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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您說的為發展生產在中國的大江大河修大壩一事，如果中國有三院制議會，庶民院提出修大壩議案，通儒院不會同意破壞生態，因為生態是天道的合法性所在；國體院不會同意淹沒文物，因為文物是歷史文化合法性所在。兩院都不同意庶民院議案，庶民院議案就不能通過，大壩也就修不成。說具體一點，如果國體院中有劉（備）家的後代，他就不可能同意長江上游兩岸與他祖輩有關的歷史文物遭到無法恢復的毀壞，他能不反對嗎？應該像英國早些時候議會制中的上院一樣，國體院必須擁有實際的立法權與法案否決權。 張：這是一個大一統權力架構下的政治體制，相互之間既要獨立，又要貫通合一，充分保證內部機制的運作及相應的制約能力，最大限度地確保決策的合理性。政治法理基礎表面一分為三，其實仍是依三為一，也可說是三位一體，一體三位。中國古代講的“一王大法”，或許可以移來以作形容。五十年代初北京城如何保留的問題，梁思成個人的建議沒有發揮一點作用，權力者要撤毀就撤毀了，其實本質上仍是對歷史文化的不尊重，文化在當時不過是經濟發展的點綴物而已。如果有三院的話，情況便可能不一樣。至少三院法律上必須通過程式，就會有一定的約束力量，不能完全避免全面毀壞，也會減少一些損失。 蔣：如果有三院的話，庶民院肯定贊成毀舊城建新城，因為新城會給庶民帶來很多便利與物質利益。一般說來，在城市現代化的過程中，無論中外，普通老百姓大多是歡迎城市現代化的，只有少數具有歷史文化意識、宗教道德精神與藝術美感心靈的士大夫（真正的知識份子）才反對城市現代化。在具體毀舊城建新城上，三院中每一院的態度會有不同：通儒院可能贊成，也可能不贊成，在兩可之間。但國體院則堅決反對，因國體院代表的是歷史文化的合法性，而毀舊城建新城的要害恰恰就是否定歷史文化的合法性，不管其他兩院有多麼好的理由要毀舊城建新城，只要國體院不同意議案就通不過，毀舊城建新城的訴求就不能實現。又如，教育部向議會提交法案要求通過，該法案規定基礎教育的歷史教材編寫要按照西方的歷史標準並以教授西方歷史為主，並規定英文的學習與數理化的學習在課時上必須超過中文的學習，在學校中師生必須一律講英語，其理由是與國際接軌，培養現代化所需人才。教育部這樣做當然還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我想庶民院會同意這一議案，通儒院可能在兩可之間，因為通儒院可能會從民意與天道相通的角度來加以解釋這一議案。國體院則斷然不同意，因為這一議案雖然有一些合理的理由，但其根本性質是否定中國的歷史文化。學習西方的歷史固然重要，但必須按照中國的史學傳統為標準來編寫中國的歷史教材，並且在課時安排上必須以教授中國的歷史為主，而不是相反。因為這樣才能使中國的學生能從歷史的學習中瞭解中國的歷史文化及其相應的歷史教訓，增強辨別歷史中是非善惡美醜忠奸的能力。這樣的教材才能通過。另外，基礎教育的目的不是培養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員，而是要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道德精神與中國心靈，上大後承擔起建設國家的責任，這就必須把中文教育放在基礎教育的首位，在課時安排上中文教學的時間應遠遠超過英文教學與數理化教學的時間。這一訴求如果沒有國體院的制度保障，如何能抵制庶民院反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議案通過呢？顯然不能！有的朋友說，儒家人物都會贊成守護自己的歷史文化，只要通儒院一院就夠了，何必多設一個國體院。我認為應該按照“王道通三”即貫通天地人的理念來設計儒教的憲政制度，具體在議會制度上則必須按照“王道通三”（通天地人）的理念來設計三院制，所以“地”的合法性，即歷史文化的合法性，必須有一憲政意義上的制度性保障，這就是設立國體院的理由。固然儒家人物大都贊成守護自己的歷史文化，但如果沒有專門的憲政制度安排（如議會）來保障中國的歷史文化，儒家人物在守護自己的歷史文化上力量就非常單薄，不足以抗衡強大的庶民意志；或者說在兩院制下通儒院的力量不足以抗衡強大的庶民院力量，因為現代民主政治就是比人多力量大的政治，而庶民院正是按照現代民主政治的理念與制度來建立，更不用說民主政治蛻變為街頭政治甚至暴民政治對政治施加的壓力了。