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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子看来，“不言之教”涵盖了人类教育实践活动的各方面，再说透一点，它即是“无为而不为”在社会人生及其教育活动层面的“翻版”——具体化。“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三十四章》）。从“大道”的境界看，天下万事万物都是它的“相貌”（它本身不是也没有任何“相貌”），都是本身的自我异化。简单说，都是“道”，都有“道”，不“道”，也是“道”。“道”是很朴素的，“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治不割”（《二十八章》）。做人做事与修德悟道是一回事，不能随意分割。 从老子素朴的人性论出发，“不言之教”就是使民“少私寡欲”、“见素抱扑”，从而“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具体讲，就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首先从施教者，从我做起，再具体讲，就是要将那些使人性产生异化的“累赘”抛开：“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十九章》），“无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十二章》），“……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四十九章》），等等，则“不言之教”的“功德”将“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五十四章》）。 这又可看出，“不言之教”是使受教育者体会到自身与“道”齐一的“素朴之性”（也即是体会“人性”与“道性”、“人道”与“天道”本来无二），而这一过程本身，同时也就是将自然无为扩而广之，应用到社会人生诸领域的过程。 “不言之教”施行的特征又是如何呢？ 《二章》云：“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辞，生而不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圣人”处在“无为”的并以此莅临天下的一切，从而实行“不言”的教化。任凭万物自然生长而神处万物本源（参与运化），生育万物而不据其功，运化万物而从不显彰。正因如此，其功德才真正不会失去。 反映到人类社会及其教育这一层面上，就是“太上，不知有之”。“悠兮，其贵言。公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十七章》） 最高明的统治者（或教育者），百姓并不知晓（或无必要知晓）其存在；他（或他们）的精神风貌是那样的幽闲而与世无争，从不轻易发号施令。以至于天下大治，百姓（或受教者）都认为：“我们自自然然就成这样子了。” 佛学中的“三轮体空”亦如是也：“三轮”指施者、受者、施事（即为佛教的各种布施）。无论那种布施，施者应该抱无所施的心态，做到施者无别人受自己恩惠的念头——布施处于同情，过后即刻忘记——“事如春梦了无痕”，施者空，受者亦空，亦无施事——即为佛法布施的真精神：“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3] 因此，“不言之教”首先是让受教育者认识到自己才是自己真实永久之主人，没有什么救世主。“以道莅天下”——以自己真实本然的自我莅临天下之万事万物，包括看破“生死”都要靠自己。然后在此基础上，使受教者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就是发生了转化。至于转化前是什么样子，转化前后的差别如何，一概无意义了。施教者亦如此，《庄子·赓桑楚》里已讲得很清楚了（畏垒一带百姓将丰收作为赓桑楚之功德加以歌颂，并打算为之建立生祠，后者知晓后，立刻逃亡深山，以此打消百姓心中的凡圣观念）[4] 二、、“不言之教”与“六艺”之教的比较 一般认为，“六艺”教育起源于原始的祭祀活动，而主持祭祀活动的一开始就是巫。 关于巫，《国语·楚语下》有云：“巫，筮，见鬼者。”巫师首先是具通“神”本领的人。《国语·楚语下》又云：“古者民神杂揉”，“家为巫史”，说明在原始社会中末期，“鬼神”与先民的关系是相当密切且相当普遍的，事鬼敬神的观念是深入人心的。于是乎，若有“民之精爽不贰，齐肃聪明，神或降之”[5]者，百姓必然会“蚁附之”，看来在当时，巫及巫文化是有其深厚的“群众基础”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