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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极必反，数穷则变”是欧阳修《易》学研究中贯彻始终的思想，也是欧阳修创新精神的哲理基础。欧阳修在讲解《易》时说：“物极必反，数穷则变，天之常道也”，⑸并且告诉人们这个道理是贯穿《周易》全书的总道理，认识和掌握这个道理是正确理解《易》义的关键，也是指导人们行动的正确理论。欧阳修认为，“物极必反，数穷则变”不但是通盈天下之道，而且是四时恒久之道。他说：“恒之为言久也，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⑹在这里他告诉人们，恒久不是静止不动、永远保持原貌的恒久，而是运动变化发展的恒久，静止不动不可能保持恒久，客观事物只有在变化发展中才能保持恒久。欧阳修进一步指出，“久于其道者，知变之谓也，”⑺君子明于恒久之道就能知进退存亡之理而化育天下。欧阳修这些认识已经包含着辩证法思想。 “除弊兴利，革故鼎新”是欧阳修创新精神的实践目标。北宋一朝，多有沿袭前朝五代时的纷乱制度，所以官制、兵制等方面都明显存在冗滥的弊病。到仁宗时，冗官、冗费和冗兵这所谓“三冗”问题已成积弊，造成严重的政权危机和社会危机。欧阳修在朝历仕知谏院、知制诰、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副宰相)等要职，经过不断的深沉思考，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发展生产、节约财用，严明赏罚、澄清吏治，练兵选将、巩固边防等改革主张及一系列除弊兴利，革故鼎新的具体办法。完全可以说，改革创新是欧阳修献给他的那个阶级和那个时代拯危救弊的一副良药。 欧阳修不仅有改革者的思想，也有改革的实际行动。他不仅是庆历新政的参与者，而且是新政决策集团的主要一员。新政酝酿期间，在围绕要不要改革的“庆历党议”这场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中，欧阳修坚定地站在改革派一方。他曾上书力荐改革派人物范仲淹，也曾为受打击的改革派官员辨冤，他更直接指斥阿附保守派代表人物吕夷简、诋毁范仲淹的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⑻为改革派争取领导权做了充分的实际工作，对促成改革出了大力。在新政实行期间，他参与决策，提建议，出主意，也切实督察新政的实行情况。例如，他连上三书按察官吏，他提出不循常规，于军中选将；他两论台官不当限资考；他建议整顿馆阁官职以杜绝冗滥，又两论更改贡举；欧阳修还连上两书建议黜降不能按要求按察部下官吏，致使昏官赃吏得不到惩处，造成地方动乱的京西按察使陈洎、张昪，使陈、张两人受到降职处分。庆历新政失败以后，欧阳修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而且为贯彻这些主张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比如：他主张不次用人，便向朝廷举荐才学、品格具佳的布衣士人苏洵、陈烈；他也曾奏请奖用70岁的老将孙沔。至和二年(1055年)他管领三班院，见官员冗滥空前，曾奏请进行厘革，“立定新制”。⑼嘉佑五年(1060年)他领管群牧司，因见“积习成弊”，也曾奏准改革旧制。他奉使河东时，见朝廷禁止耕种沿边之地，造成很大祸患，便拟定了召募耕种人之法，奏请朝廷施行等。尽管庆历新政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改革创新精神正是欧阳修及其那一代人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遗产。 特别需要论及的是，欧阳修成功地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宋初以来的西昆体诗文“缀风月，弄花草”，一味好奇尚怪、粉饰太平，到仁宗时已成为不利于封建统治的因素。适应当时朝政改革的要求，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兴起。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贡举时，带头改革科举考试制度，起用了一批有用人才，从组织上为改革宋初的文风准备了力量；他痛抑“时文”的险怪风气，提倡平实文风，并以大量的创作实践引导宋文走向平易自然、关心现实生活的康庄大道。欧阳修一生著述丰厚，凡22种，仅《四库全书》就收录或存目13种。他个人编著《新五代史》，又主编《新唐书》，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他个人占了两部，从数量上看也是一个巨大成就。他编史，讲求义例，创制新体，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封建正史的体例。欧阳修又是我国金石学的开创者，他的《集古录跋序》是我国金石考古的第一部专著。欧阳修早年参加编写的《崇文总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官修总书目。他编撰的《欧阳氏谱图》，改造家谱体例，创制谱牒新样式，为明清两代私家修谱及谱学繁荣创造了条件。欧阳修是著名的诗人、词人，更是杰出的散文作家。他的诗词文都能变古创新，形成个人特有的风格，处在开风气之先的倡导地位。他的《六一诗话》创立了一种漫话闲谈式的论诗体例，开文人诗话之风。他的《秋声赋》一改旧的传统方式，糅进了散文的表现手法，为诗文革新运动的深入发展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正如南宋文学家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指出：“庆历后，欧阳修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毕仲游撰《欧阳叔弼传》云：“本朝欧阳庐陵文忠公起于天圣、明道间，主天下文章之盟三十年”。经过欧阳修及其后继者的努力，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结束了骈文独霸文坛近乎千年的历史，开拓了古文顺利发展的新境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