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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体达用之学”不同于进士场屋之学，其意义又可解析为二： 其一，“明体达用之学”虽然是为政教立本，但因其不是为了功名之苟得，所以它亦有相对独立于科举、政教的性质。也就是说，它的价值不必非要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入帝王之“彀”中才能实现，它自身亦有“道义之乐”的内在价值。这一点在科举制度下实非常重要，因为国家官僚机构的职位有限，科举取士毕竟只能考取士阶层中的极少数，而绝大多数士人免不了终身是一寒儒、白衣、处士。以往的儒门之所以淡薄，正是因为科举竞争的激烈，使“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当功名之心磨练得淡泊之后，就免不了归佛入老，闲适山林。“明体达用之学”要将儒家之道“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此其所以不同于佛老；同时，它也为未能进入仕途或从仕途遭贬的士人提供了一种能够安身立命、自有“道义之乐”的思想境界，此其所以把广大士人从佛老吸引到儒门。宋明新儒学就是以此来排斥佛老，“收拾”人才。 范仲淹虽然27岁登进士第，但他不图富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当其晚年，子弟要为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他说：“人茍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年谱》）这正是宋明新儒学为广大士人提供的一种不同于佛老的思想境界。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此“二者”即：“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以及“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这“二者”或感人生际遇之悲，或喜心契自然之乐，实是喻指佛老。宋明新儒学开出了一种有异“二者”的思想境界。 孙复四举而进士不第，受范仲淹的激励而“安于学”，至庆历二年他50岁时才以处士为国子监直讲，他也正是其所谓“挺然特出、不徇世俗之士”。石介既为学官，作《明隐篇》，以语于朝曰： 孙明复先生，畜周孔之道，非独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四举而不得一官，筑居泰山之阳，聚徒著书，种竹树桑，盖有所待也。古之贤人有隐者，皆避乱世而隐者也。彼所谓隐者，有匹夫之志，守硁硁之节之所为也，圣人之所不与也。先生非隐者也。（《宋元学案·泰山学案》） 于是范仲淹、富弼推荐孙复“有经术，宜在朝廷”。庆历新政改革科举，意在鼓励孙复这样的学人，把其中的佼佼者选拔到朝廷的大臣和郡守队伍中，但这样的学人只是“宜”在朝廷，其中的大多数仍免不了“有所待也”。因此，确立“道义之乐”的内在价值，对于这些士人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虽然没有进入仕途，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隐者”，而是“探索圣贤之阃奥”、忧国忧民而又有“道义之乐”的儒家之士。 二程早年受学于周敦颐，“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周敦颐后来被尊为理学之开山，他让二程所寻的“孔颜乐处”就是一种“道义之乐”的思想境界。 程颐“始冠，游太学”，胡瑗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程颐之作，“大惊异之，即请相见，遂以先生为学职”。程颐在此论中说：“颜子所独好者，何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河南程氏文集》卷八）程颐体会出，要得到“孔颜乐处”，就必须“正其心，养其性”，具有“中正而诚”的思想境界。注重心性修养并且开掘儒家的心性理论，这是庆历新政为宋明新儒学启示的一个发展方向（范仲淹劝张载读《中庸》，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范文正公集》卷二十有《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亦是启示这一方向）。《安定学案》载黄百家案：胡瑗对程颐“知契独深”，“伊川之敬礼先生亦至，于濂溪虽尝从学，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称也”。程颐敬礼胡瑗，而胡瑗曾与孙复、石介同学，此所以《宋元学案》“托始于安定、泰山者，其意远有端绪”（《宋元学案》序录）。 其二，“明体达用之学”不同于科举场屋之学，从经学发展的意义上说，就是贬斥“墨义”（汉唐章句注疏之经学），而直接领会儒家的经旨、经义，从而开辟了经学历史的“变古时代”。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宋史·范仲淹传》）。其所谓“泛通”，就是领会六经之大旨、大义，而不是矻矻于经书的章句训诂。他著有《易义》一篇，解释了乾、咸、恒、遁等二十七卦的卦义，另有《四德说》、《穷神知化赋》、《乾为金赋》、《易兼三材赋》、《天道益谦赋》、《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等等。其易学著作以义、说、赋的形式写出，这也很见范仲淹的学风特色。在《易兼三材赋》中，他说： 昔者有圣人之生，建大易之旨，观天之道，察地之纪，取人于斯，成卦于彼，将以尽变化云为之义，将以存洁静精微之理。（《范文正公集·别集》卷三） 他所注重的就是“大易之旨”，认为《易经》兼天、地、人三材之“道”，包含了“变化云为之义”、“洁静精微之理”。“旨”、“道”、“义”、“理”，这是范仲淹易学著作的几个关键词。在《天道益谦赋》中，他说： 士有探造化之真筌，察盈虚于上天，虽秉阳之功不宰，而益谦之道昭宣，万物仰生，否者由斯而泰矣。……原夫杳杳天枢，恢恢神造，损有余而必信，补不足而可考。是故君子法而为政，敦称物平施之心；圣人象以养民，行裒多益寡之道。……究至理之本，贵必始之于贱，益乃生之于损。既人事之在斯，又天道之奚远。高者抑而下者，举一气无私；往者屈而来者，伸万灵何遁。……我后上德不矜，至仁博施，实兆民之是赖，无一物之不遂。贵退让而黜骄盈，得天道益谦之义。（《范文正公集·别集》卷三） (责任编辑：admin) |