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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光军 摘要：仁智统一是孔子的成人之道，仁且智既蕴含结合二者、又蕴含分离二者且偏重前者的倾向；在孟子前后，存在着对智的广泛批评；仁智分离且偏重前者最终促成由孔子仁智向孟子仁义的转承，这一转承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孔子，仁智，孟子，仁义 一、孔子的仁且智 在孔子思想中，仁与智是非常重要的道德范畴，仁与智关系的表达有三种：第一种，仁、智、勇并列，即“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第二种，仁者、智者并列，即“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第三种，“仁且智”，即“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乎！”（《孟子．公孙丑上》） 就含义而言，在第一种表达中，仁者坦荡荡、自然不忧，知者有知识、自然不迷惑（勇者无畏、自然不惧）；在第二种表达中，知者机智灵活如同水、仁者成熟稳重如同山，知者常动、仁者常静，知者快乐、仁者寿长；在第三种表达中，“学不厌”自然会使自己在知识上有所提高、“教不倦”自然是道德上的关爱他人的切实表现。这三种表达中对仁与智的界定、说明都非常细致、形象，对于我们全面理解仁与智是有重要启发意义的。 就结构而言，在第一种表达中，仁智（勇）基本并列、基本平等（当然，在“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中，孔子没有比较仁与智，但比较过仁与勇，即“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其中多少也能看出仁者对勇者的一定优越）。在第二种表达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仁与智基本并列平等，基本没有先后、大小、褒贬的区别，呈现出仁者与知者各有特长、互补和谐、其乐融融的美好状态；这种结构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如讲“见仁见智”。第三种表达“仁且智”相对比较复杂，本文也主要是对第三种表达的继续展开。直接看来，学不厌之智与教不倦之仁是基本并列、基本平等的：学不厌涉及知识、教不倦涉及道德，既有知识、又有道德，对于个体的完善（成人之道）指明了方向；学不厌之智涉及自己，教不倦之仁涉及他人，“仁且智”表现为既提高自己、又关爱他人的合理认识，这对于构建和谐的群己关系上是非常必要的。如此以来，“仁且智”直接看来具有二者基本并列、基本平等、各有特长、互补和谐的一面，给个体完善和群己和谐指出了良好途径。就孔子而言，孔子自谦、自称不敢为圣与仁，而弟子子贡通过展开“学不厌，教不倦”、认为孔子是“仁且智”（既有道德又有知识、既自我完善又关爱他人）、还是“既圣”，这种“仁且智”的解释确立了孔子成为圣人的理论根据，随着孔子地位的提高，这种“仁且智”的表达越来越深入人心。 进一步，结合孔子的其它思想，“仁且智”还呈现出另外的一面：仁具有独立性、自身圆满，而知虽重要、但不过是仁的手段，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仁不依赖它者，相对而言知经常不独立，需要仁的统率和引领；如果脱离了仁的统率和引领，知就会出现问题，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广义上，仁还涵盖知（而知不能涵盖仁），如孔子说“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如此以来，“仁且智”的关系显然不局限于二者基本并列平等、各有特长、互补和谐的一面，还应包括仁是整体、知是部分，仁是目的、知是手段，仁自身独立、知依赖于仁的另一面。前一方面自然重要，后一方面也十分重要，并且后一方面还发生了继续演变。就“仁且智”而言，前一方面不妨说体现为“仁且智”相互结合的合理性，后一方面体现出“仁且智”趋于分离的可能性。就结合仁与智而言，仁与智结合才是圣，孔子被弟子称为圣人就说明孔子具有仁与智两种品格；就区分仁与智而言，仁优于智、或智低于仁是比较明显的。之于孔子，称孔子为圣者、仁者、还是智者是有不同的，称圣者比较全面、称仁者也可、称智者就有些贬低。如此，黑格尔称孔子只是世间的“智者”，其评价对孔子就有所不全、有所不当、有所偏低。 通过分析，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仁且智”所蕴含的复杂性，积极而言，仁智统一是孔子的成人之道，成人就应该结合仁与智：既有道德又有知识，既要个体完善又要群己和谐，并且仁还优于智，这比较充分地显示了孔子较为成熟合理的认识，后世逐渐演变为“做人与做学问的统一”、“德才兼备”、“尊德性而道问学”、“又红又专”，如此等等，对中国文化的构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消极而言，“仁且智”既有结合二者的一面，又有分离二者（偏重仁相对贬抑智、或只讲智而忽略仁）的一面。联系历史与现实，不结合二者而是分离二者、单一发展某一方面的大有人在，出现了诸多问题；不优先强调仁、而是优先强调智（甚至是只强调智）也有很多，被历史所批评。如孔子讲齐景公虽然地位很高、财富很多，但只顾及自己享受而不顾及百姓生活，死时百姓对其评价是很低的（“无德”）。“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论语．