另外，兩院制也不符合中國王道政治貫通三才的憲政理念，因西方的兩院制只是形式的不同，實質都是代表民意，若按中國王道政治貫通三才的憲政理念，西方的兩院制實是一院制，即在天地人三才中只代表“人”（民）的合法性。因此，或許西方的兩院制可合併為一院制，而儒教的三院制則不能合併為兩院制。從現代政治是大眾政治的特點來看，數量上占絕對多數的民眾具有巨大的政治力量，因而庶民院挾持數量的優勢力量最強大，幾乎可以為所欲為，從現代英國憲政下院不斷侵佔上院的權力並力圖取消上院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如果沒有其他兩院即通儒院與國體院的共同制約，庶民院就會憑藉自己強大的力量（包括所謂合法的街頭政治力量）向各方施加壓力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無法加以制約。現在的大眾政治是比人頭的政治，實際上是比拳頭的力量型政治，誰的力量大誰就具有合法性，而不是比道德比價值的道義型政治。所以，在這一背景下，多設一院即國體院，制約庶民院的力量就會大一些，這不僅符合歷史文化合法性的憲政要求，也可避免英國憲政不斷庶民化的弊病。現在我們只是將儒教憲政三院制的義理基礎與制度安排講清楚，三院制的真正落實還需要很長時間，或許還要花五十年、一百年。等到今後中國的士大夫們都明白了王道政治在義理價值與制度建構上比民主政治更全面更可欲，王道政治在中國的士大夫中達到了共識，三院制的憲政安排也就可以落實了。現在中國人在政治思想上都非常困惑非常糊塗，仍在迷戀民主政治，以為民主政治是人類最高的政治理想。所以，義理的澄清仍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我們還必須做“講明正學”的工作。 七、傳統君主制度的再思考與再認識 張：抽象形上的價值理想，必須以具體有形的社會制度為依託。這是陳寅恪早就揭櫫的，所以制度安排始終是儒家最為關懷的大事。我們需要建立一種相互制約的非專斷的透明化政治決策體系，天、地、人三種象徵符號所表徵的多種社會和政治價值都可透過相應的制度安排獲得長期穩定的落實。三院相互制衡可以保證權力的合理性運作，的確能夠多方面地體現社會政治秩序存在必需的價值，避免僅憑數量的多寡來決定國是的膚淺作法，改變數目字管理帶來的技術異化弊端。從現在的情況看，民主的勢力可說是大得要命，早已成為人人都嚮往的價值。民主的特徵在於世俗化和平面化，根本就沒有深度的生命體驗，表面上自由，其實並不自由；表面上是自我的主動選擇——自我無論在選擇意志或選擇行動上，都的確擁有自由——但其實是別人在主導自己的選擇。自我有能力選擇一切，恰恰沒有能力選擇自由。因為大家都在盲目追逐潮流，趨附時髦，跟趕風氣，炒作民意，廣告左右了人的判斷，商業話語支配了人的選擇。消極的自由有了，積極的自由卻消失了。民主政治帶來的問題確實相當大，並不能使人擁有真正的自由，至少是實質性的積極的自由。像臺灣政治搞得一團糟，真令人感到惋惜。政治秩序不公正清明，新的人文世界就難以開啟。因此，我們仍有必要尋找超越民主的更高的政治形態，重新展現中國人的政治智慧和管理能力。如果瞭解中國歷史文化，就不難知道，儒家也講公共民治，並看成是重要的政治理想。這只要讀一讀《王制》就會發現。只是儒家更強調聖賢政治，有著以聖賢來引領歷史文化的發展方向，落實王道仁政價值理想，實現天下大治的宿願，並非簡單化的數目字思維，也從來不一廂情願地迎合或討好民意。 嚴格地說，包括民主在內的一切制度，如果沒有道德的自覺配合，沒有人性的本體論支撐，缺少最深層的心靈與社會秩序的紮根，它的根基也是不穩固的。社會的凝聚是需要建構核心價值的，核心價值的建構則需要制度模式的配合。這樣才有利於正面價值的大眾化傳播，有利於人們的普遍化認同。原來我們講歷史文化維度的重要，就是認為政治體制不能自外于文化傳統之外；現在我們又講“存二王后”原則，更是對歷史文化的一種尊重。也可以說，歷史智慧能否在制度安排上有所落實，“存二王后”的思想及制度性的實踐便是一個可靠的明證。 蔣：是的，講到政治智慧，我想三代就非常了不起！比如周對兩代前朝的處理就表現出很高的政治智慧。前兩代雖已不再擁有天下，但仍承認其為一統，承認前朝一度有過天命所授的合法性，現在只是因為失德而亡天下，但就其曾為一統而言，仍然可與自己的新朝並列為三。