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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惠施：“合同异”而“天地一体” 尚在明清之际，方以智就已察觉历来所谓“名家者流”非可一概而论，但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上卷，1931）时，名辩的派系才有了切近真趣的划分。冯氏指出：“（名家）当分二派：一派为‘合同异’；一派为‘离坚白’。前者以惠施为首领；后者以公孙龙为首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68页）此后，这一对名家两派的分判在学界赢得了持续的认同。不过，更多地赞同这一划分的学人往往将“合同异”与“离坚白”置于相互驳诘的地位，而实际上，“合”只是“合同异”而非“合坚白”，“离”也只是“离坚白”而非“离同异”，“离”、“合”在这里并不构成真正的对立。相比之下，这一划分的始作俑者显然要清醒得多，他说：“惠施、公孙龙代表名家中的两种趋向，一是强调实的相对性，另一种是强调名的绝对性。”（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尽心于“实的相对性”与穷究于“名的绝对性”乃理路的错落而非论旨的抵牾，二者虽各执一端，却并不妨碍其相须而行。可憾的是，冯友兰毕竟未能深察隐贯于两种思致中的价值取向的相契，这相契原是名家两派“相与乐之”（《庄子·天下》）而非相与仇之的底细所在。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可惜其著述散轶殆尽。《汉书·艺文志》尚著录有《惠子》一篇，而至少在隋唐之后，人们欲一窥当年惠子施辩的风采，就只能借重散见于某些古代典籍的辑录或评说性文字了。在可资钩稽的若干片断中，《庄子·天下》所辑惠施“历物之意”的十个论题最可提挈论主取譬而辩、“遍为万物说”之要略。其如次： （1）“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2）“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3）“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4）“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5）“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6）“南方无穷而有穷。” （7）“今日适越而昔来。” （8）“连环可解也。” （9）“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 （10）“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这十个论题皆在于藉“合同异”之辩而喻示“泛爱”的价值归趣。其中最堪注意者为（1）、（5）、（10）三论题。 第一个论题所示予人的是“合同异”之说的适用范围或“合同异”观念所可笼罩的畛域，此即“大一”与“小一”之间。至大无外（无边际围其外）的“大一”与至小无内（无微末充其内）的“小一”是“大”、“小”的两极，这两极由定义或界说而得，而非可由经验证实；“大一”与“小一”惟有“异”而没有“同”，两者无从讲“合同异”，亦即是说，“合同异”之说不适用于对“实”无所指的纯“名”（纯概念）或绝对的“名”（绝对概念）的领域；除此之外，“实”的世界或经验世界——“至大”与“至小”或“大一”与“小一”之间的世界——中的一切，其“同”、“异”都是相对的，皆可“合”其“同”、“异”而一体视之。 第五个论题指示的是“合同异”的层次：经验事物的“种”在其所“属”范围内的“同异”之辨是“小同异”之辨；“万物”各各相“异”，而相异的万物毕竟在其各各为“物”这一点上有其相“同”，如此的“同异”之辨是整个经验世界的“大同异”之辨；“小同异”之辨是一定范围的“同异”之辨，亦即一定范围的事物间亦“同”亦“异”的“合同异”之辨，“大同异”之辨是整个经验世界范围内万事万物既“异”又“同”之辨，亦即天地万物范围的“合同异”之辨。 第十个论题申说的是“合同异”之辨的价值内涵：既然“大一”与“小一”之间的天地万物皆既“异”又“同”，那末，从相对的“同”处看，“天地”原只是“一体”，人处于这一体的天地间便应泛爱同类、“泛爱万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