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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不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 在社会生活中，调整人们行为的只有法律，道德舆论一律应为法令所取代。 二是禁止一切与法令不合的言行。 韩非子特别提出“五蠹”之说，把那些好言谈的儒者、好出主意的策士、好打抱不平的侠士、为贵族服务的能人以及不从事农耕的工商之民，都定义为国家的蛀虫，主张要坚决消灭他们。 三是提倡严刑峻法。 在君主实行法治，即执掌刑赏“二柄”时，刑与赏不能等量齐观，刑的分量要远远大于赏，即：要“轻赏”、“重刑”、“刑九赏一”，为政必须“峭其法而严其刑”具体包括轻罪重判、连坐、“杀无赦”、扩大死刑适用范围。韩非子振振有词地说： 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贼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 这段话的意思是：对触犯刑律的人科以重刑，目的并不在于仅仅是惩罚“罪人”，而在于让老百姓看到触犯刑律所遭受的不利后果，使其感到惧怕而不敢以身试法，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驾驭臣下的权术 韩非子在特别强调君主一定要执掌决策权、赏罚权，决不可将大权旁落等“阳术”外，还设身处地、无微不至地为君主谋划了无数不可告人的“阴术”。韩非子说： 术者，藏之于胸中，经偶众端，潜御群臣者也。 也就是说，君主要用种种阴谋对付臣下，以达到稳固权位、提高权势、加强权力的效果。 《韩非子》与《商君书》最大的区别是：后者大部分内容，是讨论法制；而前者大部分内容是为君主谋划权术。韩非子为君主谋划权术的方式有三：先提出某具体“术”及其行使方式，再论述运用和放弃这种术的利弊，最后举出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韩非子既能把运用此术“利”的一面说得头头是道，又能把放弃此术“弊”的一面说得危言耸听，而且他例子之多，旷古绝今——此人太博学了！ 我们仅举八类“阴术”，以窥其一斑： 喜怒不形于色：君主不随意说话、不随意行事，高深莫测，使臣子诚惶诚恐。 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将自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 暗用心术：在臣下说话时，君主不动声色，甚至装出一副昏昏沉沉的样子，以观言察色，待其言毕，其意自见，君主则抓住要害，暗中盘算对策。 试探：面对可疑之事、可疑之人，“倒言反事以尝所疑，则奸情得”。也就是说，君主不要直截了当地问话，而是故意语无伦次，甚至正话反说，以此试探对方的反应，只有这样，才能了解臣下不轨之事。 一听：单独找部下谈话，各个击破。 诡使：经常说些假话，并且装模作样，以窥察臣下的反应。 权借：权势绝对不可借给臣子，不能让臣子自作主张地代表君主去办事。 有反：明白获利最大的那个人，可能就是最大的犯罪嫌疑人。 废置：君主要绝对掌握任用、废除朝廷职位的权力，而且能做到很随意，让臣下时时有危机感。 马基雅维利曾说过： 任何君主会发现，他处于一个大多数人不是善良的黑暗世界里，力图保护他自己的利益。因此，统治者如果按照道德主义者鼓吹的那些善良品质行事，就有失去自己的地位的危险。 也许，在那个没有人权、没有民主的黑暗时代，君主为了自己的生存，也只能如此！ （周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