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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仁与智（贤）上，除了“举贤”与“慎贤”之外，孔孟思想的转承还表现在二人对管仲和大禹的不同态度上。在孔孟这里，管仲是一个争议人物：管仲不死君（纠）而相之（小白）、有三归不知礼，但管仲（也帮助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孔子一方面称管仲“不知礼”、一方面称管仲“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孟子则借（曾参之口）表示非常反感别人把自己与管仲并列。“尔何曾比予于是！”（《孟子．公孙丑上》）总体上，孔子给管仲以“仁”这一很高的荣誉，而孟子则坚决拒绝管仲，为什么？古往今来对于孔孟这一差异解释的角度有很多，其中俞椒就把“如其仁”改为“如其智”。“读杨子吾子篇曰‘如其智，如其智’，而知《论语》‘如其仁，如其仁’非孔子之许管仲以仁矣。”[①] 如果说仁是褒义、智是贬义，称管仲为仁是褒扬、称管仲为智是贬抑的话，把“如其仁”改为“如其智”，显然由褒到贬，这应该是受到了孟子贬抑管仲的影响、可以说是“借就”了孟子而“偏离”了孔子。如果说管仲与智有关（有能力、有地位、有成绩）的话，管仲在孟子这里被贬抑就多少反映了孟子对智有贬抑的态度。可见，仁智偏离、褒仁贬智在孟子这里是很重要、很严肃的话题。 大禹也是儒学思想中的重要人物，宽泛说来，尧舜禹都是儒学加以推崇的重要人物、孔孟对之都赞誉有加，但细致说来，大禹与尧舜相对，在孔孟这里有细微差异，并与仁智有关。在孔子这里，在对待民众上，孔子认为尧舜未能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因而称尧舜“犹病”；与之相对，孔子讲大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因而孔子两次称“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简言之，孔子认为尧舜未能济众（“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而大禹能够做到济众（“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孔子称尧舜“犹病”、而称大禹“无间然矣”，其间的一高一低、一褒一贬不难看到，即在尧舜与禹当中，孔子对大禹评价相对较高。在孟子这里，大禹虽有一定地位（如在三治中居其一），但孟子的另外表述很值得关注。“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孟子．离娄下》）“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孟子．告子下》）严格说来，禹是否是智者、是智者还是仁者、禹之道与水之道是否相关，都可细究；但宽泛说来，结合仁与智的区分、加上孔子之言“智者乐水”，说孟子会给予大禹以“智”的称谓是很有可能的。至于大禹是否称得上“仁”呢？根据孔子的结构，大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的行为可以说是“克己复礼”、而“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如此以来，说孔子会给予大禹以“仁”的称号是很有可能的。由此孔子很可能称大禹为“仁”，而孟子则很可能称大禹为“智”，一仁一智，其间显然有所差异。孔子很有可能称大禹为“仁”，也可以说孔子会讲大禹有德（“仁”）；与孔子不同，孟子很可能称大禹为“智”，理论上就蕴含有他认为大禹在德（“仁”）上有缺陷，事实上《孟子》明确就表示“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孟子．滕文公下》）尧舜之后就是大禹，怎么能说“尧舜之后圣人之道衰”呢？就是后儒也多是以尧舜禹三代之后才是衰世、怎么在孟子这里尧舜二代之后就是衰世了呢？是否说明孟子对大禹有些贬低、不让其与尧舜并列？还有，《孟子》中明确有“至于禹而德衰”，（《孟子．万章上》）孔子称“禹，吾无间然矣”、并很有可能会称大禹为“仁”，而孟子则把大禹与“智”相连、并讲大禹“德衰”，这一高一低、一褒一贬的变化很值得体会。如此仁智分离、褒仁贬智在孟子中绝不是孤立的、而是多见的。就学派而言，对于尧舜禹，儒墨都是推崇的，但相对说来还有所细致区分：对于禹，孔子很可能会给予大禹以“仁”的称号，墨子重禹、讲“禹兼”、且“兼即仁”，（《墨子．兼爱下》）即墨子也很可能会给予大禹以“仁”的称号，而孟子辟墨、累及大禹，就可能故意不给大禹以“仁”的称号、而是把禹与“智”相连。对于尧舜与禹，孔子讲尧舜“犹病”、而讲禹“无间然”，可见孔子相对比较推崇大禹；墨子明显推崇大禹；孟子则极力推崇尧舜，而把大禹与“智”相连、还讲禹德衰（“德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仁衰”），可见孟子相对比较推崇尧舜、而相对贬抑大禹；荀子则相对比较推崇大禹（如在人性论上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而荀子则讲“涂之人可以为禹”）。可见，仁智分离、褒仁贬智是个十分严肃、涉及多学派、多方面的问题，在先秦时期，可以说是个大问题。就孟子而言，仁智分离、褒仁贬智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就理论而言，仁智分离、褒仁贬智逐渐使孟子贬低、忽略智，以至最终促使孟子由“仁智”转向了“仁义”。 从“仁智”到“仁义”，以上多是理论的逻辑推演，此外，还有最新出土材料与《孟子》本身文字的互证，这就涉及到两种四端与两种五行的异同。在《孟子》这里，常见的四端即“仁义礼智”：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 除常见的“仁义礼智”之外，仔细检视《孟子》，还会发现另一种四端，即“仁智礼义”，这种“仁智礼义”还相关地表现为“仁贤礼义”或“仁智礼敬”。 “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孟子．公孙丑上》） “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孟子．尽心下》） “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孟子．离娄上》） 贤通智、敬通义，如此以来，“仁贤礼义”或“仁智礼敬”都大体相当于“仁智礼义”。这样，《孟子》中实际上存有两种四端：常见的“仁义礼智”和少见的“仁智礼义”。两种四端的构成要素相同、但排列顺序显然有异；“礼”的位置未变，如暂时忽略“礼”，则两种四端之异实际上就是仁智与仁义之间的异同；不妨大胆说，两种四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仁义”领衔四端还是“仁智”领衔四端的问题。在两种四端中，对于“仁义礼智”这常见的四端，孟子不但在理论上给予了解释，即仁义礼智分别对应恻隐、羞恶、辞让（恭敬）、是非之心，而且在现实上也给予了解释，即“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孟子．尽心下》）而对于“仁智礼义”这少见的四端，则理论上与现实上都没有进行解释、仅仅是简单地提及。可见，孟子虽提到了两种四端，但不是平均用力、而是倾向于“仁义礼智”这一四端，以至于我们现在也多以“仁义礼智”来等同孟子四端。进一步，就是在“仁义礼智”这四端中，四者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四端的中心应是仁义。“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孟子．离娄上》）在此，仁与义有实际内容、而智礼（此处智与礼的顺序还颠倒了、成了仁义智礼，好在这次颠倒无损于仁义的主导地位）以及乐基本上就是围绕仁与义在做文章、根本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如此，仁义居于中心地位、或者说孟子以仁义统率礼智[②]，应该是比较明显了。简言之，《孟子》中至少有两种四端：“仁义礼智”与“仁智礼义”；在两种四端中，孟子更注重“仁义礼智”这一四端；并且在“仁义礼智”中，孟子明确指出仁义有实际内容、而礼智没有实际内容，这实际上说明仁义才是孟子关注的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