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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史上的几件公案 杨世文 儒学创立于孔子，同时，后世崇奉的儒学经典也与孔子关系密切。孔子特别推崇周礼。他一再强调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吾从周”（《论语·八佾》）。他对弟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所谓“学文”，就是读古代的书。这些古代的书，就是过去由王官所掌、后来流传民间的典籍，即“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述而》篇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中记载孔子和弟子们谈论《诗》的话最多，其次是礼和乐，谈《书》的话最少。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六经”的大部分文本，在孔子之前已经有了长期或短期的流传与演变，并且基本成型。如《国语·楚语》记载楚庄王问申叔时（申公）教太子箴事，申叔时的回答是“教之《诗》”、“教之《礼》”、“教之《乐》”等。庄王在位时间，是从公元前613年至公元前591年，太子箴（共王）于公元前590年即位，孔子在40年之后(前551年)才诞生，这说明典籍的传授和教化传统，在孔子之前已经形成。学者一般赞同孔子以《诗》、《书》等文献作为授徒的教材，但是，在孔子与六经的关系问题上，却存在大量的分歧。 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其实《史记·孔子世家》有明确记载，孔子对六经进行过整理，有述有作。如关于《书》、《礼》，司马迁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关于《乐》、《诗》，司马迁记孔子语鲁太师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司马迁又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关于《易》，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与六经发生过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是难以否认的。 六经作为一个整体，在与孔子发生关系之前，只不过是六种历史文献。那么，孔子是如何与六经发生关系的呢？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孔子和“六艺”的关系，是对“六艺”的选择、整理和解释。但若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孔子和“六艺”还有更多的关系，即“六艺”既是孔子学术思想的来源（亦即儒家思想的来源），又是孔子学术思想的集中反映（亦即儒家思想的集中反映）。“六艺”原是先秦各个学派所一致认同的文化遗产，后来之所以一变为儒家专有的经典，就是这个道理。《史记·儒林列传》说：“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金景芳先生认为：“孔子编著六经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他对《诗》、《书》是‘论次’；对《礼》、《乐》是‘修起’；对《春秋》是‘作’；对《易》则是诠释。” 儒家经典体系的形成应以“六艺”并称为标志。《庄子·天运篇》记孔子对老聃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为文。”这是儒家学派以外的人转说孔子直称六艺为六经。《礼记》中有一篇以“经解”为篇名，而阐发“六教”，这是儒家称“六艺”为“六经”。《庄子》、《礼记》都是战国到汉初时的作品。而“六艺”之名，始见于贾谊《新书》和司马迁《史记》。因此有的疑古学者认为“六艺”或“六经”并称的时间很晚。他们坚持孔子与《易》无关的成见，甚至认为先秦没有“六经”或“五经”，到秦或西汉，《周易》才进入儒家系统，《诗》、《书》、《礼》、《乐》、《易》、《春秋》才开始并称。但是，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十二万多字的帛书，其中有六篇《易传》共16000余字，记录了孔子与门人关于《周易》的问答，证实了孔子有解《易》之事。另外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804枚楚简，证实下葬年代在战国中晚期，而简书的写成应早到战国初。其中的《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等简书虽有残缺，大体上可以看成是孔子门人或后学的作品。其中已普遍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列。