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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易》的接受过程中伴随着的冲突 在《易》为儒家思想所摭取的过程中，是毫无阻碍地大步前进的吗？关于这个问题，帛书《易传》的《要》有着意涵极深的记述：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贡曰：“夫子他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緡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方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考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有焉，予非安其用也。” 依此看来的话，孔子晚年好《易》，已经到了在家时将《易》放在身边，外出时装在袋囊里带着走的程度。门人子贡对此有所批判，认为夫子教导说人格修养比占卜还要重要，因此自己也实践这个道理。因而不能理解夫子现在对《易》的喜好。对此孔子作出了解释，他认为古代文献大多正在亡佚当中，而《易》里面保留了古人的言论。因此自己完全是站在贵德的立场对《易》抱持尊重，而不是因为将之作为占卜吉凶的实用之书才有所重视。 孔子也回答子贡“夫子亦信其筮乎”的问题，说“易我覆其祝卜，我观其德义耳”、“后世之土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换言之，孔子自身的立场是以德行、仁义为首的同时而求取福、吉，这种性格和“赞而不达于数”的巫祝卜筮以及“数而不达于德”的史官卜筮有所差异。 像这样，《要》的内容很明显地以《论语·述而》记载的“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为基础。这样一来，像壁中书的古文《论语》的该段文字一样，原来的《论语·述而》的资料必须解读为“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然后以这里孔子所言为根据，也就是孔子晚年习《易》，以该成果而成书为《易传》的观念，从很早以前就存在于儒家的一部分之中。 《要》的内容中必须特别注意的是，对于孔子晚年好《易》的行为，作者以借孔子之口的形式，努力地再三解释。为什么作者会感到有必要解释？原因无非是其认为，孔子的思想立场与对于《易》的热衷，两者之间会引起矛盾。 作者将这个矛盾点，表现为子贡所说的“夫子他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换言之，这是因为对神灵的祭祀咒术或卜筮等等有所依赖的神秘主义态度，和孔子本来抱持的重视德行智慧的立场之间产生矛盾而有的疑问。 如此一来，作者将孔子的立场理解为重视德行的实践与基于智慧的判断，而反对忽略人类自我努力而依赖祭祀、咒术和卜筮的神秘主义。在《论语》中确实有这样立场的言论记录。 （1）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2）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 （3）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4）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矣。（《论语·公冶长》） 像这样，依照原本孔子对取决于鬼神祭祀和天道的未来预知采取否定态度的立场的话，在晚年热衷于《易》，就必然会引起极大的矛盾。(11) 正如同孔子被说的“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要》的作者对此有强烈的自觉，因而感到有必要使孔子解释这个矛盾。 在此，作者让孔子有所解释，例如自身不将《易》作为卜筮实用之书而好之，反而是从看重德行的立场出发，尊重保存古人言论的《易》；又如自身对待《易》的态度，是且重德行、仁义、且求取福、吉，这样和只将《易》看作是占卜用书的巫祝卜筮，以及只从《易》之中抽取天道的数理，而没有到达伦理道德境界的史官卜筮，具有不同的性格。 宛如和孔子的解释相呼应，帛书《易传》也以“德”作为基本来释《易》，例如“龙战于野者，言大人之广德而下［接］民也”，或是“此言鼓乐而不忘德也”（《二三子问》）。(12) 这样一来，就有可能与《论语·子路》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这样的说法路线一致，主张孔子的易学并非属于神秘主义立场。包括《要》的作者在内的帛书《易传》作者群，藉由这样的方法，解消儒家在吸收《易》成为经典的过程中伴随着的冲突，企图赋予孔子作为圣人资格的“详万物”品质。 像这样，儒家将作为先王之书的经典与孔子两者之间联系起来，以此为手段展开为了伪装孔子具有圣人资格的儒教运动。然而这种经学史观的形成运动，并非基于儒家整体统一性的企图而行，在内部有若干不同的流派并存着。 孟子说：“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主张孔子藉由本来是“天子之事”的《春秋》来代行教化天下之事，而专门透过《春秋》提倡“孔子王者说”。在此孟子丝毫没有提及孔子和《易》的关系。 被认为是子思学派所作的《中庸》说“子曰：‘鬼神之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这种强调藉由卜筮或鬼神祭祀等神秘手段来预知未来的论点，与帛书《易传》的立场相近，但是并没有直接言及孔子和《易》的关系。 关于同样被认为是子思学派著作的《缁衣》，在传世本中引用恒卦九三爻辞和六五爻辞说“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但是郭店楚简的，《缁衣》里面并没有引用《易》的文字。(13) 因此至少战国前期的子思学派和帛书《易传》作者群的立场并非完全一致。 《荀子·儒效》解释了儒家经典的特色，说“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但是《易》在这里没有出现。帛书《易传》很明显地采取天人相关、神秘主义的立场。例如“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系辞》）、“易曰：‘康侯用锡马番庶，昼日三接’。孔子曰：‘此言圣王安世者也。……圣人之莅政也，必尊天而敬众，理顺五行，天地无灾，民□不伤。