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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淮南子》的杂芜早已是众口一词，自《汉书·艺文志》立“杂家”之名纳《淮南子》入其目下，后世史志遵而从之，一致地视《淮南子》为“杂家”而安顿在“杂家”的类目之下，无一例外。今日颇有人倡言《淮南子》应当归属于“道家”，这确实是一个不无根据的认识，但是，即使持这样的立场，也不能否认《淮南子》铺排的文风、堆积的内容给人造成的华丽而臃肿、丰富而杂沓的印象。 在现代学术的冲击之下，古代学术的整体结构已经破碎，坍塌成一堆思想材料，“打碎重组”是当代学人为古代学术指出的一条更新之路，这是因为时代变迁，思想范式已经改变，在现代学术的理解框架下，古代学术很难继续申张自己的完整性。在这种情况下，杂芜的《淮南子》与不杂芜的其他古典文献，似乎是一样的命运了。但是，其他思想家还有可能退回历史，声明自己的历史完整性，而《淮南子》从来就被认为是杂家，是一堆思想材料的杂合，似乎从来不曾有过一刻的完整似的。 应当说，列《淮南子》入“杂家”有理由也有失公平，理由的方面暂且不论，就有失公平而言，列《淮南子》入“杂家”至少忽视了《淮南子》站在道家的思想立场上进行思想融合的努力。《淮南子》二十一篇，每篇主题不同，其中大多数篇章是在道家的立场上展开论说的，《原道》、《俶真》、《天文》、《览冥》诸篇不用说，就是一向被认为儒家色彩颇浓的《缪称》、《修务》等篇，也都有一个道家的立场作为前提。《缪称》保留了儒家思孟学派的思想材料，学者多有论及，[1] 但是《缪称》开篇则言：“道至高无上，至深无下，平乎准，直乎绳，圆乎规，方乎矩，包裹宇宙而无表里，洞同覆载而无所碍。是故体道者……”，这是典型的道家话语，《缪称》以这样的话来开篇，充分表明其论说的基本立场是道家的。《修务》的开篇对无为进行批评，似乎持反对道家的立场，但是其全部论说，都笼罩在道家的无为语境之下，最后的结论，也是要在无为的定义之下容纳有为，肯定的仍然是无为，这明显是想在道家的话语系统下容纳儒家，协调儒、道思想的矛盾。《淮南子》的最后一篇《要略》，更是站在道家的立场上申明全书旨意，对各篇内容进行道家式的总结。《淮南子》的这些特点，表明它的作者具有在道家的思想立场上安顿全书的意图。 不过，《淮南子》自己声明的道家立场与全书给人的印象不尽相符，它站在道家立场上对全书进行的总结，也没有真正反映出《淮南子》的复杂面相，所以有人说不能相信《要略》的引导，否则将坠入迷雾之中，不易确实把握到什么。[2]不盲目遵从作者的表白，这是解读任何文本都需要注意的，但是却不能因此而不顾作者的声明和态度。尤其是当作者声明与文本印象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更需要注意这冲突发生的缘由，而不是简单地否定作者的声明。《淮南子》希望被理解的样式与它实际给人的印象显然是有距离的，对于研究者来说，解释这距离发生的缘由，比单纯相信《淮南子》或简单否定《淮南子》要重要得多。《淮南子》认同道家立场却被戴上了杂家的帽子，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淮南子》为什么没有保持住它的道家立场，变得杂芜了呢？ 二 汉初思想的大趋势是思想的融合，汉初问世的著作，都具有思想融合的特点，这一特点在传世文献陆贾、贾谊的著作中能看到，在出土文献《经法》和《黄帝四经》里也能看到，在《淮南子》这种被视为“杂家”的著作里能看到，在享有“醇儒”声名的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里也能看到。思想融合意味着思想资源的重组，重组后的某家，是指其承继了某家的学术宗旨，并以此为基本立场吸收组合其他思想资源，其学派归属是指它的为学宗旨和基本立场，并不意味它只具有来自某家某派的思想因素。如果从思想因素着眼，汉代诸子个个难逃杂家之名。 这里区分了思想因素和思想立场两个不同的概念，进行这种区分是为了说明，不同的思想因素统合在一起并不必然地造成思想的杂芜，但是具有不统一的思想立场却难免自相矛盾和思想混乱。从汉初思想的实际来看，《淮南子》和《春秋繁露》正好从两个不同的方面证明这一点。《淮南子》的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基本立场发生了游移，没有持守住它的道家立场，而不在于它同时容纳了道家以外的其他思想因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则相反，尽管有许多黄老道家的思想因素，但是因为董仲舒一贯而明确的儒家立场，他容纳道家思想因素这一点并不影响他儒家身份的定位。 