因此可见，六经并称的情况早在儒学形成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六艺”表示这些典籍是各个学派所认同的古代文化遗产，而“六经”则表示它们已经成了儒家的专有文献。《庄子·天运》篇的记载，实际上反映了儒家创始人已经把这六部历史文献作为本学派的专有经典，称为“六经”。 “六艺”并称标志儒家经典体系的形成。陈来说：“从西周到春秋，代表文化发展的一大景观，是文献的原始积累和这些文献的逐步经典化。” “中国文化的第一次经典形成的过程或原始经典的形成，是在西周到春秋。在这一历史时期，《诗》、《书》的文献体系和《诗》、《书》的经典地位渐渐形成和确定。”“六艺”经过孔子有意识的整理和伦理化的阐释，才最后成为儒家学派的典籍（其中《乐》无书），才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由“六艺”上升为“六经”。当然，儒家经典体系的形成是相对而言的。孔子以后，儒学不断地发展，其经典体系也在进一步扩大。由“六经”扩展为“九经”，再到“十二经”，最后定型于“十三经”，其间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历程。 儒家经典形成以后，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曲折，包括焚燬、篡乱、附益以及讹误、阙文等等。这为后来儒学内部的争论埋下了伏笔，也成为宋代经学怀疑思潮以及宋元以降直至二十世纪疑古辨伪学兴起的重要诱因。 一、焚书坑儒”与儒家经典 发生于公元前213年的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极其重要的事件，秦汉以后有关伪史、伪说、伪书之讨论，多由此而起。因此有必要在此加以简单叙说。 焚书事件起源于一场关于实行郡县制还是分封制的争论。博士齐人淳于越主张实行分封制，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而丞相李斯则是反古的急先锋，认为儒生私学好是古非今，利用自己的学说对现实政治进行评论，“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不加以禁绝，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因此建議“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李斯的建议作为秦朝官方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严格的执行。他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1)禁止儒生利用自己的学说对现实政治进行评论(以古非今)。(2)禁止传习儒家《诗》、《书》和其它学派的著作。(3)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著作、各国史书悉数焚燬。(4)博士所掌的《诗》、《书》及诸子书不在禁燬之列。(5)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秦国史书不禁。为了保证焚书令的实施，秦朝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 焚书事件对学术发展史影响极大：首先，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争鸣局面，伴随政治统一的是学术统一。其次，该事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利用政治权力干预学术文化的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再次，也为后来儒学内部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秦始皇焚书对于学术文化来说是一场空前的浩动。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序》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太史公自序》也说：“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韩诗外传》卷五载：“自周衰坏以来，王道废而不起，礼义绝而不继。秦之时，非礼义，弃《诗》、《书》，略古昔，大灭圣道。”由此可见焚书坑儒的严重后果。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焚书虽有厉禁，秦朝的儒学并未绝迹。郑樵指出： 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千余人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余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知秦时未尝废儒，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睹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然则《易》固为全书矣，何尝见后世有明全《易》之人哉!