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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战国初儒家子思学派的思想中迸出了反宗法制的叛逆火花，那么，早年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墨翟，则干脆反戈一击，扯起了“兼爱”、“尚同”、“尚贤”的反宗法制旗帜，另起炉灶，创立了与儒家对垒的墨家学派。儒家以宗法等级制为基础，墨家则以原始人道主义为指归。墨子自称“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可能属于当时“士”的阶层。《汉书·艺文志》将“墨家”列为“九流十家”之一，但其所云“盖出于清庙之守”，乃是根据不足的臆测。墨家学派有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其首领称为“巨子”，下代巨子由上代巨子选拔贤者担任，代代相传。墨门子弟必须听命于巨子，为实施墨家的主张，舍身行道。被派往各国做官的门徒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时宁可辞职。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首领要以身作则，实行“墨者之法”。墨家聚徒讲学，身体力行，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战国初期墨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墨翟、禽滑厘、田鸠、孟胜、田襄子等，反映了平民阶层上层分子的要求。 墨子(约前480——前390)姓墨名翟，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一说即鲁国人，宋昭公时曾为宋国大夫。他承认自己是“贱人”，可能乃接近“农与工肆之人”的“士”。墨子与子思同时。《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孔子的理想是西周初的王权宗法制社会，而墨子更将列于“三代”的“夏政”作为其理想，极可能是受了《礼运》“大同”说的启迪。而礼仪从俭则是孔子已有的思想，宰我更怀疑孔子主张的“三年之丧”，墨子提出“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以及“节葬”、“节用”等主张，只是进一步加以发展了而已。而墨子的“兼爱”、“尚同”、“尚贤”、“明鬼”等思想，则均可在《礼运》中找到影子，墨子晚于孔子，他“学儒者之业”，可能是鲁国曾子的学生。与子思同学，故两人思想多有相通之处。子思仍重于讲“礼”，保持儒家的传统；墨子热衷于“兼爱”、“尚贤”、“尚同”，则充满了对理想的追求。今《墨子》书中《亲士》、《修身》、《法仪》、《七患》、《辞过》五篇，文风古朴，而前两篇，清汪中《墨子序》云“其言淳实，与《曾子立事》相表里”，很可能就是墨翟早期学儒时的作品。《亲士》似有两处明显的错简窜入，即“今有五锥”至“故曰太盛难守也”一处和“是故天地不昭昭”至“千人之长也”一处。其插入割断文意，所云与“亲士”无关。而有些学者所强调墨子不应亲自见到的“吴起之裂”等句，即在错简之中。《法仪》、《七患》、《辞过》篇首的“子墨子曰”，似乃后人所加。墨子利用儒学理论中理想与主张的矛盾，拾取“大同”理想加以发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向儒家发起了攻击。 《墨子》一书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总集。《汉书·艺文志》著录原有七十一篇，今本为十五卷五十三篇，佚失十八篇。此书中反映了战国前期和中后期各具特点的墨家思想，乃墨家后学在不同时期记述编纂而成。其中《亲士》、《修身》、《法仪》、《七患》、《辞过》可能是墨子早期的作品。《所染》、《三辩》则是墨家后学的作品。《尚贤》至《非命》等二十四篇，每个篇题都各有上中下三篇而内容基本相同。清俞樾认为“墨子死而墨分为三”,“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后人合以成书，故一篇而有三”。这是研究前期墨家的主要资料，每篇以“子墨子言曰”开头，记录了墨子的主要思想观点。《非儒》不是墨子言论的直接记录，反映了儒墨对立斗争中墨家后学对儒家的激烈批评。《经上》至《小取》等六篇，一般认为是后期墨家的作品，将在以后论述战国中后期墨家时重点讨论。《耕柱》至《公输》等五篇，记述墨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类似儒家的《论语》。《备城门》至《杂守》十一篇，专门讨论防御战术和制作守城器械，其中有墨子和弟子禽滑厘的对话，可能是墨家传授防御守城知识的记载;其中有些篇章杂有汉代官名以及刑法制度，有人认为可能经过汉代人编撰。《墨子》内容繁富，历来注家不多，至今整理得还不够充分。 前期墨家的思想，主要就是所谓“十论”，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这是墨家哲学、政治思想的纲领，他们尽力宣传的十项教义。《鲁问》载:“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视具体情况而说教，犹如视病情而开药方，颇有医国疗世的精神。 “尚贤”即尊尚贤人，实际上是为平民阶层上层分子要求政权的口号。春秋时期的“举贤”、“荐贤”以及儒家的“尚贤”、“选贤”，都是作为宗法制世袭官职的补充手段而存在。到墨子这儿可就不同了，“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上》)，要求连“天子”都是由“尚贤”选出来“治天下之民”的。墨子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要贵族统治者“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不管什么阶层的人，只要是贤能，就“举而上之，富而贯之，以为官长”；不贤能即“不肖”的人，就应当“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贤能者即使是农人、渔夫、手工业者之类，也可以被举为天子。这在《礼运》中已经萌芽的中国古代民主思想，儒家把它作为理想却不敢引入现实;墨家将它作为自己的奋斗日标，“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精神十分感人。子思在《礼运》中托孔子之言提出的“大同”之世“选贤與（通‘举’）能”，经过墨子的改造和发展，成了古代圣王的“政之本”,“尚贤”成了一种理想化的民主选举制度。到《孟子·万章》中，便出现了托孔子之言的“唐虞禅”，尧、舜、禹“禅让”的传说便传播开来了。而《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古本竹书纪年》云“舜囚尧”，《韩非子·说疑》云“舜逼尧，禹逼舜”，虽然不大美妙，恐怕倒是近于真实的情况。 “尚同”即主张在“尚贤”的前提下统一天下;这也就是实现“大同”之意。墨子认为，在未有国家、“未有刑政之时”，人们思想不统一，“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互相攻讦，“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天下大乱是由于无“政长”。因此，施行选举制度，按照贤能等第，设立天子、三公、诸侯、正长，使百姓“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尚同上》) 天下的百姓都“上同于天子”，而天子又“上同于天”。“不上同其上者”，就要加以惩罚。这种“尚同”理想，实际上是一种建立在民主选举基础之上的中央集权制政治模式，其思想意义远远超过了学术价值，可惜它仅仅作为一种理想而存在。秦以后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则是王权宗法制和“尚贤”、“尚同”理想的混血儿，可悲的是天子世袭制一直占主导地位，“尚贤”只是维持封建统治的补充手段，而民主思想则备受摧残。墨子理想中不是作威作福，而是“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的统治者，总也无法通过选举途径产生出来。无法通过选举途径掌权的贤能之人，面对腐朽无道的统治者，便只好干起“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事业来，结果总是经过兵荒马乱，由天下大乱而达到天下大治。产生了新的天子、新的朝代之后，往往因不肯抛弃宗法世袭传统而又旧戏重演。墨子的“尚贤”、“尚同”，实在是颇有远见地开出的一剂疗世药方，无奈世人讳疾忌医，可叹墨学终于断绝。 “兼爱”可算是一种古老的“博爱”思想，由儒家的“仁”和“礼运”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发展而来。孔子将“爱人”含义的“仁”，加上了宗法等级制的内容，改造成了“忠恕”含义的“仁”;墨子主张“使天下兼相爱”，则又抽去了宗法等级制内容，因为庶人也是可以被举为天子的，等级制的界限已被打破了。所以，墨家的“兼爱”是对儒家“仁”的发展，更是对儒家“仁”的否定;在墨子看来，儒家不兼爱的“仁”，不能算是“仁”。“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上》），天下之乱，起于人与人不相爱。臣与子不孝，君与父不慈，以及“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直至盗贼之害人，都是互不相爱的结果。如果天下人能“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那就天下太平了。墨子也讲“慈”、“孝”，但并不以“孝悌”为“兼爱”之本，更不主张有等差的爱，所以，其“兼爱”具有反宗法等级制的特点，因此孟子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墨子的“兼爱”还要禁止“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诈欺愚”，反对贵族、富人欺压下层民众。并且，“兼相爱”和“交相利”是相结合的，墨子吸收并发展了子思学派“义”、“利”合一的思想，摆脱了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只讲“义”不讲“利”的片面性。“兼爱”有利于自己，不“兼爱”则有害于自身，墨子将伦理道德和功利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