季氏》）曹操公开提出“唯才是举”、不顾及德的存在与优先，虽有雄才大略，但在历史上也基本是受批评的（白脸而非红脸、枭雄而非英雄）。如此，无论对对个体还是对社会，“无德”或“缺德”显然不是积极的方向。 二、仁智分离：对智的贬低 就理论而言，仁与智的结合固然体现出相当的合理性，应该努力于二者的结合，但仁与智的分离毕竟具有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虽然远不如结合仁与智更为合理，但这种分离仁与智的可能性还是经常出现在现实中，如此细致梳理仁与智的分离仍有些必要。现实中仁与智相结合的人比较少，仁与智分离（如仁而无知、或知而不仁）的人大有人在，如此细致区分仁与智的分离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仁与智的分离就应该分别分析仁与智二者：就仁而言，广义的仁涵盖知，狭义的仁并不涵盖知，如此狭义的仁就应该向知敞开。孔子讲过“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论语．阳货》）“未知，焉得仁？”但孔子还讲“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似乎仁又不需要向知敞开，可见孔子对仁的分析尚需进一步细致化、条理化。就知而言，仁是整体、知是部分，如果知的恶性发展影响到了整体呢？仁是目的、知是手段，如果知的恶性发展偏离了目的呢？仁自身独立、知依赖于仁，如果知的恶性发展缺少了仁的指导呢？总之，知是部分、是手段、依赖仁，但如果其恶性发展，这种知出现局限、以至危害是很有可能的，如此对智采取谨慎、保守、以至批评、否定的态度就有其必要。 知（智）还与贤（贤才）相关，西方曾存在“智者”，但对其评价评价并不高。就学派而言，儒学（孔子）讲过“举贤才”、墨家更是极力提倡“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兼爱上》）而道家则对贤（或智）提出了明确批评。“不尚贤，使民不争。”（《老子》3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老子》19章）“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65章）庄子更是对智（“机心”）进行了讽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庄子．天运》）法家如（孟子后面的）韩非受到了老子的影响，对智也提出了批评。“圣人之道，去智去巧，智巧不去，难以为常。”（《韩非子．扬权》）“有道之君，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韩非子．说疑》）“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韩非子．难势》）“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以为治也。”（《韩非子．显学》）“上法而不上贤。”（《韩非子．忠孝》）老庄与韩非的角度、含义不完全相同，但都对智提出了批评，这是值得深思的。 就孔孟而言，孟子多次讲以继承发扬孔子思想为己任，继承孔子相关思路当然是明显的。如孔子讲“举贤才”，孟子也讲专家治国，“为巨室，必使工师求大木。”（《孟子．梁惠王下》）“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孟子．尽心下》）要求“不召之臣”的待遇、以至要求“帝王师”的资格，这都可说是对孔子相关思想的继续推进；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除“信贤”外，孟子还讲“慎贤”。“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孟子．梁惠王下》）从孔子的“举贤才”到孟子的既“信贤”又“慎贤”，其间有继承、有转折，“信贤”显然体现了孟子对孔子“举贤”思想的继承，而“慎贤”则与孔子的“举贤”有一定的偏离。对贤的态度从孟子另一句话也可看出些端倪。“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也……尧舜之道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这句话很可能是对孔子下句话的解释。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从语气上，孔子认为尧舜也没有完全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有些遗憾（“犹病”），而孟子则积极为尧舜进行论证和辩护、认为尧舜并无不当，孔孟二人语气的差异是不难体会的。按照孟子“得兼”与“不可得兼”的思维结构，当亲与贤可以得兼时，当然可以也应该结合二者；当亲与贤不可得兼时，当然应该优先亲（优先亲、以至出现“慎贤”也就可以理解，孟子的“急亲、贤”与孔子的“仁且智”在结构上很相似：得兼时结合二者、不可得兼时优先前者）。在当时宗法社会，当然不能简单说一定要把贤才举于亲者之上，但从孔子的“举贤”到孟子的“慎贤”，是不难看到孔孟二人态度的转承的。从宽泛意义上说，孔子对智（贤）态度复杂（既有结合仁与智的一面、又有分离仁与智的一面），墨子极力强调“尚贤”，孟子坚决辟墨、也就对贤有所保留；或者说孟子发挥了孔子思想中仁与智分离、仁对智优先的方面（并可能吸收了老子对智、贤的批评），最终出现了“慎贤”的结局。似乎可以说，“慎贤”是孟子综合考虑的结果、也是孟子的“必然选择”或“唯一选择”，只是这种“慎贤”一旦出现，也就随之影响到了一系列后续环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