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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之一。人类自从产生，就依靠各种传播手段来传递信息，传播观念，交流经验，分享知识，沟通情感，规范行为，实施管理。这些传播手段包括面对面的直接传播——运用语言，借助手势、表情、姿态和通过书信或其他机械媒介等进行的间接方式。可以说，传播与人类社会共生，又不断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先秦，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传播事业，但却有着广泛的传播行为。这些传播行为使先哲们的思想能够得以延续和发展，衣被中华民族数千年。诸子百家之中，几乎各个学派都涉及传播问题，但最重要的当推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其中儒家的传播思想又占有极重的份量。本文拟对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的传播思想与传播方式进行探讨，以求正于方家。 一、孟子的传播思想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是子思的学生的学生，与孔子隔了两代，其思想则是直接从孔子那里来的。他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作为孔子学说的继承人，孟子在传播方面的言论也追随着孔子。首先，他认为必须通过“仁政”学说的传播来规范人们的道德标准。他说：“仁言不如仁声之人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1]（《尽心下》）通过传播“善教”的学说，从而激发人性深处的“四心”。这种“四心”，孟子将之作为传播者和交际者的最基本的修养和出发点。其次，孟子将“仁义”作为传播、游说的根本准则和主要内容。孟子见梁惠王（即魏惠王）时，梁惠王劈头就问：“臾，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老人家，您不辞千里来到我国，对我国会有利益吧，孟子则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1]（《梁惠王上》）您为什么一开口就讲利呢，只要讲仁义就行了。第三，在传播道德上，孟子认为应该做大丈夫。他强调讲仁义，而反对讲利。他认为“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1]（《公孙丑下》）没有正当的理由给我送钱，这就等于收买，哪里有君子可以用钱来收买的呢？传播者应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第四，在传播过程中，孟子认为要保持自我，不能因为受者的地位而改变自己的传播原则。他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游说诸侯的时候，必须器宇轩昂，不卑不亢，藐而视之，不因其巍巍然而畏俱。这样，才可能志意舒展，从容大度，言语得尽。对于受者的态度是，诸侯不来见他，他不主动去朝见诸侯，因为他不是为了去求官，他曾明确表示：“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1]（《滕文公上》） 二、孟子传播行为的时代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制兴起和形成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历史进入了“春秋时代”。诸候争霸，礼崩乐坏统一的西周王朝已日趋没落，分裂为数十个大大小小的诸候国。周天子虽名义上是“天下共主”，事实上各地诸候多下服从朝廷的号令。 各诸候国的君主又常常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借维护周天子“共主”地位的名义相互讨伐，攻城掠地，以扩大本国的地盘。到后来连“尊王”的旗号也不要了，公开撕杀。这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争霸战争，一直持续了三百多年，到公元前四百余年左右。战争打得愈来愈大，愈来愈频繁，以致历史上将此后直至公元前211年秦统一中国以前的二百余年，称为“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总体特征正如刘向所说：“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君，兵革不休，诈并起。”[2](《书录》)长期的兼并、掠夺战争，一方面使人民辗转沟壑，颠沛流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各诸候国为求生存，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加速了我国封建制的形成。 虽然，孟子的主张被当时的诸候认为是“迂远而阔于情”而不于以采纳，但是孟子谴责兼并战争，渴望和平统一，以仁爱为怀，同情人民疾苦。他的这些思想反映出封建制度新兴时期，新的生产力重视人的作用和对人的解放，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宝贵智慧和思想财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