這就是公羊家“通三統”與“存二王后”的思想所表現出的政治寬容精神，套用現在流行的俗話，具有民主的性質。春秋以後經學雖然不斷分化，但“通三統”與“存二王后”的思想仍有傳承，仍然成為中國政制的基本原則，如漢就依“通三統”與“存二王后”關於“王者之後稱公”的義法，封夏、殷之後為公。這既是中國人的政治智慧與歷史智慧，也是儒教政治開明寬容的體現。而近代黨爭中那種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作法，是真正的儒家所不容許的。 張：中國文化的特色不僅顯現在過去的歷史中，更重要的是在未來的發展中也應有所展示。特色當然應該內涵於各個領域，即便政治權力的運作也不能例外。丟失了傳統資源的支持和認同，權力的運作將會顯得蒼白與無力。公羊家的“存二王后”思想具體應該如何落實，恐怕實際操作起來還有很多問題，但至少已代表了一種超越現存各種制度的努力，我個人認為是值得肯定的。權力架構的問題相當複雜。這種複雜性決定了我們必須多方面地取鑒歷史的經驗，憑藉歷史的智慧，不要過分地為自己的理性設計能力盲目樂觀。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根本看不到當代的包拯、海瑞，也少見風骨凜然的禦史諫官，美德完全在政治行為中缺位，有時候想起來真感到悲哀。不過，只要人性還有光明的一面，人類的拯救——包括制度性的拯救——就是有希望的。王道政治在中國古代並非沒有落實，透過君主制度開明的一面即可窺知。譬如明代是專制的高峰時期，但即便是萬曆皇帝要廢嫡立庶，大臣依持儒家價值原則一致反對，他也難以達到自己的目的。目的達不到便不上朝，大臣又紛紛前往依道勸諫，他又只好忍著性子去上朝。前後罷朝上朝弄了好幾次，最終仍不能把朝政丟在一邊，臣子更沒有順著權勢一味跟風跑。中國古代尚有一日講制度，由大臣老儒進講經典微言大義，皇帝必須每天作為課業學習聆聽，當然也可預先撰寫講章，讓皇帝自行閱讀研習，更隆重的是經筵制度，每年春秋各舉行一次，皇帝必須親自祭祀先師孔子，然後按禮儀入經筵聽講。這不僅是接受儒家經典教育，成為制度化的安排，同時也表示尊重學術文化，承認正統之上尚有道統，像立長不立庶一類的政治原則，經筵講席上都有可能旁敲側擊地提及。故皇帝顧面子不願上經筵聽講，大臣又集體抗議罷朝，整個行政系統都癱瘓了，萬曆帝無法對抗，又只好繼續到經筵接受儒家教育。至於康熙皇帝，不僅每天聽朝臣講，而且有時自己也禦講，目的無非是發明聖賢修身治國的大道，確保國家權源決策大政問題上的公正無私。可見皇帝也不能為所欲為，憑藉個人私意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至少儒家傳統長期形成的“理分”壓力，就始終對君權有很大的約束力量。這類例證還有很多。今人想像王權政治就一定是非理性的，其實並非完全如此。君權的力量無論如何強大，都不能不受到儒家理法義理制度的約束。這是儒家禮制意義上的憲政制度，是一套系統的規範體系，直接由經典提供法理依據，也不妨看成是“經義治國”，體現了一種頗具有人文取向的理性主義精神。至少皇帝個人不理性，整個官僚體系仍是理性的。治權並非皇帝一個人所能獨有，而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有。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才是歷史的常態，反之則是歷史的非常態。後者會引發暴政，出現權源上的戾亂。至於儒家義理作為政治行為的法理依據，也絕非皇帝個人能隨意違背或逾越。天道天理天意並非我們想像的那樣遙遠，作為一種文明習性或制度構成因素，儘管也有可能隨時受到世俗力量的質疑挑戰，但作為制度中的人仍時時感到它的存在所造成的緊張和壓力。因此，我們似可下斷言說，同現代民主制度一樣，古代君主制度也是非常理性的。不同的是古代的制度理性尚要服從一個更高的超驗的神聖理性，現代的制度理性只服從多數人決定的世俗的利益理性而已。質言之，我們能設想一個非理性的專制官僚體制，能長期有條不紊地管理疆域如此廣大的國家嗎？ 以科舉制為例，背後的理念始終都是選賢任能，人的賢能的標準與制度的合理化標準都為國家社會所必需。當然與選賢任能理念相關的制度安排也需要在歷史文化中不斷完善，儘管難免不出現弊端，但仍然形成了最具特色的選官制度，一度成為西方國家學習的典範。