甘露时雨聚降，剽风苦雨不至，民心相以受’”（《二三子问》）、“卦曰：‘履霜，坚冰至’，孔子曰：‘此言天时缙戒葆常也。……德与天道始，必顺五行，其孙贵而宗不灭’”（《二三子问》，“子曰：‘天道毁盈而益谦，地道销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缪和》）等等。 即使强调孔子的易学首重德行、仁义的理智的立场，与依赖鬼神祭祀和卜筮来预知未来祸福的巫祝的神秘主义，以及从天道的周期运行来预知未来祸福的史官的神秘主义性格相异，但这既然是推崇《易》的举动，就无论如何不可能不带有肯定鬼神天道的神秘主义色彩。这和荀子的“天人之分”（《荀子·天论》）立场彼此对立。(14) 因此也可以认为，荀子或荀子后学有可能企图将《易》排除在六经之外。 像这样，仅依据《孟子》、《中庸》、《荀子》等传世文献，就无法得到儒家在战国时期将《易》经典化的明证。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郭店楚简《六德》说“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语丛一》说“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可知最迟至战国前期，在儒家中确实有将《易》视为经典的现象。 这样一来，在这场将孔子与经书相连结，赋予其圣人资格的经学史观形成运动中，有一派将孔子与《诗》《书》《礼》《乐》结合，有一派将其与《春秋》结合，有一派将其与《易》结合，也有一派将其与“六经”全部结合(15)。在此必须设想一种含有各式各样流派存在的状况。《韩非子·显学》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记载着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的事情。具体上还不清楚某一个派别如何连结孔子与经书，但可以设想每一派所重的经书都不同的状况。因此经学史观的形成运动也绝非直线式的发展，而应当视为经过一种迂回曲折的过程而进行。 附注：本文曾提交由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与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易诠释中的儒道互动国际学术研讨会”，作者并在会上作了发言。（译 者：陈威瑨） 野裕一，日本东北大学国际环境研究所教授。 【注释】 ① 参《古史辨》第五册上编《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周易部分（北京，1934年）。 ② 《津田左右吉全集》（东京：岩波书店，1965年）第十六卷《儒教之研究一》第二章《易之研究》第一节《周易》。 ③ 《易与中庸之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46年）第九章《易的伦理思想》四《提要》。 ④ 《中国思想史》（东京：岩波书店，1953年）第十章《秦代的思想界》。 ⑤ 《秦汉思想史研究》（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1960年）第四章《秦汉儒生的活动》第二节《〈易传〉的思想》。 ⑥ 关于这一点详见拙稿《战国楚简与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再检讨》（《中国出土资料研究》第六号，2002年）。 ⑦ 《从出土资料看〈周易〉的形成》（汉城：98国际周易学术会议论文集《二十一世纪与周易》，1998年）、《包山楚简卜筮祭祀纪录与郭店楚简中的〈易〉》，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人文论丛特集——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⑧ 帛书《周易》的文本整理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存在。关于这一点详参廖名春《帛书易传初探》（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⑨ 关于儒教形成运动，详参拙著《孔子神话——作为宗教的儒教之形成》（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 ⑩ 关于《君子为礼》，详参拙稿《上博楚简〈君子为礼〉与孔子素王说》（《战国楚简研究2006》，《中国研究集刊》别册41号，2006年），以及《上博楚简〈君子为礼〉与孔子素王说》（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第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浅野裕一著，佐藤将之监译《上博楚简与先秦思想》，台北：万卷楼，2008年）。 (11) 当然《论语》全书并非贯串着此立场。《论语》里面也有“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子罕》）等等和天人相关、神秘主义相连接的言论。 (12)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系辞》）“坤之至德，柔而反于方。乾之至德，刚而能让。”（《易之义》）“子曰：‘上政卫国以德，次政卫国以力，下政卫国以兵。’”（《昭力》）像这样，帛书《易传》在整体上重德的色彩十分浓厚。 (13) 关于这一点详参拙稿《郭店楚简〈缁衣〉的思想史意义》（《集刊东洋学》第36号，2001年；浅野裕一著，佐滕将之监译《战国楚简研究》，台北：万卷楼，2004年）。 (14) 关于荀子“天人之分”思想，参拙著《古代中国的宇宙论》（东京：岩波书店，2006年）第五章《为何中国没有产生科学文明》。 (15) 帛书《易传》的《缪和》提到“《书》《春秋》《诗》”，因此一般认为《缪和》的作者采取的是将孔子与“六经”全数结合的立场。然而帛书《易传》所收录的六篇也不是同一时期的著作，考量其各自的形成时间有差距，因此不确定帛书《易传》作者群彼此的立场是否一致。 (16) 译者注：本文在翻译过程中，承蒙台湾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佐藤将之、台湾大学研究员江尻徹诚两位先生多所指教，在此致谢！ （原载《周易研究》2009年2期。录入编辑：乾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