向谓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盖为此发也。《诗》有六亡篇，乃六笙诗，本无辞，《书》有逸篇，仲尼之时已无矣，皆不因秦火。自汉已来书籍，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 郑樵的论述非常有力。正如研究者指出，秦代的儒学有着官学和私学的分别，前者以博士儒生为其代表，后者则是在民间传授《易》、《诗》、《书》、礼乐的职业儒者。作为官学代表的博士儒生掌管官方所藏《诗》、《书》典籍、诸子百家学说的研习、整理和教授工作。如史书所载的淳于越、李克、伏胜、叔孙通都属于此类。另外还有不少活动于民间、以讲授为业的儒家私学人物，如浮丘伯、申公、高堂生、孔鲋等。在严厉的禁令下，虽然他们的学术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并未完全停止。这些人对于儒学在秦汉之际的传授、流传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著作并未完全绝迹。所以，到西汉初年，随着禁令的松驰和最后废除，山岩屋壁之藏又纷纷重见天日，许多儒家经典又被发现。过去任职于秦朝的博士和民间儒生又纷纷开门授徒，传授经典。从战国到秦汉，儒学典籍的传授，其前后传承关系大体上是连贯而清楚的。 关于《周易》：《易》因属于卜筮之类，未遭秦火，故一直流传不辍。司马迁说：自鲁商瞿受《易》于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关于《尚书》：《汉书·艺文志》说：“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授齐、鲁之间。”汉初伏生所传《尚书》又分为欧阳、大小夏侯诸家。 关于《诗经》：汉初有齐、鲁、韩三家。《汉书·儒林传》说，秦汉之际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诗》又有大小毛公之学，《汉书·艺文志》谓：“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 关于毛氏学的授受源流，晋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说：“孔子删《诗》，授卜商(即子夏)，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故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而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徐整说：“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小毛公。”两说有所不同，但都认为《毛诗》传于子夏。 关于《礼经》：即后世所说的《仪礼》，高堂生传之。《史记·儒林列传》说，汉初“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汉书·儒林传》也说：“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除高堂生而外，张良于秦始皇时亦“尝学礼于睢阳”。秦博士叔孙通也曾受学于孔子后人孔鲋，后来为汉朝制礼乐。另外，汉高祖刘邦诛灭项羽后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说明即使在干戈扰攘的战乱年代，儒学发祥地鲁国儒生仍在传习礼乐。汉朝建立后，为汉朝制定礼乐制度的儒生多出自鲁。 关于《春秋》：《公羊》、《谷梁》、《左氏》三家，秦汉之际皆有传授。《公羊传》，据何休《公羊序》引戴宏云：“子夏传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与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谷梁传》，据范宁《谷梁序》说：“谷梁子名俶，字符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谷梁传孙卿，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可见《公羊》、《谷梁》二传皆传自子夏。至于《左传》在战国、秦汉之际的授受，文献也有明确的记载。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据此补充说：“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谊传至其孙嘉，嘉传赵人贯公，贯公传其少子长卿，长卿传京兆尹张敞及侍御史张禹。”