思想融合是思想因素的重组，来源不同的思想因素要安顿在一起，就需要一个基本的思想立场来担当思想融合的主体。由此来看汉初的思想融合，又可以看到，先秦以来的各种思想流派并非每一家都能够成为一个有效进行思想融合的基本立场。因此，在思想融合的过程中，有些流派消亡了，而另一些流派上升成为思想融合的主体。这是一个不短的过程，它在总体上表现为百家争鸣——六家并列——儒道互补这样一个趋势。 先秦学术的基本面貌是百家争鸣，虽然百家之名目不可详考，百家之名称却是频繁出现的，例如《荀子·解蔽》：“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正名》：“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庄子·秋水》：“困百家之知，穷总口之辩。”《庄子·天下》：“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等等。百家之百肯定不是确数，但是百谓其多，却不会有错。百家之家或者是指有学术师承的学派，或者是指有相近学术宗旨的学人，总之是表示思想团体的名称。思想团体之多，以至于名以百数，百家这个名称就足以显明当时学术的繁荣。但是对于时人而言，这种为后世称道的学术繁荣更可能是一种混乱，他们身处其中，是非难辨，颇有飘摇不定的惶惑之感，这一点从百家名称出现的语境总是透露着某种否定性的评价就可以断定。或许正是这种否定性的感受，推动着学术从分判（例如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向相反的方向折转，而逐渐趋于综合。总之，到太史公撰《论六家要旨》，学术已经被概括为阴阳、儒、法、名、墨、道六家了。 如上所言，在思想融合的过程中，并非每一家都同等地具有担当思想融合之主体的资格，太史公列出的六家也是这样。阴阳家只提供了一个分类定位的思想形式，本身没有内容，而任何有意义的思想体系都必须携带着内容（也就是现实）一起走，没有内容，就不具备现实性，因此，尽管阴阳家的思想在汉代思想走向综合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这作用是纯粹形式的，阴阳家本身缺乏一个独立的价值立场，来对其他各家的思想进行综合。名家也有类似之处，它基本上是一种“技术手段”，它所关注的是辩析名言，如果不让它处理具体的思想材料，它所表现的，就只是对概念所指的关心和对言说的自觉。如果说阴阳家和名家太空洞，那么，法家和墨家就太具体了。法家提供的是一套“治术”，这套治术迷信“气力”，试图用气力来解决一切问题。然而“力的对抗”只是处理外部关系的一种极端手段，这种手段在群雄争胜的战国时代或是有效的，但是当统一已经实现，过去的外部关系转变成为内部关系以后，继续强调“力的对抗”就会造成整体的分崩离析，秦王朝的速亡在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宣告了法家作为治国经略的失败。汉初反秦气氛浓重，法家不太可能在这样的氛围下担当思想融合的主角。墨家虽然像儒家一样，有谋求整个社会全面改善的愿望，但是他们的立场比儒家偏狭，他们的愿望更多地表现为社会某一特定人群的愿望，缺少了儒家的普遍和博大. 墨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别儒，《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可以为证。墨家的概念多同于儒家，关心的范围也基本相同，都是以仁义为皈依，但是由于墨家的思想力度弱于儒家，完全可能被儒家包容而丧失其独立地位。事实上墨家入汉以后终绝，正应了他们的命运。因此，尽管阴阳、法、名、墨四家各有其特殊的思想因素，并一度成为独立学派，但是在汉初思想融合的大背景下，它们很难以各自的方法和立场成为思想融合的主体，只能以各自的思想因素为思想融合提供思想资源。这样，太史公列出的六家之中有可能担当思想融合主体的，就只有儒家和道家了。从历史的实际来看，站在儒家立场上进行思想融合的代表性著作，是汉代大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站在道家立场上进行思想融合的代表性著作，就是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集体撰著的《淮南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