。君不可与臣也，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与，谓之名正。名正而法顺也。”[65]如此的话语，显然与孔子所倡“君君、臣臣”之论[66]和由“必也正名乎”所引申的“名正”、“言顺”、“礼乐兴”、“刑罚中”[67]的政治理想的表述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在注重“名实”关系的基础上肯定君权政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对当时政治上的“君不君、臣不臣”的现实深感忧虑，认为只有“君君、臣臣”才是法的秩序，才是礼的秩序。于此，则进一步显出尹文所讲的“法”与孔子所讲的“礼”的相通之义。 具体到“法”本身，尹文特将“法”进行了分类。故《尹文子·大道上》说：“法有四呈：一说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说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说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说平准之法，律度权衡是也。”其中的“不变之法”和“齐俗之法”，其实就是“礼”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又《尹文子·大道下》说：“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也。故仁以道之，义以宜之，礼以行之，乐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齐之，刑以威之，赏以劝之。……用得其道则天下治，失其道则天下乱。”这样，在名辩的名义之下，尹文最终倡明了他的政治理想，礼与法，刑罚与道德，都成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必要手段了。这实在是非儒家而近于儒家。 对于“俗”，尹文与法家慎到的看法不同，不是“礼从俗”，而是“以法矫俗”。所以《尹文子·大道上》又说：“世之所贵，同而贵之谓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谓之物。苟违于人，俗所不与，苟忮于众，俗所共去。故心皆殊而为行若一，所好各异而资用必同。此俗之所齐、物之所饰。故所齐不可不慎，所饰不可不择。……故俗苟沴，必为法以矫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检之。累于俗，饰于物者不可与治也。”确实，“礼”存在的意义还表现为“礼”与“俗”的关系。一般说来，“俗”表现为一定地域范围内共同生活的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为习惯和行为方式。当这些行为习惯和行为方式被社会集团的权力核心以普遍意志的名义确立为社会共同的行为准则而必须加以遵守时，这种习俗就上升为“礼”，而有了人为法的性质。另一方面，在早期国家权力机关出现之后，当由官方确立和颁布的“礼”广泛普遍地贯彻到社会生活的最基础层面时，这种具有“法”的意义的“礼”又化为“民之日用而不知”的习惯、习俗，即儒家的所谓“化民成俗”。再一方面，当国家政治秩序出现动荡变乱，“礼崩乐坏”，从而导致原有的“礼法”难以循行时，重建礼法则必须要到社会习惯、习俗中寻找线索，即儒家的所谓“礼失而求诸野”。然而，由于“礼崩乐坏”，在有些方面“俗”也不免偏失其正道，“以法矫俗”也就有了十分现实的意义。慎到的“礼从俗”强调的是“礼”的包容性，尹文的“以法矫俗”讲的是法──也就是礼──的规定性，儒家的“化民成俗”强调的是礼的道德教化功能，他们均各有所重，各因时事而有其政治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