《左传》这一传授谱系，可与《汉书·儒林传》下列记述参照：“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过去人们怀疑这个传授系统出自伪造，实为疑古过勇，前人早有考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典籍文献虽然经历秦火的浩动，但其传授并未中绝。后世流传的儒家经典，在秦汉之际都有传授源流可寻。 二、“古文经”的发现与流传 秦汉之际儒家经典除师弟相传外，山岩屋壁之藏也纷纷被发现。这些文献都是用先秦古文写成的，所以称为古文经。秦火之后比较重要的发现有： 1、鲁共王刘余“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汉书·艺文志》记此事在“武帝末”。周寿昌考证说：“鲁恭王以孝景前三年（前154）徙王鲁，徙二十七年薨，适当武帝元朔元年（前128），时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王传》云：王初好治宫室，季年则好音乐。是其坏孔子宅以广其宫，当在王鲁之初，为景帝时，非武帝时也。王充《论衡·正说篇》云：孝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壁中云云，其以为景帝时，似与传相合。”这次发现最重要的是古文《尚书》。《汉书·艺文志》又说：“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按孔安国为孔子十二世孙，《史记·孔子世家》说：“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司马迁曾亲从安国问故，记其早卒应不误。《太史公自序》有云：“予述黄帝以来，至太初而止。”则安国之卒，必在太初之前。而巫蛊之难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前92）、二年庚寅（前91），距安国之卒已久，孔安国如何能献书于朝？因此疑《汉志》有误。清初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据荀悦《汉纪》叙及此事，乃云：“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于“安国”下多一“家”字，可谓补《汉志》之漏，释千古之疑。 2、河间献王得民间所藏古文经。史称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河间献王所得古书，以《周官》最为重要。 3、河内女子发老屋得《易》、《礼》、《尚书》。王充《论衡·正说篇》说：“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尚书序》孔颖达正义引刘向《别录》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说之。数月，皆起数人。”又云：“案王充《论衡》及后汉史，献帝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宣帝本始元年（前73），河内女子有坏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陆德明《经典释文》也说：“汉宣帝本始中，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汉世行之。”又《隋书·经籍志》云：“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至于所得《礼》为何篇，王充以来学者皆已不知。 4、杜林得漆书古文《尚书》。《后汉书·杜林传》说：“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卫）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宏）、济南徐生（巡）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宜，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需要说明的是，应当把杜林漆书与杜林所传《古文尚书》区别开来。陈梦家说：“此漆书称卷，知非竹简本；仅有一卷，知非古文数十篇。其所传者只是东汉的古文《尚书》，近于中秘本。”经学史上的所说的东汉《古文尚书》，实际上都传自杜林。《隋书·经籍志》说：“后汉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亦为之作注。然其所传唯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旧本，自余绝无师说。”杜林所传《尚书》只有二十九篇，以古文为主，今、古文混杂。贾逵、马融、郑玄都是此本。其余所谓的古文《尚书》绝无师说。 以上之所以不惮其烦地叙述秦汉时期儒家经典的授受源流，主要基于以下考虑：该时期是儒学发展史的一大转折，也是儒家文献流传史的一个参考座标。后世对于先秦原典的诸种质疑，多因秦汉之际传授源流不明而起。经过唐宋以来直到二十世纪前期疑古思潮的洗礼，到今天，学术界对于许多先秦文献有了重新认识，过分疑古与盲目信古都不可取。 