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民意 → 天意：用德祈天 周公提出“以德配天”的目的在于“祈天永命”，这也就是“用德祈天”，亦即通过实行德政，祈求上天延长自己王朝的统治命运：“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召诰》）为什么要以德祈天？为什么有了德就能够祈天永命？因为天命是遵从民意的，而民心又是向往德政的。“我其敢求位？唯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多士》）我们知道，天从民愿，这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时代思潮。例如史伯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6）《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以，统治者就应当以民为镜，正如《酒诰》所说：“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鉴，照镜子），当于民监。”民心所向就是一面最好的镜子，民意的臧否，就是自己是否有德的标准，也是上帝考察自己是否有德的唯一参考。所以，周公坚信：能得民心，也就能得天命；而得民心的关键，就是实行德治。 3．王 → 民：敬德保民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王对民的关系当然是一种统治的关系；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周公却意识到：如果没有了人民，也就没有了自己的统治。所以，如何“保民”（保有人民）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既然天意遵从民意，那么不能保民也就不能祈天。为此，周公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这里，“保民”是目的，“敬德”是途径，“永命”则是最终目标。首先是要敬德，敬德才能保民。但周公也意识到，敬德保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天畏（威）棐（非）忱，民情大可见，小民难保。”（《康诰》）所以，在他看来，统治者必须对人民心存敬畏之心：“治民祗（敬）惧。”（《无逸》）说到底，敬德也就是畏民。这就正如唐代魏徵所说：“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7）如果不对人民心存敬畏，总有一天是要“翻船”的。 具体说来，周公认为，敬德保民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能自己贪图享受，而应该以正道引导人民：“无康好逸豫”（《康诰》）；“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田猎），以万民惟正之供。”（《无逸》）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体察民情：“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民之依（隐）。”（《无逸》）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则是“明德慎罚”。他认为周文王当年就是如此，所以才能得天命、保人民：“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康诰》）否则，“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无逸》）如果严刑峻法，为所欲为，就会成为民怨所归、众矢之的。总之，君王就是应该“裕民”“宁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康诰》）要让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宽裕。 以上几个方面有一个核心点，那就是“德”；从政治角度看，就是“德治”。周公认为：“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文王）德延。”（《君奭》）周朝的统治并非依赖天帝的恩赐，而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德行的努力。这在当时实为一种大胆的思想。这种思想后来为儒家所继承发扬，孔子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8）这就是说，单凭法治是不行的，同时还必须实行德治。因为单纯的法治至多只能使人努力避罪，却不知道羞耻；德治则能使人不仅知道羞耻，而且心悦诚服。正如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9）德治能使统治者成为北斗星，人民自然就会象群星一般环绕着他。 当然，周公受时代的局限，把“天”“天意”“天命”作为“王”与“民”之间的中介，以至造成一个“神秘的三角”；而我们今天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所谓天意就是民意。再者，我们今天实行“德治”，不是封建时代那种“王”和“民”的统治关系，而是人民公仆和人民的服务关系了。我们的“德治”就是“以民为天”，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注释： （1）《尚书·商书·西伯勘黎》。 （2） 出自《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3） 周公的思想，见于现存《尚书》中的《大诰》《康诰》《召（shào）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shì）》《多方》及《立政》诸篇。此处凡引自以上诸篇，均随文夹注篇名。 （4）《诗经·大雅·文王》。 （5）《左传·僖公五年》所引《周书》。 （6）《国语·郑语》。 （7）《论时政书四首》其二。 （8）《论语·为政》。 （9）《论语·为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