科舉制度促進了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流動，保證平民階層也能通過相應的考試進入權力圈，從而擴大了政治的實踐能力和體制的包容範圍，發揮了傳統士大夫“美政”“美俗”建構秩序的作用。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是歐洲中世紀想也不敢想的事。由於開放了君主之外的所有權位，人人都可以憑藉自己的才德轉化政治身份，實現了上、下兩層的雙向對流，所以民間的聲音可以直達朝廷，朝廷則有效地確保了政治主體必不可少的高素質，避免了資源長期為部分人把持所造成的弊病。過去孫中山便稱讚考試是一種很好的制度，可以彌補西方民主憲政的缺陷或不足，應該作為中國制度特色來重新加以建構，使其獲得現代形態的新發展。 科舉制度當然也會異化，一如任何制度都有可能異化一樣，但我們仍不能不承認，近代文官制度的遠源與中國科舉制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科舉制度曾是人類歷史上最文明的制度，是文明發展進入高級社會形態的制度化標誌。它後來在西方得到進一步的完善，而我們卻忘記了西方制度的中國根源。歷史的吊詭性和複雜性，有時真會出乎意料之外。但即使科舉制度遭到廢除，“選賢任能”作為一種政治理念仍會長存，無論我們如何建構新的制度架構，“選賢任能”都是考量其是否合理的一項標準。制度的建構必須充滿禮的精神，禮的精神實質就是人文性的精神，既包含了西方所謂的理性，擔又不完全等同於他們所能知道的理性，它既是一套動態的涵蓋面極為廣泛的規範體系，又是人的生命實現必須經歷的文明教化提升過程。 蔣：我同意你的看法，中國的君主制是一種受到儒家義理以及政治制度約束的君主制，而不是如“五四”知識份子妖魔化的無法無天不受任何約束的君主制。這應該是中國歷史的常識，本不須申明。但現代的中國人仍受到“五四”知識份子妖魔化中國政治傳統的影響，仍不加分析地在現代性政治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下完全否認中國的政治傳統，說中國的政治傳統就是吃人、騙人、殺人。這是現代中國知識份子潛意識中已經固化了的認知狀態，是一種不講道理的政治意識形態，這顯然與他們鼓吹的啟蒙理性與寬容精神背道而馳。我們不能閉眼不看歷史事實而一概將中國政治傳統妖魔化，歷史中的複雜問題只靠簡單的意識形態態度是解決不了的，必須以實事求是的史學精神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才能解決問題。其實近代以來的西方政治也存在著許多問題，現在的民主制度也未必就能解決政治中的所有問題。比如，人類最高貴最神聖也是最重要的情感——忠誠——在現代的民主政治中已蕩然無存。在民主政治中，民眾與總統、首相的關係完全是一種世俗的建立在理性計較自身利害得失上的契約關係，民眾與國家以及國家領導人完全是在訂立政治合同做政治生意，從而導致了民眾與國家之間喪失了深厚的宗教道德情感的聯繫（忠誠就是最深厚的宗教道德情感），致使把國家的統治基礎完全建立在狹隘自私的理性上造成了政治秩序的冷漠與脆弱。所以，因為這一原因，伯克批評現代民主政治把國家降為做煙草胡椒生意的公司，邁斯特也批評現代民主政治完全扼殺了人類忠誠的情感，並申言在人類政治制度中能夠最充分體現人類忠誠情感的恰恰是君主制！從現在還保留一點點君主制痕跡的民主國家來看，民眾對總統、首相不存在忠誠情感的問題，但對傳統的君主仍保持忠誠卻大有人在。現在無論是英國女王的生日，還是日本天皇的生日，或是生了皇子，皇族婚嫁慶典，不少民眾都發自內心的情感前往祝賀，真誠地通過各種方式來慶祝，以表示自己對君主的忠誠。政治與國家不盡相同，在現代契約主權論理性思維的影響下，不管姓資姓社，政治日益理性化，但國家則不能理性化，國家是千百年來先祖情感、當代人情感與未來子孫情感的結合體，維繫了無數死去的人、活著的人與未生的人的感情聯繫。這種感情聯繫的仲介就是君主，有了君主的存在，國家才有活的人格象徵，因而才有國民生命存在上與道德情感上的親和力，才有感情上的凝聚中心。所以，國家更多地是情感的，而非純粹理性的。對於這一問題，現代西方政治不僅不能解決，反而是造成此一問題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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