司马迁之后，有两件在经学史上影响重大的事件。一是汉成帝时张霸献百两篇《尚书》，二是刘向、歆父子校书引发的古文经问题。 据《汉书·儒林传》说：“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徵，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王充《论衡·佚文》篇也记载了这件事：“孝成皇帝读百篇《尚书》，博士郎吏莫能晓知，徵天下能为《尚书》者。东海张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训诂，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秘《尚书》以考校之，无一字相应者。成帝下霸于吏，吏当（器辜）[霸罪大不谨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减）[灭其经，故百二《尚书》传在民间。”二书记载略有差异，如关于张霸籍贯。另外据《论衡》，似乎在张霸献书之前已有百篇《尚书》。但据后人考证是出于王充误传，中秘藏《尚书》篇数并无百篇之多。张霸伪造《百两篇》，依据的是《尚书纬》。孔颖达《尚书序正义》说：“郑作《书论》，依《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三千一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综合《汉书》、《论衡》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张霸《百两篇》其实是将原二十九篇分割为整整百篇，再将《左传》中的相关内容和《书叙》作为首尾，共一百零二篇。该书一面世，就被揭穿，因此，可以说对儒家经典的流传链并未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但是，由于当时“不灭其经”，虽不再有人相信其书，而百篇《书序》，却流传并盛行开来。如扬雄《法言·问神篇》说：“昔之说《书》者序以百。”可见到西汉末，百篇《书序》已为学者所接受，但其作者尚未确定。到东汉时，如马、郑等学者开始相信“《书序》孔子所作”。从此有关《书序》问题成为《尚书》学史上最著名的公案之一。其实根据学者研究，这些序文原语大抵见于《史记》，原为司马迁采录先秦时期与《尚书》相关的资料写成的，作为史事叙述，本来不是各篇的“序”。张霸抄录了《史记》中有关《尚书》的内容，加上从《左传》采撷的语句，假冒为孔子所作的《书序》。《史记·孔子世家》只说过“孔子序《书》传”。“序”意为排列、整理，并无作序之意。张霸作伪，加以附会，从此历代认为《书序》出自圣人之手，与经相等。直到宋代才有人对此提出怀疑，尤以朱熹疑之最烈，认为并非孔子所作，或是周秦间低手人作，或后汉末人作，或魏晋人作，等等。“现在基本弄清它的实际情况，百篇《书序》并不是孔子所作，它原只是《左传》、《史记》中叙述《尚书》篇章撰成情况的一些零星资料，到张霸献百两篇时才搜列排比，加以补充编造而成的这么一套《书序》”。 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西汉朝廷组织了一次大规模整理图籍的工作。据《汉书·艺文志》说，当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伎。”后向卒，哀帝又让刘向子侍中奉车都尉刘歆“卒父业”。这次校书，对先秦以来流传下来的典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作为校书的学术成果，刘向著《别录》，刘歆著《七略》，对传世文献进行了系统的鉴别、考证、编纂和整理。如《列子》、《战国策》等书，经过刘向的整理，才最后确定了篇章。他们还对传世图籍的真伪作了必要的考订。如刘向《晏子叙录》辨《晏子》“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列子叙录》辨《列子》中《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刘歆《七略》今不传，但班固《汉书·艺文志》以《七略》为蓝本而成，故《七略》遗说多见于《汉志》。在《汉书·艺文志》中，考辨伪书不下四、五十种。从刘向、歆父子对伪书的考辨方法来看，不仅注意到了以作者所处时代作为参照，而且还把思想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作为判断真伪的指标。 这次校书对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影响，除了刘向、歆父子通过校书实践，创立了中国古典校雠学的方法与范式外，另外一个最重大的影响就是揭开了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序幕。经有今文，有古文，皆属先秦旧籍。只不过今文经过汉人用当时文字改写，而古文经保持了先秦文字的原貌。当然，由于文本的不同，传本的差异，经文字句也不可避免存在着差别。今文经立为博士，是西汉的官学，而古文经主要流传于民间，是私学。