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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儒家的对比中，我们体会到了庄子的冷峻。我们可以想起那个著名的比喻，当邻家失火的时候，要不要把你那无济其事的一桶水泼上去。孔子当然是要泼的，这不仅是一种姿态，而且是同情心的表达。他求的只是心安，而不一定是实际的结果。庄子不，当他知道泼水的无济于事的时候，他会把水留给自己。庄子是冷峻的，冷的呼唤着“无情”。比较起来，儒家是热切的，热的不能忘怀恻隐，并一直追求着推己及人。 但如果和墨子以及墨家比起来，儒家的热只能算是温的。儒家时时刻刻还想起自己，想着亲疏远近，还在做着区别，墨子则要把自己和别人一视同仁。墨家主张兼爱，这是一种无分别的爱，和儒家主张的有差等的爱是不同的。墨子的主张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5]在把别人都当成自己的时候，也就把自己当成了别人。于是对别人是爱，因为别人是自己；对自己则是摧残和虐待。“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屐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6]自苦的极至，则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墨家在追求其理想的时候，把生命完全放到了一边。 这自然是火一般的热情，但也未免太无情。墨子和他的几个弟子或许可以做到这一点，可是一般的人呢？《天下篇》评墨子之道说：“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这种高尚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墨子之道的不行也就是可以想见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墨家比儒家更具理想的色彩。越理想意味着离现实越远，其对世俗人群的影响力也就越小。这或许是庄子很少具体地批评墨子和墨家的原因吧。 但是杨朱却是以批评墨子为己任的。墨家对以兼爱等为内容的义的极端强调，为思想史提供了一个最好的重物轻生的例子。这引起了杨朱的反弹。相对于墨子的兼爱，杨朱主张贵己；因此不同于墨子的舍生取义，杨朱主张着轻物重生。他最著名的说法当然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7]这个经常被曲解的命题，显然是针对着墨家“腓无胈，胫无毛”[8]的说法，用以显示生命的重要。在哲学史上，杨朱第一个站在生命的一面突出了生命和外物的矛盾，这使他成为庄子的先驱。但和庄子不同，杨朱仍然是一个游士，他的贵己和墨子的兼爱一样，仍然是提供给君主的一种治国的方法，但治国的话题却早已经退出了庄子的心灵。因此庄子和杨朱的距离是明显的，《应帝王》中曾经提到一个叫阳子居的人，他向老聃询问着关于明王和明王之治的问题。古书中阳和杨通用，所以学者大都认为这个人就该是杨朱。无论如何，这和杨朱游士的身份是吻合的。这一点显然不会被庄子所认可，但他对生命的强调无疑给庄子做了最好的铺垫。虽然没有杨朱的名字，可是在庄子关于生命应该摆脱外物的控制的主张里面，我们也许可以发现杨朱的影子。 惠施当然是庄子一生的交游中最重要的朋友和思想上的对手。《庄子》书中既表现出对惠施无情的嘲讽，也有真诚的悼念。外杂篇中的某些记载固然不必太当真，但是庄子过惠子之墓，而感叹“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也”，[9]应该可以被看作是真实的情形。这足以说明庄子和惠施在思想对立背后的相知。曾经有学者认为整个庄子的内篇都是为惠施而做，这说法未免小看了庄子的思想视野和格局，但是从提醒人们重视惠施的影响来看，还是有积极的意义。在内七篇的范围里，惠施的名字出现在《逍遥游》、《齐物论》和《德充符》中，都很难说是正面的描述。除了《齐物论》是简单的和另外两个人一并提到外，（“昭文之鼓琴也，师旷之枝策也，惠子之据梧也”）另外两篇记载的都是他和庄子的对话。在这些对话中，惠施总是以提问者的身份出现，象是想聆听庄子的答案。这当然是一种写作的技巧，因为此种安排本身就有贬抑惠施的作用，作为提问者，而且又没有再出场的机会，其角色的被动是显而易见的。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些对话都被安放在这两篇的末尾，其意义如何也许可以有不同的推测，但总表现出某种特别的意味。如《庄子》中许多其他的对话一样，这些对话当然可以简单地用寓言来对待，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惠施是内七篇中提到的唯一和庄子对话的人物，因此和一般的寓言不同，似乎值得我们更小心的对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