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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木》篇中有一段寓言，说庄子带着弟子行于山中，见有一棵大树枝叶茂盛，却是一棵“不材”之木，这棵树因其“不材”而活得很好，没有被木匠伐去。庄子等人出了山，住在故人家，故人杀“雁”（鹅）招待，把一只不会叫的雁杀了，留下了会叫的。这是一个用心很深的比喻。不会叫的雁招惹了谁呢？最后灾祸还是找到它头上，还是被杀掉了。这说明乱世全身免祸十分艰难。避世隐居以求自保，已经很难做到。孟子曾经说到齐国的隐士陈仲子，这是一个一心想与世隔绝，过自己清静生活的人，但却做不到。孟子挖苦说，除非他变成蚯蚓钻到土里，否则清静的愿望就不能实现。（《孟子·藤文公下》）《战国策·齐策》中记赵威后问齐国的使臣说，那个“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的于陵子仲（即陈仲子），你们大王为什么到今天还不把他杀了？赵威后建议杀陈仲子的理由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政治家强烈的集权意识使“无用”也成为罪名。这就是主人家雁因不能鸣而被杀的现实背景。 庄子的“无用”主义与传统隐者的第二点不同，是有一种嘲弄隐者精神自尊的意思。这一点对于理解庄子思想的精神特质比前面一点更重要。传统隐者有一种对个人生活和自我形象的认真。他们可以傲视王侯，鄙弃社会责任，但他们对自己的安危和道德形象大多是一本正经的。前面提到的陈仲子，是这种一本正经的典型。孟子说他自己织鞋，妻子漂麻为生，即使饿到头晕眼花，也不肯吃其贵族哥哥的饭，认为那是不洁的饭。有一次在母亲那儿无意识吃了别人送给哥哥的鹅，赶紧出去吐出来。这毫无疑问是在认真地坚持某种东西。5）战国时的隐者未必都能像陈仲子那样高傲猖介，但是在隐居避世中坚持某种洁净理想应是很普遍的。战国时隐者中的传说人物巢父、许由、务光之类，就是根据这种洁净理想中编造出来的。这形象中包含着隐者群体对社会现实失望以后转向个人生活的最后希望，这希望不仅是为了个人可以活着，而且是为了有意义地活着。 可是这自我尊严的最后希望却被庄子以嘲弄的语气消解了。庄子有时也认同传统隐者对个人洁净理想的坚守，可是有的时候，庄子却发表了一种嘲弄这种理想的观点。这种嘲弄很少作为一种宣言直接从字面上说出来，而是渗透于庄子描述“无用”游世的那些文字之中。《人间世》篇写到这样一位一身邋遢，有点无赖气的游世高手： 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挫针治 足以糊口；鼓策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征武士，则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上有大役，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钟与十束薪。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 这位支离疏活得很自在，他病残得不成样子，却可以缝洗衣服、簸米筛糠过活。兵役摇役来了，正常人要逃匿躲避，他可以大摇大摆，政府赈济贫困，他又可以安享三钟米十捆柴。这就是“无用”的好处。可是在这位“无用”高人的身上，我们看不到战国时隐者形象通常有的那种自尊，这是一个“二混子”的形象。什么干净自尊全都没有了，只要有好处就得意洋洋，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支离疏的混世气息，不在于全身怪病，而在于安然地以怪病为武器谋求好处。在这以“无用”为用的满不在乎的混子形象中，隐者传统暗中坚持的最后一点自尊被消解了，只剩下一个再无任何精神分量的“活着”。 支离疏并不是庄子笔下偶一出现的惫赖人物，而是一系列有意味的形象中的一个。最意味深长的说法，是《养生主》里面的“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生，可以全身，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其中“为恶无近刑”一句，古今注庄者，鲜有直接承认庄子认为可以做坏事。庄子怎么能提倡做坏事呢？但事实上庄子在这里说的就是可以做坏事，只要不受刑法制裁就行了。这里的关键不是庄子鼓励人“为恶”，而是对做人是否应有某种准则故意不在乎。活命就行，并没有什么原则，没有什么精神上使人安慰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做点坏事？为什么不能因做坏事不受惩罚而得意洋洋？“为恶无近刑”这一段就有这种语含嘲弄的得意洋洋，与“庖丁解牛”从骨节缝隙中批刀入去的得意洋洋，支离疏甩着膀子在抓兵役的官差前大摇大摆的得意洋洋是一样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