经过长期的发展，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在解释方法、学术取向、义理阐释等方面有所不同。刘歆校书，发掘出两部重要的古文经《左传》与《周官》，从此引发了对这两部经典的长期争论。 最早有关孔子的资料如《论语》等书中，确实看不到孔子曾修《春秋》的痕迹，而有一位左丘明，则被孔子提到，但有的学者认为是孔子以前的人。而孟子盛称孔子修《春秋》。同时《孟子》、《荀子》等书中，除屡举《春秋》微言外，又较多地引用了见于今《左传》中的一些材料，这既证明了《左传》在先秦已经存在，又反映儒家已有了孔子修《春秋》的定说。后来《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中，都引有今《左传》的内容，显然可证《左传》在战国是颇流行的。至于汲冢竹书有《师春》一书，录今《左传》中诸卜筮，也足证《左传》成书在魏襄王以前。又《左传》中的卜筮，与汲冢《周易》卦爻辞同，而与今本《周易》时有同异，都可以证明《左传》已存在于战国中叶以前。从《战国策·楚策》载虞卿引用见于今《左传》之语而称为“臣闻之《春秋》”，知战国时《左传》已有《春秋》之名。到西汉时，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刘安《淮南子》、贾山《至言》、刘向《列女传》以及《史记》、《汉书》等书多次引用《左传》，《史记》亦常称《左氏》为《春秋》，并常与《国语》并称“《春秋》、《国语》”。而《史记》的《孔子世家》、《三代世表》、《儒林列传》都说孔子因鲁史作《春秋》。《十二诸侯年表·叙》历述孔子次《春秋》，鲁君子左丘明惧孔子弟子所传失真，特因孔子书而成《左氏春秋》。铎椒采《春秋》为《铎氏微》，虞卿采《春秋》为《虞氏春秋》，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往往采《春秋》以著书。清人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对《史记》所言逐段驳斥，疑不可信，章炳麟又逐段驳刘。刘师培撰集战国、西汉《左传》材料助章张目。近人罗倬汉撰《史记》此篇《考证》，肯定司马迁此篇第一次备举先秦有关《春秋》与《左氏春秋》等著作，显系据战国后期史料写成，其真实性不容置疑。（但《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安书》说左丘明作《国语》，《国语》与《左传》的关系还须进一步研究。）这些资料都在刘歆以前，说明刘歆之前汉人早知有《左氏春秋》。 刘歆与父向原本皆治《易》学，刘向又治《谷梁春秋》。史称： 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据此可知，《左氏传》本为古文旧籍，“藏于秘阁”。而且《左氏传》不乏学者传授，但因其中多“古言古语”，故学者“传训诂而已”。刘歆原不习《左氏传》，自从发现古文《春秋左氏传》后，始“大好之”。刘歆对《左氏传》进行过加工 ，主要是“引传文以解经”，并通过“转相发明”（可能是经传互证，或与其他经传互证），从此“章句义理备焉”。刘歆还建议应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提升为官学。但刘歆的建议招致强烈的反对。许多人认为“《左氏》为不传《春秋》”。为此，刘歆移书太常博士，指责博士“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结果激起博士诸儒更大的怨恨，名儒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大司空师丹“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由于触犯众怒，为求自保，刘歆不得不主动离开朝廷，出任河内太守。 《周官》的发现时间及经过，文献所记多有矛盾，故启人疑窦。《汉书·景十三王传》记河间献王广求遗书，“所得皆古文先秦旧籍，《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献王立于景帝前二年（前155），薨于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则是书当出于景、武年间。但《史记》没有上述文字，因此学者有不同的看法。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购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马融则说武帝时出于“山岩屋壁”，后复“入于秘府”。贾公彦《周礼疏·序》亦云：“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礼记·礼器》孔疏则说是“孝文时求得此书，不见《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记》补之。”《后汉书·儒林传》说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但《汉书·艺文志》及《楚元王传》、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以及许慎《说文解字序》备举孔壁遗书，皆无《周官》。