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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庭和美诗——《郑风·女曰鸡鸣》 《郑风·女曰鸡鸣》通过夫妻间的对话，展示了三个情意融融的特写镜头，即鸡鸣晨催、男子祈愿、女子赠佩。闻一多先生《风诗类钞》曰：“《女曰鸡鸣》，乐新婚也。”[4]统观全篇，实是赞美青年夫妇和睦的生活、诚笃的感情和美好的人生心愿的诗作。诗中有“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句，后世演化为“琴瑟之好”，千百年来一直用以形容夫妻恩爱、情感和谐。琴和瑟都是古代的弦乐器，古人常将琴和瑟一起演奏，互相唱和，总是能弹奏出令人心醉的美妙音响。所以，就把琴瑟与夫妻相类比，比喻夫妻和谐，生活幸福恬美。《诗经》中以琴瑟写男女之情的诗还有很多，如《关雎》中的 “琴瑟友之”；《棠棣》中的“妻子好合，如鼓瑟琴”；《鄘风·定之方中》的“爰伐琴瑟”。此篇的诗旨，至此也可以不辨自明了。然而，其亦被披上了礼仪教化的外衣。《毛诗序》谓：“刺不说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也。”朱熹《诗集传》曰：“此诗人述贤夫妇相警戒之词。”这同样要归功于孔子所开之风气。孔子评价郑风为“郑声淫”，并在《论语》中诅咒其为亡国之音。“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 当颜渊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国家，孔子乘机将其引入了以诗论政的窠臼，并作了极大的发挥。其逻辑的起点，就是一再强调政治、伦理对音乐的制约，强调音乐对国家兴亡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在这里，孔子再一次把诗政治化了，把一首表现夫妻合美的诗，变成了政治教化诗。孔子在这里的评价，包含了极强的政治偏见，以诗喻兴废的观念遂成为后世的渊薮。《诗大序》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当然这里面除了政治偏见之外，还有在审美层面上“度”的问题。章太炎先生《经学略说》说：“若郑风而为淫人自道之词，显背无邪之旨，孔子何以取之？”[5]因此，所谓“郑声淫”，并非贪色之淫，而是“乐而不淫”之“淫”，就是过分的意思。朱熹解释说：“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这里的“过”，指郑声不符合儒家中和的审美理想。《礼记·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孔安国注《诗经》曰：“乐而不至淫，哀而不至伤，言其和也。”这些都说明了孔子恶“郑声淫”，是因为其不符合儒家的审美观念。 3、弃妇诗——《卫风·氓》 《卫风·氓》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最好的一首弃妇诗。它可能是春秋初期卫国的一首民歌。诗歌通过一个妇女的哭诉，生动地叙述了这个妇女从恋爱、结婚直到被遗弃的完整过程，抒发了她的悲愤与怨恨。诗人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由单纯热情的少女，到忍辱负重的妻子，再到坚决决绝的弃妇的艺术典型。《诗序》说：“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仪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背弃。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叙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佚也。” 朱熹在《诗集传》中也讲：“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秉承孔子“郑声淫”的观念，《礼记·乐记》亦作了政教性的发挥：“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并且《史记·乐书》中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据说，春秋之际，卫灵公到晋国去，路宿濮水，夜间听到有人演奏一种优美动听的新乐，很喜欢，问左右，却都说没听过，于是召乐师涓来，希望他能记下这支乐曲。后来到了晋国，晋平公请卫灵公一行在施惠台上饮酒。席间，卫灵公要显示一下他的新乐，便叫师涓演奏给晋平公听。这时，平公的乐师旷出来制止，他说：“这支曲子是当年乐师延为殷纣王作的靡靡之乐。武王伐纣时，师延逃到东方，在濮水之滨一个叫桑间的地方投水自杀了。你们的这支曲子一定是从濮水上得到的吧？沉迷于这样的乐曲，恐怕就离亡国不远了。”可见，在当时郑卫之音为亡国之音已经逐渐为人们所认可。 综上所述，孔子的理想是恢复西周乃至三代的政治制度，因此对于音乐，他推崇古代的所谓雅乐，而反对民间的、世俗的新声。以郑、卫之音不符合儒家中和的审美理想，故以之为乱世之音。孔子以乐正诗的思想符合当时人们的意识，其后的解诗者也进一步做了发挥，由《诗三百》到《诗经》是不断经化的过程，成为先秦典籍经化的范本。 (作者：张永刚 )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 [2] 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4] 闻一多：《风诗类钞》，三联书店1982年版。 [5] 章太炎：《国学略说》，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