因此纷纷之论，莫衷一是。《汉书·艺文志》著录“《周官经》六篇”，班固注云：“王莽时，刘歆置博士。”荀悦《汉纪》云：“刘歆奏请《周官》六篇列之于经，为《周礼》。”《经典释文·序录》也说：“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可见刘歆将《周官》更名为《周礼》。由于刘歆坚信《周官》为“周公致太平之迹”，故大力表彰。后汉时刘歆门人杜子春传《周礼》，郑众、贾逵等鸿儒都仰承其学说，一时《周官》之学大盛，注者蜂起。郑兴、郑众父子，卫宏、贾逵、马融等都相继为《周官》作解诂。到东汉末，郑玄认为《周礼》是周公为成王所制官政之法，遂博采众家，兼取今古文之说，作《周礼注》。由于郑玄在经学上的地位，《周礼》遂跃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重要典籍，而“周公作《周官》”之说遂为封建社会绝大多数学者所崇信。如朱熹说：“《周礼》是周公遗典也”，“《周礼》一书好看，广大精密，周家法度在里。”晚清孙诒让说：《周礼》为“西周政典”，周公“缵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洛，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此外还有西周说、春秋说、周秦之际说，甚至有人认为其书为汉人所作。而目前学术界最有影响的是战国说。此说始于东汉经师何休，认为《周礼》是“六国阴谋之书”。汉儒张禹、包咸等从其说。明季本《读礼疑图》、清崔述《丰镐考信录》、皮锡瑞《经学通论》、近人郭沫若、钱穆、顾颉刚、范文澜、杨向奎等均认为《周礼》成书于战国。 由于刘歆与这两部经典发生过非常密切的关系，宋元以降疑古辨伪思潮兴起，儒家经典中，《左传》、《周礼》首当其冲被指为伪书，很多学者认为二书出自刘歆伪造或改篡。如宋人胡宏、胡安国父子、洪迈《容斋随笔》、清末廖平《今古学考》、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近人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杜国庠《略论礼乐起源及中国礼学的发展》、侯家驹《周礼批判》、《周礼思想渊源》等都持此说。康有为甚至认为刘歆出于为新莽篡汉制造经典依据的目的，不惜遍伪群书。针对此说，钱穆于1929年在《燕京学报》上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系统地驳斥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基本否定了刘歆造伪经之说。 三、王肃与伪《古文尚书》 魏晋时期，有几桩与经学史关系甚大的公案值得一提。一是王肃伪造《圣证论》与《孔子家语》的问题，二是《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的问题。 王肃是郑玄之后又一位经学大师，他也遍注群经，著述甚夥。《三国志·王肃传》云：“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如注《易》，清儒张惠言《易义别录》曰：“肃著书务排郑氏，其托于贾、马以抑郑而已。故于《易》义，马、郑不同者则从马，马与郑同则并背马。然其训诂大义，则出于马、郑十七。”注《诗》，《四库全书总目·毛诗正义提要》云：“魏王肃作《毛诗注》、《毛诗义驳》、《毛诗奏事》、《毛诗问难》诸书，以申毛难郑。欧阳修引其释《卫风·击鼓》五章，谓郑不如王。(原注：见《诗本义》。)王基又作《毛诗驳》，以申郑难王，王应麟引其驳《芣苢》一条，谓王不及郑。(原注：见《困学纪闻》，亦载《经典释文》。)晋孙毓作《毛诗异同评》，复申王说。陈统作《难孙氏毛诗评》，又明郑义。(原注：并见《经典释文》。)袒分左右，垂数百年。至唐贞观十六年，命孔颖达等因《郑笺》为《正义》，乃论归一定。无复岐途。”对于王肃经学，后世多有批评。但也有不少学者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如朱熹说：“后汉郑玄与王肃之学互相诋訾。王肃固多非是，然亦有考援得好处。”又说：“《礼记》有王肃注，煞好。”侯康《补三国艺文志》曰：“王肃经解平易近人，故晋宋以下多从之；近世崇尚郑学，攻肃者几于身无完肤。平心而论，肃经解岂无一得?其立异于郑，犹郑之立异于贾、马。此得彼失，本可并存。” 《经典释文·叙录》说，肃“又作《圣证论》难郑玄”。王肃作《圣证论》，最为学者诟病。但也有学者承认其书颇有价值。如王应麟就说：“王肃《圣证论》讥短郑康成，谓天体无二，郊、丘为一；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祖功宗德，是不毁之名，非配食明堂。皆有功于礼学，先儒韪之。”由此可见其书并非一无是处。 关于王肃与《孔子家语》的关系，颇多争论。晁公武、陈振孙以为是孔子家传之书。王肃攻郑学，孔子后人孔猛曾受学于王肃，“肃从猛得此书，与肃所论多合，从而证之，遂行于世”。其书内容，多已见《左氏传》、《大戴礼》诸书。后人多以为是王肃杂采诸书而作。朱熹说：“《家语》只是王肃编古录杂记，其书虽多疵，然非肃所作。”王柏也说：“今之《家语》十卷，凡四十有四篇，意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安国之名。”《四库提要》说：“反覆考证，其出于肃手无疑。特其流传已久，且遗文轶事，往往多见于其中，故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也。”又《四库简明目录》曰：“《家语》虽名见《汉志》，而书则久佚，今本盖即王肃所依托，以攻驳郑学，马昭诸儒已论之详矣。然肃虽作伪，实亦割裂诸书所载孔子逸事缀辑成篇，大义微言，亦往往而在。故编儒家之书者，终以为首焉。”总之，虽然该书极有可能经过王肃编纂，但其内容多有来历，并非凭空捏造，故有一定的价值。清人陈士珂作《孔子家语疏证》，详细对照今本《家语》及传世其他古籍，证明该书多与《荀子》、《韩诗外传》、《礼记》、《大戴礼记》、《说苑》等书相出入。近年在安徽双古堆和八角廊分别出土了一批竹简，内容与《家语》相近，李学勤先生认为是《家语》的原型，应当称为竹简本《家语》，“王肃注《孔子家语》，是由于《家语》在某些点上有利于他在经学方面反对郑玄的学说。不论他是否在这些地方动笔改窜，说他伪造整部《家语》，恐怕是不可能的。” 这一看法比较持平。 西晋末年发生“永嘉之乱”，洛阳倾覆，典籍荡然，学术文化遭受又一次灭顶之灾。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永嘉丧乱，众家之书并亡。”虽为夸大之词，但历代相传的历史文献在此时多有失传，应是事实。可是到东晋时，所谓《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忽然面世。孔颖达《尚书正义》“虞书”下引《晋书·皇甫谧传》说：謐“姑子外弟梁柳边(案：简朝亮《尚书集注述疏》云“边”意即“所”)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氏传》五十八篇之《书》。”又引《晋书》说：“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时已亡失《舜典》一篇，晋末范宁为解时已不得焉，至齐萧鸾建武四年，姚方兴于大航头得而献之，议者以为孔安国之所注也。”又孔颖达《尚书正义·序》：“晋世皇甫谧独得其书，载于《帝纪》，其后传授乃可详焉。”据以上资料，则《古文尚书》由郑冲传授下来，传授系统非常明确。但自宋儒开始，对所谓的《古文尚书》与《孔传》提出怀疑。朱熹认为是晋、宋间文章，明代梅鷟认为是皇甫谧作。清黄宗羲、阎若璩则认为是梅赜所作，臧琳、惠栋、戴震、江声、丁晏、皮锡瑞等人都认为是王肃仿造，近人顾颉刚也疑王肃作。清人崔述《古文尚书辨伪》说：“《正义》称郑冲传古文《尚书》，皇甫谧采之作《世纪》，至梅赜奏上其书于朝。考之《晋书》，并无其事。”“本纪无文，《儒林传》中不载此事。苏愉、梁柳、臧曹、梅赜亦皆无传。《郑冲传》中但有高贵乡公讲《尚书》，冲执经亲授之语，并无所讲乃孔氏五十八篇之文。”“《皇甫谧传》中但有梁柳为太守，谧不为加礼一事，并无柳传《古文尚书》及谧得之之文。按梅赜果尝奏上此书，本纪即不之载，《儒林传》中岂得并无一言及之？乃非惟无其事，亦并无苏愉等三人之名，然则三人亦皆子虚乌有者也。”按：崔氏不仅疑郑冲传古文《尚书》，并疑苏愉等三人不存在，勇于疑古，未免过当。三人在史书中虽无专传，但零星记载还是有的。又《正义》等文献所引并非今本《晋书》。东晋王隐、朱凤、虞预及南齐臧荣绪等都曾作《晋书》。清人汤球辑有《九家旧晋书》，可参。蒙文通先生说：“郑冲以古文授苏愉，数传而至梅赜。郑冲共何晏集《论语集解》，亦采孔氏之《训》(案：即所谓孔安国《古文论语训》)。是郑冲即首传伪孔氏学之人。是其学出自魏末，固非始于东晋也，亦见《孔传》行世之早。”李学勤先生也认为皇甫谧已经看到了今本《古文尚书》和《孔传》，今传本《古文尚书》及孔传出现的时间，比王肃时期还早，东汉很多学者引用了今本《古文尚书》中的文字，“—种合理的解释是，东汉晚期这种《尚书》本子逐渐传播流行。”并认为与汉魏时期孔氏家学相关。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梅本《古文尚书》虽非西汉之旧，但也并非凭空捏造，文字多有来历。 梅赜所上《古文尚书》在东晋列为学官，从此欧阳、大小夏侯等家之学以及马融、郑玄、王肃诸注皆废，“而古文《尚书》独行，列于学官，永为世范”。但梅赜本原缺《舜典》一篇，“时以王肃注颇类孔氏，故取王注‘谨（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以续孔传”。范宁又将《舜典》改为今文，并作了集注。到萧齐时，姚方兴又献上所谓孔传古文《舜典》，“举朝集议，咸以为非”。北周灭梁，姚本《舜典》流入北方，“中原学者得而异之”。隋学士刘炫将《舜典》依篇目次第列入《尚书》中，“今人所习《尚书·舜典》，原出于姚氏者焉”。 需要说明的是，经学史上悬而未决的公案远不止这些，如关于《诗序》的作者，《今文尚书》的篇数，《易传》的时代，《春秋》的义例，《左传》的作者时代，《古文孝经》的真伪，都是经学史上讨论的重要问题。宋代疑经思潮的兴起，就是期望对这些公案加以解决。而以这几件事与经典流传史关系最为密切，故撮其要点述论于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